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12月27日，南京。 此时距离南京解放仅仅不到5个月，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在准备渡江战役。 寒冬腊月的深夜，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任宗炳接到特务队长的命令，和另外8名特务一同去执行秘密任务。 他们三人一组，负责杀害三名不知名的中共党员。 第一名被害人被带到了值日官室，三名特务迅速上前，不容分说，按住了被害人。 其中一个特务拼命卡住被害人的喉咙，防止被害人大喊。 另外两名特务熟练地拿起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毛巾已经沾了致人昏迷的药水，捂住被害人的口鼻之后，被害人还在挣扎着蹬着双腿，见状，其他特务上前，死死按住他的双腿。 十分钟之后，被害人就停止了挣扎，晕死过去。 任宗炳和另一名特务将被害人抬上早就停在附近的卡车。
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将另外两名被害人迷晕，一起抬到了卡车上。 凌晨12点，汽车在夜幕的掩护之下，慢慢驶向了南京中华门外的雨花台。 这片荒地上早就已经挖了一个大坑，坑里面放着三口薄皮木箱子，四周到处都显着阴森恐怖。 几名特务将晕过去的三名共产党员抬出来，分别抬进木箱子里面，盖上了棺盖，随即，就传来了“咚咚咚”钉钉子的声响。 三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封死在木箱子里面，而做了这一切的特务们没有一丝怜悯或者恐惧，埋好土之后就迅速开车离开了。 这三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也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01 失踪 1948年11月，中央特科给南京地下组织发去密电，给他们下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救一个人，名字叫王瑞昌。 南京地下组织收到任务以后，立即着手调查此人。 当他们找到这次任务接头人张育民，简单了解情况以后，才得知此事的困难。 王瑞昌此时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这是整个南京城，反动派看守最为严苛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被关押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王瑞昌，是我党的资深特工，真正的百变谍王，潜伏敌营二十余年，真名叫做卢志英。 卢志英拥有很多化名——卢涛、王殿臣、周志坤…… 每一个化名代表着一个新的身份，在一个新的城市执行一个新的任务，在战乱之中频繁更换名字，也很有可能在牺牲后因为档案丢失而隐没在历史之中。 长征期间，他通过莫雄得到情报，为我军夺城开路。
卢志英曾经用过的怀表 抗战期间，他在敌区开厂，作为我方联络点。 解放战争期间，他一手组建的谍报系统，覆盖了中统、军统，为我方提供了大量情报。 他曾经是南京地下组织的领导者。 当南京地下组织知道自己营救是谁以后，耗费了大量资源和人力投入营救过程中。 安排了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统战人士，发动舆论攻势。 联络潜伏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同志，秘密监视监狱内的情况，看能不能实施越狱计划。 同时，还安排了救人计划。 但是，敌人的看守太严密。 我方费尽周折，最后只是让张育民成功进入监狱。 但她还是没能看到王瑞昌，最后只带出了他的一件大衣。 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地下组织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营救卢志英。 但并没有成功。 南京解放后，我方接管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搜遍监狱各处，都没有找到卢志英同志。 对监狱之前的资料，进行查询，人员进行审讯，也丝毫没有头绪。 唯一还算的上是一个好消息的是： 并没有卢志英同志被害的记录。 当时我方领导猜测，卢志英很可能又被转移到别处。 毕竟，他是1947年3月在上海被捕，后来被转移到了南京。 那也有可能，反动派南京失守后，又将他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可随着全国解放，卢志英同志始终没有出现。