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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教员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在这所学校，教员只读了半年，但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商鞅徙木立信论》。
文章开头就写：“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这是教员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六百字，但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文章很好，但我今天想探讨的却不是教员过人的才气，而是对当时19岁的教员来说，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民智未开，群众愚昧，不思进取”，而探索救国之道，他是在沿着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
辛亥革命后，我们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许多人意识到：先知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之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一个根本原因。
先进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制不如人，也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思想文化不如人，救国之道的关键，在于要把注意力转向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教员。他不仅每期必读，还把胡适之和陈独秀奉为偶像。
《新青年》开悟民智，教化青年，但笔者想说的，也并不是教员对《新青年》的热爱，而是教员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救国之道。
他依旧认为“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救国之道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1917年8月23日，教员给亦师亦友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教员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
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在教员看来，改造中国的本质，就是要改造群众落后的思想观念。
所以，这个时期的教员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
1919年4月，教员离京返湘，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7月，教员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
他不仅是《湘江评论》的主编，还是主要撰稿人，一个月的时间里，教员为《湘江评论》撰稿超过40余篇。
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写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在《学生之工作》中，他写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
在《民众的大联合（一）》中，他写到：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
在《健全会之成立及进行》中，他写到：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
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的教员一直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世界的“大本大原”，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从五四运动开始，教员的思想已经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和历史。
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践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坚定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
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不是空洞的说教和批判，而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
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从1912年到1919年，教员用了近八年的时间终于明白，中国的根本问题绝不仅仅是民众的愚昧麻木无组织，而是因为旧社会的生产关系让群众受尽剥削。所以，要想真正改造中国，单纯的说教启发民智是行不通的，只有联合民众改革旧社会的生产关系，让民众获得足够的生产资料才是前提与核心。
后来，教员投身农民运动，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土地革命，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讲完了青年教员的心路历程，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笔者还想多讲几句。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社会意识、观点、思想，其背后必然有社会存在方面的原因，是社会存在决定了这种社会意识，然后这种社会意识才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存在。
如果只强调社会意识层面的东西，只强调观念、思想，忽略产生这种思想的社会物质基础，那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或者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就像教员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拥政爱民运动》中写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的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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