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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即用彩色经纬丝织出的带有图案花纹的织物。色彩鲜艳，质地坚致，织锦为各类丝织品中之上佳者，古来享有赞誉。锦色缤纷如似贝纹，故古人亦称织锦为“贝锦”。《诗经·小雅》中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 汉·孔安国《尚书注疏》载：“贝锦，凡为织者先染其丝乃织之。”清·胡渭《禹贡锥指》载：“贝作锦名，为是贝有玄黄紫白之文象，五色之织，故取以名焉。” 清·王夫之《周易内传》载：“一经一纬……一阴而间以一阳，萋斐以成贝锦，人为之巧毕尽。”
“锦”字，先秦时期即已出现，《诗经·卫风》中有“衣锦褧[jiǒng ]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有：“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传说织锦最早产生于唐尧时期。晋·王嘉《拾遗记》中记载：“贠桥山，一名环丘……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fǔ fú]。” 宋·高承《事物纪原》载：“唐尧之时，海人织锦以献，后代效之，染五色丝，织以为锦。” 民国·朱启钤《丝绣笔记》载：“锦始于尧时……唐诸州贡绫绸纱罗及紵布……宋织贡之锦绮绫罗花纱及绸绢。” 先后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与湖南长沙左家塘战国墓中出土的织锦，表明了在西周至战国时期，织锦工艺已趋成熟。
“锦”字，从金从帛，帛，即丝织品的总称，表明锦与帛有关；金，引申为光彩灿烂，亦表明锦之价贵如金。汉·刘熙《释名》载：“锦，金也，作之用功重于其价如金。” 由于需要拼图对彩，不同颜色的经纬线穿织中，劳神且费时费力，织锦的珍贵自不待言。华丽鲜明且厚实坚致的织锦，可裁作衣服，可缀为装饰，自然也是旧时达官贵人，即所谓锦衣玉食者之所爱。衣锦还乡，则成了当官入仕者的一种荣耀。
成都老官山汉墓中出土的机构完整、部件齐全的织机模型，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等处出土的各类纹饰精美的织锦，充分说明了汉代时织锦工艺高度发达。因其华丽贵重，汉代设官办织造机构，织锦为宫廷所专享，以及作为对外赠礼和贸易的特色产品。新疆民丰、楼兰等地出土的锦袍、锦袜、锦被等织品，是为“丝绸之路”上汉锦对外交流的重要物证。其中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高经密汉锦护臂，由五种经线起花，织造工艺高超，令世人惊叹。
织工精良，图案丰富，这种以多种经丝起花的汉锦，正是古代蜀锦的典型特点。秦灭蜀后，大批秦地织锦工奴迁移入蜀，中原先进的织锦工艺也随之带进蜀地。蜀地织锦业的蓬勃发展亦由此而始。清·谷应泰《博物要览》载：“历代虽有锦而未彰，汉时西蜀贡锦始称。” 民国·朱启钤《丝绣笔记》云：“盖春秋末时蜀未通中国，郑卫齐鲁无不产锦……自蜀通中原而织事西渐，魏晋以来蜀锦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 蜀锦，狭义上指蜀地所产之锦。实际上，以织法同源相称，更为准确。例如元·费著《蜀锦谱》中记载的蜀锦“细色锦名色”中，就有秦州锦与湖州锦。各地所产蜀锦，同中有异。三国魏·曹丕《与群臣论蜀锦书》中有：“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 相沿为名，蜀锦成为一类锦，或区别于他类锦的通称。
两汉时期，成都为蜀地良工巧匠最为集中和织锦业最为发达的地方。成都所产织锦，驰声走誉，名扬四海。《宋史》载：“蜀中富饶，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 明《蜀中广记》载：“蜀锦实见于汉也，山谦之丹阳记曰，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吴皆资于西蜀，至是始乃有之。” 清·胡渭《禹贡锥指》云：“汉世美锦出成都。” 自汉以后，蜀锦一直为丝织物之上佳者，备受推崇，与吴绫、越罗、鲁缟、楚縠等他地织物各领风骚。