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但是，寻找卢志英同志的脚步，一直都没有就此停下。 从解放前，找到解放后。 这桩悬案，一直都是南京警方梗在心头的一桩心事，更是得到了中央的密切关注。 因为，卢志英，真的是太厉害了。 厉害到，很多领导都不觉得他会死。 二十多年的潜伏生涯，最为艰难最为危机的时候都扛了过来，领导们都不希望，他会倒在黎明之前。 02 顶级特工 卢志英从小“品资英敏，迥异群儿”，他学习格外刻苦，有着强烈的求知欲。 1921年进入昌邑乙种桑蚕实业学校之后，他不仅学习到丰富的文化知识，也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熏陶。 从学校毕业之后，卢志英因为家庭贫困没有继续深造，而是和亲友一同去东北谋生。 这一路走来，他受尽艰难困苦，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见过太多被剥削到无法生存下去的穷苦人民。 他心中冒出一个执着的想法，要富国强兵，要救国救民。 他满怀热情，投身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却目睹军阀战争的残酷，民众生活惨痛，已经无路可走。 他压抑着苦闷，苦苦追求真理，毅然决然南下，投身第一次大革命的疾风暴雨。 他本欲投考黄埔军校，恰逢在郑州结识了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和中共地下党员刘仲华、姚继明相识。 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卢志英钻研革命理论，联系中国实际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他决心以身许党，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不久后，卢志英主动请缨随同刘仲华和姚继民前往新疆，开展兵运工作。 在新疆，卢志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组织的指示，卢志英第一次以地下党的身份，化名为周志坤，进入了冯玉祥的联军政治部。 他在士兵之中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率领骑兵二营的官兵毅然起义。 卢志英带着官兵沿着黄河飞速前进，前面就是崇山峻岭，后面是疯狂的追兵，茫茫黑夜，他们心中却是光明无限。 起义经过了周密的部属，但还是出现了意外。 在穿越山谷的时候，起义部队不幸遭到了敌军的突袭，在和敌人的搏杀之中，卢志英连人带马一起落入了冰雪覆盖的黄河。 战马当场跌死，卢志英艰难怕了起来，他的左腿受了重伤，他忍住剧痛，用衣衫裹起了伤腿，召集散兵就这样杀出了重重包围。 卢志英带着仅剩的几个战士，回到了组织。 伤愈后的卢志英更改身份，继续打入陕西省蒲城县保安总队，任总队长。 在这里，他继续进行秘密的兵运工作，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在监牢之中，卢志英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们受到严刑拷打，卢志英已经做好了牺牲在这里的准备。 此时，出现了一名地下工作者张育民。这位年轻的姑娘得到组织的命令，想方设法解救卢志英。 张育民去就卢志英还有一个藏在心中的原因：她很早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卢志英，对卢志英很仰慕，只不过卢志英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她。 张育民对外身份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教员”一职可以很好地掩藏身份，在学校也不容易被注意到，更重要的是，她可以积累人脉。 她的一名学生家长正好是看押的警官，她从这名家长身上偷偷拿到了牢房的钥匙，复制了一把之后，又还了回去。 张育民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拿到钥匙之后，还在深夜监牢看守不严之时偷偷进去，将张育民等几名被关押的同志解救了出来。
