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和康有为

——劲松 2022年3月4日开始，8月22日毕

以此为题，做一声明：不是想写另一篇“关公大战秦琼”。

1743年，乾隆帝，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写了一首诗《盛京赋》,国内传阅不说同时也有了海外版，1770年在法国出版，乾隆的文章翻译成白话文，篇幅太长，只能节选如下：

“曾经听说以父母之心为己心者，天下没有不友爱的兄弟，以祖宗之心为己心者，天下没有不和睦的亲族，以天地之心为己心者，天下没有不可爱的人物与事物。这些话人人都应勉力为之，而对于君主来说尤为重要。而三句话之中，更以祖宗之心为核心者居于首要地位。因为能以祖宗之心为己心者，定能怀想创业之艰辛，深知守成之不易。这样才能兢兢业业，敬畏天命，爱抚百姓。于是为兄弟作表率而治理邦国，这就是以父母之心为己心。

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友类，这就是以天地之心为己心。孔子说过：如果明白了祭天祭地之礼的含义，明白了宗庙四时之祭的含义，君主治理国家就了如指掌了。君主宗庙四时之祭的大典本来是先王继承祖志的重要程序。圣人大舜崩后葬于苍梧，墓无封土，有群象耕田，民风淳朴。后世起坟植树的礼制才渐渐兴起。

从汉代就形成了上陵祭祀的制度。我国家肇兴于邠岐一般的盛京，祖陵在此。我皇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之间，曾经三谒祖陵，以呈孝敬。皇父（雍正）在位时，百般图治维新，日不暇给。正值西部边疆有战事，征输夫役等十分烦劳。皇父当皇子时，曾奉皇祖之命往谒祖陵。至此十有三年之间，没有举行这种大典了。

我继承大业以来，深惧祖宗的盛德不传，永怀祖宗创业之艰难，日日孜孜不倦地敬奉祖宗之神明。感念盛京为创业之基地，永陵、福陵、昭陵巍然在望。我如果不亲与祭祀之事，怎能抒发诚敬而垂示后辈呢。

于是于乾隆癸亥年之秋，恭奉皇太后启驾京师，前往陪都盛京。于是孝心得以展现，祖宗之胜绩得以瞻仰。因此遍观山川之雄浑，民风之淳朴，土地之肥沃，百业之繁荣，真可谓天府之国兴王之地呀。昔日周召公作公刘之诗歌颂远祖公刘，是他率领百姓相看地形，发展生产，创立基业。到了周太王时乃迁居岐山，开辟草莱，营建居室，因此诗经有歌颂周太王之篇。这些古训表达了上帝对于君主的殷殷嘱托。所以物产须用赋显扬，事功须用领宣示，既有所见，岂能沉默无言？于是作赋曰………….”

乾隆帝戎装

当时76岁的伏尔泰读了这首御诗后，赞美道：我很爱乾隆的诗，柔美与慈和字里行间可见,好诗好诗，但中国皇帝却非常谦虚，不像我们法国的小诗人们，处处充满了高傲。我们知道，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一生都是强烈反对封建制度和贵族僧侣统治权的，但是在伏尔泰眼里当时的欧洲是不能跟中国比的，伏尔泰是极尽抨击和批判的。

乾隆的大赋乃皇家之作，我佩服他的帝王之笔，文末用“愿国运昌隆千秋万岁，祝皇家大业巩固绵长”结尾，乡愁寻根中提到盛京——就是现在的沈阳城，即他们的家族发迹行兵夺取大明江山的根，文中也着重提到了历史上的中国繁荣时代，如“昔日周召公作公刘之诗歌颂远祖公刘，是他率领百姓相看地形，发展生产，创立基业。”以及“有如汉光武颁赏南阳故旧，臣僚们饮酒从容而端庄”的内容，乾隆的诗作也出现了“天府之国”——以至于让后来的历史学家苦苦去考证四川“天府之国”称谓的由来。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他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等。伏尔泰是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一生为思想和言论自由而战，一生靠自己的笔度过。阅读过的《穆罕默德》、《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和《议会史》等都是他的作品著说，作为一个法国人，他早已经放眼全球。