蚕桑之事，古来为重。相传古蜀王蚕丛氏教人蚕桑，蜀地始有织锦。明·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蚕丛，初为蜀侯，后称王，教民桑蚕，蜀人至今德之。” 清·沈练《广蚕桑说辑补》载：“各州皆有蚕丝，皆有桑树，虽梁州未有明文，而自蚕丛氏教民养蚕后世蜀锦重天下。” 德重恩弘，蚕丛氏被尊奉为“青衣神”，宋《太平寰宇记》载：“成都圣寿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蚕丛氏也。” 清·蔡方炳《广舆记·眉山》载：“青衣神庙。青神，昔蚕丛氏服青衣，教民蚕事，立庙祀之。” 黄帝元妃嫘祖也被奉为“蚕神”。清《御批资治通鉴纲目》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zhú]之患，后世祀为先蚕。” 旧时蜀中多地设有先蚕祠以祀蚕神。汉代，蚕桑与纺绩已经成为百姓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例如，四川彭州义和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刻绘有“桑园”图景；成都土桥曾家包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刻绘有“织机”图案。
▲ 东汉 画像砖（彭州义和出土）拓片
蚕桑事重，蚕丝成为一种财富来源。宋《元丰九域志》载：射洪有“蚕丝山，每上春七日，远近士女游于此山，以祈蚕丝。” 清乾隆《潼川府志》载：“潼之妇女，颇勤蚕桑。” 历朝历代，桑蚕、蚕丝，以及织成品，一直为蜀中商市之重要物品。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载：“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 清乾隆《遂宁县志》载：当地“比户饲蚕，其丝最广，有水丝火丝之别，商贾趋为蚕市。” 清乾隆《盐亭县志》载：“城乡有丝市、蚕市，远近商贾云集。” 清光绪《西充县志》载：“惟蚕桑为充最宜，每入夏丝成，商贩辐辏。” 成都则成为集贸繁盛之地，清嘉庆《温江县志》载：“邑多桑人家养蚕，获茧多不自缫织，售于贩者缫丝于成都。” 宋代，府城成都在圣寿寺、大慈寺、南门、西门等多处设有蚕市，此外，还另开设有锦市。宋《成都古今记》载：成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
谈及古代蜀地蚕桑，有必要提及陕南石泉出土的汉代“鎏金铜蚕”。得蚕之丝，方有锦帛，唐·杜光庭《仙传拾遗》载：“蚕丛氏自立王蜀，教民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年年春置蚕市也。”汉代蜀地，疆域广阔，时设汉中郡，为益州所辖。陕南石泉一带，古来广植桑柘，男尚耕作，女勤织纺。比例适当，形象逼真，石泉出土的鎏金铜蚕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要特别提及藏于广元皇泽寺的《蚕桑十二事图》石刻。该组连环画石刻，采用白描阴刻手法，表现内容分别为“选椹”“种桑”“树桑”“条桑”“窝种“体蚕”“馁蚕”“起眠”“上簇”“分茧”“腌种”“缫丝”，即育蚕治丝之古法旧例。曾于清代嘉道年间先后任昭化、南部、广元、眉山县知县，以及叙州府、松潘厅同知的曾逢吉，为该组石刻的倡制人。曾逢吉在四川几地任职期间，致力蚕桑，著有《树桑三利》、《树桑五法》等书。镌刻细腻、图绘精致的《蚕桑十二事图》石刻，早先以立碑形式置于先蚕祠内，后移至皇泽寺嵌于岩壁之上。汉代“鎏金铜蚕”与清代《蚕桑十二事图》石刻，可谓是古代蜀地民重蚕桑的重要物证。
▲ 邮票 《汉·鎏金铜蚕》