卢志英与张育民 张育民的智谋和胆识不亚于卢志英，让卢志英刮目相看。 张育民告诉卢志英，在不久前，他曾经救过自己一命。 原来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时，张育民和不少中共地下党员被逮捕，并且要押到刑场上准备枪决。 就在执行枪决的那一天，还在潜伏的卢志英佯装加强守卫，带着第二营前来，实际上是打算救人。 卢志英将十六团团长汤司林枪杀，解救了十几名在生死线上的同志。 当时情况紧急，卢志英根本没有注意到救的那些人是谁。 张育民跟他说：“那里面就有我。”卢志英震撼而又感动。 在组织的安排之下，卢志英前往北平，引导平津两地的学生运动。 张育民当时其实并不知晓卢志英的真名，她也清楚卢志英此去一定会再次转变身份，分隔两地的他们执行着不同的任务，组织没有安排他们绝对不能私下联系，又随时可能有死亡的危险…… 张育民就这样将所有的感情藏在了心中。 03 伉俪情深 1928年，张育民收到了一封信，她乍一看寄信人的名字“卢涛”，还不知道寄信人到底是谁。 打开信件之后才知道是卢志英寄来的信，卢志英寄出50元钱，希望张育民能来北平改造。 张育民慎重考虑之后，离开了老家，决定协助卢志英继续革命事业。 张育民来到了北大医学院护士专修科，卢志英一边继续地下工作，一边在北大、清华等学校旁听，坚持自学英语、法语、德语、日语。 卢志英和张育民对对方都深有好感，只是一直没有捅破。
后来卢志英再一次被敌人盯上，注意到危机的卢志英和张育民临时假扮成夫妻逃出了学校。 到达安全地点之后，卢志英终究还是没有忍住，向张育民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一直到这个时候，张育民才知道卢志英真正的姓名。 1929年初秋，已调入中央特科工作的卢志英和张育民结成了人生伴侣。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为了祝贺，送来了一对绣着鸳鸯戏水的粉色枕套，在左下角分别绣着“伍”、“邓”两个字。“邓”指的是邓颖超，“伍”指的是周恩来的化名伍豪。 这是周恩来夫妇对这对革命伉俪的真诚祝福，周总理握着他们的手说：“祝你们互敬互爱，相扶相依，白头到老，革命到底。” 婚后，夫妻俩一直在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做情报工作。 在北京时，他们是斯文的学生，此时来到上海，他们又成了精明光鲜的商人。 他们想方设法结交了警察局长之后，得到了大量的违禁物品，做起地下生意。 卢志英心思缜密，处事灵活，现在和妻子一边做着学运工作、搜集情报，还为中共北京市委筹集了上万元的活动经费。 虽然平时他们穿着光鲜，但生活节衣缩食，过得异常艰苦。而卢志英总是非常骄傲：“为了人民的解放，虽摩顶放踵，餐风饮雪，也甘之若怡。” 卢志英出色的工作得到周恩来的赏识，因王世英暴露，卢志英再度改名，前往南京担任地下书记。 张育民则不得不和丈夫分别，暂时前往北平，以护士的身份掩护，继续地下工作。 1932年，卢志英因为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等关键人物走漏了风声，再度被捕入狱。 不过，敌人一直调查不出卢志英的真实身份，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只能用严刑拷打逼供，但卢志英什么都不说。党组织疏通关系解救，卢志英被顺利释放。 1933年3月，张育民又因叛徒的出卖被捕，在言行逼供前一声不吭，幸而也被组织顺利营救出来。 当卢志英出来的时候，家中已经被洗劫一空，他们的长子卢森林下落不明，孩子当时不满一岁。 卢志英夫妇心中说不出的悲痛，但留给他们悲伤的时间并不多，他们必须重新振作起来，开始新的工作。 这一次，中央特科挑选出连同卢志英的十几名精锐，潜伏进江西德安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不久之后，张育民也转移到了南昌，开办诊所。 04 戳破“铁桶” 1934年夏，蒋介石在江西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调集兵力，对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 中央红军已经陷入了被动局面，卢志英这次要攻破的对象就是莫雄。 莫雄是个传奇人物，在北伐战争之时屡受嘉奖，是孙中山坚定的支持者，也曾经救过蒋介石的性命，和蒋介石的感情很深。 但自从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之后，他对蒋介石非常不满，对共产党很有好感。 卢志英以自己个人魅力影响着莫雄，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不久之后，莫雄任命卢志英为参谋长。在莫雄的回忆录《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之中，他是如此说的： 在司令部内与我经常在一起的卢志英同志，他给我的影响为最深。他体魄魁伟，器宇轩昂，煞是一副英伟的军人形象。