伏尔泰

另一位中国的康老师出场：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生活的年代是乾隆的子孙们当朝的晚清时期，封建制度已经把中国人拖累了4000多年，后人给康老师贴的标签是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这和伏尔泰有点像：伏尔泰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老爹弗朗索瓦‧阿鲁埃是一位法律工作者，妈妈玛莉‧玛格丽特‧杜马来自于一个贵族家庭，伏尔泰先后在巴黎耶稣会和路易大帝高中读的书。

康有为在21岁才开始接触西方文化，30岁到北京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37岁得知《马关条约》签订，发起“公车上书”请愿活动遭流产。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主张君主立宪，一直谋划溥仪复位。59岁时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遭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讨伐拥立皇帝行动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最后，69岁病逝于青岛。

伏尔泰和康有为还不能完全说他们有时代的局限性，二位当时已经代表了相对的进步。时代束缚如此，个人怎又能思想超前，改良的思想已经进步。如1726年-1728年的3年，伏尔泰当时在英国流亡，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新时期——他详细考察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当地的社会习俗，深入研究了英国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牛顿的物理学新成果，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主张和自然神论的哲学观点逐渐形成。《哲学通信》就是他在英国的观感和心得的总结，也是他第一部哲学和政治学的专著。一句话，他和卢梭及狄德罗等一干人的出现使神说的理论站不住脚了，君主说的也一样被进步的科学扇了耳光。

康有为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体现了他希望社会要前进的积极态度。可惜，他与袁世凯居然结成了同盟成为了封建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中国的帝制结束过程非常难产，经历着剧痛，绝对没有法国的大革命那么彻底和痛快淋漓。这也能理解，当时的旧中国正是世界列强（资本主义）把我们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高潮瓜分期。

康有为

法国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被摧垮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人一般称之为法国大革命，大革命推翻的是封建王朝波旁王朝，就如辛亥革命推翻的晚清。路易十六也是一个败了祖宗家业的皇帝，他在1793年在被处死。而末代皇帝溥仪也是有一段时间生不如死。法国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彻底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于是欧洲的封建国家纷纷围杀它，不让它变。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用来描述路易十六的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1793年1月21日在巴黎革命广场，即法国今天的协和广场，被自己设计的断头台处决。但值得玩味的是，在其被送上断头台之时，路易十六反而表现出了身为国王的威严，完全没有了平时那般懦弱的样子，这让许多认为路易十六只是一个懦弱君王的人都感到奇怪，按说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音也悲”。

大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里是这样描述断头台的——断头台，的确，当它被架起来屹立在那里时，是具有一种使人眩惑的力量的；在我们不曾亲眼见过断头台前，我们对死刑多少还能漠然视之，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置可否；但是，如果我们见到了一座，那种惊骇真是强烈，我们非做出决定，非表示赞同或反对不可。有些人赞叹它，如德·梅斯特尔。有些人痛恨它，如贝卡里亚。

断头台是法律的体现，它的别名是“镇压”，它不是中立的，也不让人中立。看见它的人都产生最神秘的战栗。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那把板斧的四周举起了它们的问号。断头台是想象。断头台不是一个架子。断头台不是一种机器。断头台不是由木条、铁器和绳索所构成的无生气的机械。它好像是种生物，具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森的主动能力。

我们可以说那架子能看见，那座机器能听见，那种机械能了解，那些木条铁件和绳索都具有意识。当它的出现把我们的心灵抛入凶恶的梦想时，断头台就显得怪可怕，并和它所作所为的一切都结合在一起了。断头台是刽子手的同伙，它在吞噬东西，在吃肉，在饮血。断头台是法官和木工合造的怪物，是一种鬼怪，它以自己所制造的死亡为生命而进行活动。