▲ 清 《蚕桑十二事》石刻（局部）拓片 寸锦胜匹练，蜀锦因其珍贵而成为一种荣华富有的象征。三国时期，刘备占据蜀中，蜀锦成为王公贵族的财富，晋·陈寿《三国志》载：“先生平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 宫中“正殿安御床，施蜀锦流苏。”作为蜀地特产，蜀锦也成了蜀汉政权补充国力与军费开支的来源。宋《太平御览》引《诸葛亮集》：“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蜀锦与金银珠宝一样，往往也是胜利者抢掠的财物。唐·马縂《通纪》中记载：“继岌、郭崇韬等大举伐蜀，十一月蜀主王衍出降，大军入成都。自兴师凡七十五日，蜀平，得兵士三万，钱一百九十二万贯，金银共二十二万两，珠玉犀象二万，纹锦绫罗五十万……”。
早期，蜀锦织造以多综提花织机为主，唐宋及至后期则多用花楼织机。唐代，蜀锦的织造工艺更臻完美。瑞锦宫绫，章彩奇丽，唐代文学家、农学家陆龟蒙所作《记锦裙》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云：上元瓦店寺中所藏之天后武氏的罗裙与佛幡，“皆组绣奇妙”，有好事者李君拿出蜀锦裙一幅示人，该蜀锦裙上，左有鹤，势如飞起，右有鹦鹉，耸肩舒尾，禽鸟之间隔以花卉，五色间杂，其精其美，“神乎技矣”，令人叫绝。清《博物要览》中列举的宋以前历代名锦有鸾章锦、绨锦、斜纹锦、蒲桃锦、鸳鸯万金锦、绿地五色锦、蛟纹万金锦、连烟锦、紫鸾锦、迴文锦、浮光锦、明霞锦、冰蚕锦等。至宋一代，织锦花色更加多样，元·费著《蜀锦谱》中记录的宋时锦院与茶马司锦院所产织锦花样，就有五十多种，其中仅“官诰锦”类就有盘球锦、簇四金雕锦、葵花锦、八答晕锦、六答晕锦、翠池狮子锦、天下乐锦与云雁锦八种之多，而“细色锦名色”更是有十九种之多。汉代至宋，蜀中多地产锦，成都以外，绵州、巴州、万州、黎州、叙州等地皆有织造，岁以充贡。清嘉庆《四川通志》载：“【唐志】绵州土贡锦，又贡红蓝蜀锦。” 宋《元丰九域志》载：“巴州……土贡锦五匹。” 元《文献通考》载：“万州……贡锦。”
▲ 宋 《天工开物》花机图
成都，又称“锦官城”、“锦城”。《蜀锦谱》载：“蜀以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锦官’，江名以'濯锦’。” 晋·任豫《益州记》载：“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也，今号锦城。” 锦官，即锦院监管之官，或称治锦之官。锦帛织造，以及岁输上贡等，由官府派员督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释地》载：“锦官城，在万里桥南。注：成都呼为锦官城以其地有锦官，如铜官、盐官之类。”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载：“许令本司辟差马务监官一员、锦院监官一员，并以小使臣奏辟，两年为任。” 明万历《四川总志》载：“牛大年，绍定末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兼董织锦。” 关于锦院机构的设置及其规模，《蜀锦谱》中记载：“元丰六年，吕汲公大防始建锦院于府治之东，募军匠五百人织造，置官以莅之……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一十，而后足役……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
锦帛织成，须用清水浣濯，以鲜明其色。锦里、锦江之名因由于此。晋《华阳国志》载：“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 唐·李肇《唐国史补》载：“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后文綵焕发。” 宋《郡县志》载：“李冰既錾离堆又开二渠，一渠由永康过新繁入成都，谓之外江；一渠由永康过郫入成都，谓之内江，蜀人以此水濯锦鲜明故又名锦江。” 清·卫杰《蚕桑萃编》载：“锦江染式，沤法须用清水，水清则色鲜，暴时不可过高，过高则质燥。近来成都机房多于锦江河濯帛，而暴之于地上，故蜀锦最佳。”