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但自他接受党的委派到我部任参谋长后，我与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渊博的知识其实并不局限于军事方面，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似乎无一不晓。在交谈中，我往往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接受了他革命的启蒙教育。 卢志英的思路是：想要获得情报，就要在莫雄身边站稳脚跟，不能让他真正去打红军，又要让他取得蒋介石的信任。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和从前不同，这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之下进行，制定了严密的“铁通计划”，目的是将整个苏区一网打尽。 为此，蒋介石专门在庐山召开了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而这次会议之后，莫雄就已经将计划材料全部送出。 在卢志英的安排之下，“铁桶计划”就这样即使送到了苏区。 正是因为这千钧一发之际的情报，红军才能得以突出重围，开始了长征。 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有份量的情报之一, 它改变了我军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曾赞叹: 红军得以保存，卢志英功不可没。
蒋介石自然也已经猜到“铁桶计划”已经被泄密，他功亏一篑自然十分愤怒，下令调查的同时继续派遣人马对红军进行追堵。 莫雄此时已经被调到贵州毕节，负责拦截红二、六军团，将中央军六十三师交给莫雄指挥。莫雄能够控制自己的军队，但对六十三师无能为力。 卢志英随同莫雄的军队行军，这一区域红军战损严重，大多都是伤病员，几乎失去了战斗力。卢志英不能看着红军坐以待毙，他想到了中央军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 陈光中是一个贪图酒色的人，这种人缺陷暴露，很容易对症下药。 卢志英借着莫雄的手，又是送美酒又是美人，陈光中并不愚蠢，他还是心存戒备的。但莫雄是他名义上的上司，他不能直接拒绝，渐渐也就放松下来。 在莫雄的操作之下，陈光中对卢志英越来越信任，竟然最终将军务全部交给了卢志英处理。 卢志英迅速通过地下党同志将红军伤病员立马转移，上报给蒋介石的是已经全部肃清了残敌。 陈光中完成了“肃清敌人”的任务之后离开毕节，毕节城之中还有本地的驻军，但此时卢志英却谋划着一个非常冒险的任务——他想要将已经几乎没有战斗力的红军接进毕节城休整。
这首先就要将城中的驻军先调出毕节，卢志英就编造了“开战”的理由，将城内有卫队的士绅送到山区避战，又以主动出击的理由将城内的驻军调走。 城内没有了战斗力，贺龙、萧克指挥的红军二、六军团能够平安无事地进入毕节，在城中半个月，红军得到了良好的休整，还扩充了兵力5000人，战斗力得到了恢复。 蒋介石很快就得到了战报，马上就明白了莫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蒋介石以“通敌放共”的罪名逮捕了莫雄，将其关押在南京。 而卢志英也被列入了逮捕名单，卢志英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从敌营逃出。 没想到孩子在路上突然啼哭，暴露了行踪。 为了保护身边的同志们，卢志英忍着心痛，将孩子挂在了一棵酸枣树上面…… 敌人顺着孩子的哭声找了过来，而战士们已经朝着反方向迅速撤离。 敌人见到树上只有一个小婴儿，瞬间明白自己上了当，气怒之下将孩子枪杀。 不远处的卢志英和张育民听到了枪声，却再也听不到孩子的哭声…… 张育民忍不住泪流，强忍着不发出声响。
卢志英山东老家纪念馆（图中人物是他侄子） 昨天还抱在怀中不停亲吻的那个软软胖胖的孩子，现在已经永远离开了父母，卢志英怎可能不痛心。 但他必须强忍悲痛，带着同志们继续撤退，他拉着张育民的手，坚定地说：“等革命胜利，到那时，天下的孩子都是我们的！” 卢志英放心不下挚友莫雄，冒险来到南京想方设法营救，得知莫雄已经在好友的帮助之下保释，他终于放心，和张育民领回了寄养在农民家中的儿子卢大荣，一起前往上海。 夫妻俩有了孩子，更加便于隐藏身份，他们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05 日军“知音” 抗战爆发之后，面对新的形势，卢志英恢复了“上海名流商人”的身份，开始对日军的情报工作。 这一次，卢志英的任务是潜伏在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的身边。 卢志英精通日语，他在上海开了一家咖啡，为了吸引保岛，专门召开了一个“献艺会”，让顾客自愿上台表演音乐才能。 保岛酷爱弦乐器，卢志英还专门搞了一出“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保岛果然没有按捺得住，走上台用古筝弹了一首曲子。 卢志英会拉二胡，一边“奉承”保岛，一边拿出了二胡，“恳求”保岛能跟他一起合奏一曲《春江花月夜》。 卢志英这样精密的设计之下，老谋深算的保岛将他视为知音，保岛甚至邀请卢志英带着二胡来自己家中切磋琴艺。 保岛将卢志英视为在中国少有的“知己”，但对卢志英多少还是存着一丝戒备。