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欧洲历史上被处死的国王一共有3位：1，英国国王查理一世，1649年在英国内战后被处死；2，法国国王路易十六，1793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3，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二世，1918年被苏俄政府枪决。三位皇帝都是在由欧洲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时的社会革命中被处决的。

晚清的中国，其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皇帝先是光绪后是溥仪，可惜他们都没有实权，当时分别被慈禧和军阀或之后的日本人所挟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面对的是王朝特权阶级的轻蔑、拒绝和绞杀。末代皇帝虽然没有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成了特权阶级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傀儡，后来一直是西洋人拍摄电影追逐的题材。

欧洲的法国大革命推翻帝制（1789年）足足比中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为标志）早了123年，是因为在18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已相当发达，几乎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资产阶级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法国人已经开始在历史的赛道上上抢跑，而清朝人还没有蹲到起跑线上。

光绪帝

末代皇帝溥仪

1799年11月9日的雾月政变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起临时执政府，并在1804年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虽然叫帝国，但此时的法国并不是封建的君主专制政体了，拿破仑也不是封建皇帝，而是资产阶级的皇帝，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拿破仑制定和颁布了《法典》，用法律形式把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固定了下来，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通过战争保护法国革命成果，同时满足资产阶级对外侵略掠夺和扩大市场及称霸欧洲的要求，之后来到了亚洲。

再移步中国，公车上书的结果是1898年戊戌六君子的殒命，之后是张勋和袁世凯政权的短暂过度，最后才是中华民国的南京定都标志着存留在中国长达4000余年的封建制度寿终正寝。

可以看出，乾隆之后的历代清朝皇帝耽误了中国的起步加油上坡，耽误了中国的发展和疾驰，睡狮最终引得鬣狗围攻蚕食。一位英明的君主何等重要，早在明朝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萌芽，可惜中国当时又要面临的是王朝交替，外族战火燃及中原和江南。“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说是拿破仑所言，最新的考证现在又说应该是出自于英国人阿美士德和拿破仑交谈期间所产生的故事，而阿美士德是中世纪欧洲著名的中国研究学家。而这些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借洋人之口说自己牛逼罢了。

对于封建晚清的准备开战的斗士有康有为，孙中山，谭嗣同，秋瑾，梁启超等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何偏偏选择康有为？是因为他当时离光绪虽然物理距离最近，却傻得不知道慈禧为代表的特权阶级手段之恶；是因为他没有像拿破仑那样拥有军权和武装，让人觉得悲情；也因为上文提及的他虽只是改良，但是和伏尔泰不一样，他自己深度参与了变法，自己的胞弟也成了人杰鬼雄。要知道，不可能更没有一个先进的思想提示他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放到一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康有为入选了——他是维新运动的思想启蒙代表。

谭嗣同

再看西欧的法国大革命：受伏尔泰等人思想“启蒙”的人民先是由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的第三等级提议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特权阶级），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改革。国王哪愿意，于是调集军队镇压，巴黎人民于是武装起义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伏尔泰的伤心处），记住是武装起义，不是晚清康有为式的公车上书。继而资产阶级代表在起义中夺取了巴黎市府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国民自卫军，制宪会议随即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规定以赎买方式废除封建贡赋。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了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法国大革命的这些招牌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再回望一次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既然是革命，就会有牺牲和流血——君主立宪派（康有为的立场）拥立路易十六，还枪杀巴黎起义群众。君主立宪政治主张的吉伦特派一方和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和巴黎无套裤汉的另外三方开始进行斗争，吉伦特派落败，之后雅各宾派击退了国外封建势力的对法国的进攻。然而，雅各宾派内部又出分歧，有两派势力内斗不止，于是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执政派把内斗两方一一处决，且代表国民公会督政府加大了法国恐怖政策的执行，这直接导致国民公会督政府内部又生新乱，国民公会中占多数的平原派同原丹东派、埃贝尔派以及一切反罗伯斯比尔的势力联合在一起发动了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罗伯斯比尔等90人成为了刀下鬼。