▲ 清 《蚕桑萃编》内页 质地坚致，色彩鲜艳的织锦，自然也为“外番外夷”所爱。汉代时，织锦即通过“丝绸之路”销往西北边地，以及远至西亚、中亚等地。新疆出土的汉锦，以及青海出土的唐锦，昭示着汉唐时期中原与外域以织锦为纽带的文化交往历史。1959年，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一件标有“陵阳公样”的绫织物，该织物上有题记——景云元年双流县折绸绫一匹。这表明唐景云元年（711年）前后，蜀地双流（今成都辖）有丝纺业，时产织物通过“丝绸之路”对外交往。宋代，蜀锦依然是赠礼之备选物品。宋·李心传《建炎以来年要录》中记载：“诏成都府路转运司收买川锦二十万缗、潼川府路转运司收买青丝摴蒱[chū pú]绫三十万缗，准备礼物使用。” 宋代设买马监牧司，大量购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匹，购置方式多采用博易方式，即用盐茶锦帛等物与之交换。宋时置茶马司与锦院为一体，即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织锦生产，以及对外博易等事务。宋《嵩山集》中记载：“四川买马监牧司，岁以锦市马于西南夷。” 宋·熊克《宋中兴纪事本末》载：“岭外与西南夷接境，有马可市，而大理特磨诸国所产尤多，又工部侍郎韩肖胄亦言战以骑兵为胜，今川陕马纲不通而广右隣诸番，可用锦帛博易。” 元《蜀锦谱》载：“建炎三年，都大茶马司始织造锦绫被褥，折支黎州等处马价。”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载：“祖宗马政茶马司并专用茶锦绢博易，蕃汉皆便。”
▲ 唐 双流县折绸细绫题记 日本国对蜀锦也是推崇备至，喜爱有加。日本明治时期著名诗人国分青崖《青崖诗存》中有诗句：“直讶吴绫连万匹，正知蜀锦值千金。” 明治《昭代诗文》所辑录的高锐一《花品集英叙》中记载：“吴绫蜀锦，各檀其美，而他产竟不能及矣。” 唐代时，蜀地工匠东渡日本，将织锦工艺传至东瀛。至今，日本国本土所产的一种织物，还冠以“唐织”的名字。明治《产业部》中记载：“唐织者，以五色丝织成花鸟或菱花等之杂品之纹，效蜀江锦者也，故号唐织。” 日本的一些机构还收藏有隋唐时期的蜀锦，如隋“四天王狩猎纹锦”、唐“赤狮凤纹蜀江锦”、唐“格子花纹蜀江锦”，等等。日本国所称之“蜀江锦”，即唐时蜀锦。日本近代历史学家黑板胜美《后鉴明治》中即有“吴郡绫，蜀江锦”的记载。
蜀锦织造，自汉代勃兴，至唐及宋，不断登峰造极。元明时期，因于兵燹战乱，蚕桑业与织造业遭受严重打击而一蹶不振。明代时，蜀锦产量及其名色大为减少。明·何宇度《益部谈资》载：今蜀锦“名无多而价甚昂，不可易得。” 于清一代，织造业得以重振。清中晚期，江浙之外，四川成为织造大省，而成都则为织造业最为集中之地。清同治《成都县志》载：“城内百工咸备，皆有裨于实用，其精巧者无过于织造，有宫绸、宁绸、线缎、巴缎、倭缎、闪缎、线绉、湖绉、薄艳平纱、明机蜀锦、天心锦、浣花绢、龟兹栏杆，每年采办运京，常以供织造之不足。” 关于清末民初成都织锦远近闻名之历史，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刘德谦，“少长就塾读，尤聪颖，年十二，有客自成都还，言蜀锦名大噪，蓉垣以外无织而售者，若有之利倍蓰。祖以文以为然，遽命其辍学赴蓉事机织，六年艺成，住蓉城织售数年。以道远归省难，乃移业重庆走马街。”
新时期里，蜀锦织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与发展中，亮丽华贵的蜀锦，被更多的识者所喜欢和重视。代有传人，无比欣慰。蜀锦，正在迎来新的辉煌。文章最后，集古人之诗句作一“集句诗”《蜀锦赞》： 夜雨催成蜀锦机，——唐·张 祜 满地蜀锦照深衣。——宋·乐雷发 织成蜀锦千般巧，——宋·释道枢 毕竟还他蜀锦奇。——明·朱日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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