卢志英一家三口 卢志英收到为新四军搞药品和枪械的任务，因为任务紧急，关乎前线战士的生命，他冒险找到保岛。 卢志英带着大批钞票来到保岛家中，他说自己有一亲戚是当地的大户，可是最近经常受到当地共产党的“侵扰”，想要建立一支乡村武装，需要购买枪支和药物。 保岛城府很深，听完卢志英的这些话之后，表情复杂地看了他一眼，低头想了很久才说：“乡村武装，要枪械还能说得过去，但是要这么多药，这就说不过去了。” 保岛似乎看透了卢志英另有所图，只不过他根本不相信他是共产党。 卢志英给他的钱财的确太诱人，保岛最终动心了。 他对卢志英说：“卢老板，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海军西兵站，你带人去那里等着吧。东西到手了，你立即离开上海，暂不要回来，免得招惹麻烦。” 就这样，卢志英从日本人手中弄来了大批的物资。 完成采购任务之后，他离开了上海，来到了南通海安曲塘镇，徒手就拉起了200人的抗日武装。 1942年，已经回到组织怀抱的卢志英再度收到了新的潜伏任务。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处境艰难，刘少奇在盐城见了卢志英，说明了现在新四军缺粮少药，希望卢志英能够继续回到上海想想办法。 卢志英已经离开上海2年多，张育民一直在上海带着孩子，她还在一个人艰难地收集情报，做着生意。 到了上海之后，卢志英马上带着大笔钱财来找保岛，说是给他的回报。 保岛喜笑颜开，加上卢志英的一番套近乎，已经有点晕头转向。 卢志英提出想要在日伪混个官职，保岛马上答应。 卢志英就这样进入了日伪特务机关，从此以后，新四军需要的物资和情报源源不断地从卢志英的手中送了出去。 06 叛徒 抗战胜利之后，特务头子郑少石在上海国民党“肃委会”担任副主任，郑少石和卢志英在江西的时候有些“交情”。 卢志英在他面前诉苦，说自己一直在受人排挤，只能自己组织了一支队伍，这些年来一直在帮日本人做事。
卢志英 郑少石也听懂了卢志英的意思，马上保举他担任了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 卢志英动了些手脚，把沪东敌特情报机关及警察局里，从科长、行动组长、机要员到秘书都变成了自己的人。 卢志英还会把中统的秘密泄露给军统，故意制造矛盾。 戴笠知道之后，私下和卢志英取得联系，卢志英就成了军统安插在中统的情报员。 现在，卢志英有着三重身份，不仅能弄到中统的情报，军统的情报也能轻松获得。 卢志英已经将自己充分伪装，没有任何破绽。 而偏偏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叛徒。 卢志英有一个助手名为张莲舫，沾染上了酗酒、嫖娼的恶习。 他觉得做地下党来钱太慢，又不自由，就跑去中统特务机关自首。 他最先出卖的，就是自己的上线，京沪杭沿线地下党的领导人卢志英！ 1947年3月2日，中统特务在八仙桥上海青年汇附近逮捕了卢志英。 卢志英在中统5年，清楚知道亚尔培路2号（今陕西南路）就是一座魔窟，如今他身陷其中，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蒋介石得知这件事之后，犒赏中统局上海办事处400两黄金。 蒋介石对卢志英非常重视，他下令中统局的正副局长亲自出马，用高官厚禄诱惑卢志英，只要卢志英松口，就让他做上海公安局局长。 然而卢志英面对诱降丝毫没有心动，敌人又以酷刑相加，给他上电椅、火烧、绞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卢志英的肚子因为受刑胀得像一面鼓，敌人还将张育民和儿子一同抓来，将他们关在一间牢房里面，以为用骨肉亲情可以软化他。 但卢志英一直不为所动。 1947年10月，卢志英被送到了南京宪兵司令部。 卢志英最后的人生并没有多少遗憾，他知道全国解放已经是胜利在望，唯一要求就是儿子将来不要活在父亲的功绩和荣誉之中。 即便带着手铐，他还在教儿子学习文化。 一次，儿子做错了一道数学题，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的世界是你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 监狱里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很短，这特殊的课堂，让卢大容铭记了一辈子。 卢志英曾经写过几首《狱中诗》，其中一首： 铁镣锒铛恨倍添，狱卒狰狞肆凶残。 伤心最是囚婴泣，凄凄切切震心弦。 一统江山扰攘遍，满朝文武裙带连。 鉴呈恳请辞旧岁，等因奉此过新年。 可惜，卢志英没有等来新年，就失踪了。 1948年，在组织的多方营救之下，张育民和卢大容得到了释放。 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对卢志英进行营救，但一直没有线索。
张育民托关系入狱探监，没有见到人，只带回一件大衣，她仔细检查了大衣，发现大衣的领子里面缝着几页已经揉皱的纸张，上面写着革命的诗作。 纸张的后面用铅笔写着八个大字：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卢志英的确切死讯，所以从解放前到建国后，大家都在寻找着，希望能够出现一个奇迹。 07 真相 没想到最终得到的，是烈士惨死的消息。 一直到1951年，上海市公安局捕获了任宗炳，经过反复审问之后，任宗炳交代了当年的这场活埋谋杀案。 也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任宗炳活埋了三个人，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三个人是谁。 上海公安局对这起活埋案十分重视，立刻将档案交给了南京警方。 南京警方很快就联想到了他们从解放前一直苦苦寻找的三位地下党员，他们分别名为卢志英、陈子涛和骆何民。 上海方面联系上了卢志英的夫人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他们告诉卢志英的亲人，照片已经给特务辨认过，特务回忆其中一人可能就是卢志英。 1951年6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陪同卢志英烈士的家属前往南京。 南京市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民政局、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等机关都专程陪同，当地民众听到了这个消息，也默默跟在队伍之后。 罪犯任宗炳被带来了，他指认了当初埋葬三名烈士的地方。 当天下午，三口木箱子被挖了出来。 烈士们的遗体已经腐烂了，只剩下了骨架。
卢志英 活埋致死的人，大多会经过急剧缺氧的过程，他们会有挣扎的动作，在临死之前会留下特殊的动作姿势。 烈士的骨架散乱，木箱子的盖子上，有着深深的抓痕。说明他们都曾经在木箱子里面醒过来，拼命挣扎，大喊，最终窒息而死…… 张育民同志已经是泪眼朦胧，她全身颤抖着缓缓走近，这些仅仅覆盖着残破布条的白骨，已经看不出谁是谁。 她就好像正在经历他们曾经所经历的痛苦一样，瞬间不能呼吸，心痛得无以复加，伤心得晕了过去。 后来，通过牙齿的特征，卢志英的亲属确认了烈士的身份。 另外两名烈士的遗骸，也确定了身份，他们正是陈子涛烈士和骆何民烈士。 在南京中山南路的中国殡仪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处理烈士的忠骨。 他们用白布将烈士的遗骸裹成人体的体形，穿上解放军军装，重新入殓。 在拿出军装的那一瞬间，四周都是隐忍的哭泣声，这里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隐蔽战线上的战士，活着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能在胜利之时，光明正大穿上这身军装。 毛主席亲自为卢志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0号烈士证书。 此时的卢大容已经是新中国核工业战线上的专家，在父亲的入殓仪式上，他将一枚国际和平纪念章别在了卢志英的胸前。
卢志英烈士墓 南京市各界代表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三位历史的灵柩移葬于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大炮山麓。 因为卢志英生前很喜欢贴梗海棠花，所以在他的墓前栽种了两棵贴梗海棠。 卢大容回忆在狱中的岁月，写下回忆录《我跟爸爸坐牢的日子》，成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读物。 卢志英的身份确认之后，人们辗转找到了当时关押在卢志英附近的进步学生孙稚如。 当年的孙稚如并不知道卢志英的真实姓名，此时此刻才恍然大悟，他始终记得卢志英在牺牲前，曾经给自己留下了几句赠言： 今晚突然下我镣铐，看来已经是凶多吉少，好在快胜利了，死了也心甘！ 黎明前不是总有一段黑暗吗？黑暗过去，天就亮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