这一段读者绝对看的烧脑，我写得都费劲——于是新的法国督政府成立，其主要领导人是发动热月政变的巴拉斯。新成立的法国督政府任务有四：1、镇压平民暴乱；2、剿除国内封建余孽，打击王党；3、对付欧洲反法封建联盟势力的轮番进攻；4、恢复国内建设。当时，新的法国督政府在1796～1797年派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并取得重大胜利，于是军人势力开始抬头，后逐渐演进为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借助军人力量控制了法国军政大权。上文所提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由此法国进入拿破仑时代。

拿破仑的出现是法国人的短暂幸运，同时也是欧洲人的不幸。拿破仑可是杀红了眼，最初他发动的战争具有保卫法国革命果实、反对封建复辟的性质，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他本人和追随者统治欧洲的野心越来越大，战争的非正义性、侵略性凸显。看看拿破仑史就知道欧洲战争的残酷和西班牙黎民百姓的凄惨。军人掌权发动侵略他国，这有点像“九.一八事变”前的日本国内。

拿破仑

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往往可以比喻为晴天霹雳和大雨滂沱,会迟于闪电。法国的伏尔泰们则是电神，他们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则像一道闪电，滑破夜空，世间少了漆黑——欧洲的文艺复兴之于工业革命就是如此。

伏尔泰和康有为的比较不显牵强，虽国籍时代不同，但二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坚决要对特权阶级皇权开战。

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概括有四：1.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从哪里引入？国外；2. 主张君主立宪，同样要效仿洋人；3、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4. 民权思想与政治观：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这些失败的政治主张已成为过眼烟云，不去赘言评价他的局限性了。

伏尔泰反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自然神论，批判天主教会（多了一个对神权的战斗任务），主张言论自由。可是他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理想化了，伏尔泰认为最理想的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中，伏尔泰反映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开明君主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是这么想的。

伏尔泰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又认为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似乎伏尔泰的政治主张胜了康有为一个回合，为何？康有为的思想说到底还是“拿来主义”，康有为的大多主张都是海外舶来品。

仔细读伏尔泰的论著，对于中国的历史，伏尔泰赞美的是中国的文字和天文日历和其悠久的历史底蕴——“他们在我们还没有使用文字时，便已有了一部用固定的语言撰写的连贯的历史”，“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食月食、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对于中国的孔子，伏尔泰在《哲学辞典》的论中国中写道：“我认识一位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间悬挂了一幅孔子画像。他在这幅画像下边题诗四句：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心；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

伏尔泰塑像

伏尔泰赞美历史上出现的康乾盛世可能也只是出于对中国的间接和片面了解，当然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如果是国力强大是多么的重要和令人自豪！

出生于广东南海县银塘乡的康有为深受伏尔泰所艳羡的封建地主士人家庭“世以理学传家”信条的熏陶，他幼年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使他很早就体会到人生的辛酸苦辣，少年时期并没有伏尔泰过的安逸。伟大的祖父敦促康有为要发奋读书，康有为19岁时拜粤中大儒朱次琦为师，学习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22岁的他自认为循规蹈矩会不利于思想发展，遂隐居西樵山潜心钻研佛学。随后机会到来游历香港开始接触西学。1898年40岁的康有为建议并协助光绪帝开展维新变法运动，变法主张就是学习西方变化，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等。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日本，在流亡期间对欧洲的法意等11国进行了考察。

伏尔泰和康有为一样都是通过创作来与封建王权（波旁和晚清）作斗争，同样他们的一生都是颠沛流离、东躲西藏的。1778年5月30日是伏尔泰辞世的日子，可惜他只是参与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法国大革命的炸药包在11年后才被艰难地引爆。

伏尔泰是法国和世界人民公认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1717年因写讽刺诗被投入巴士底狱关押。在狱中，伏尔泰首次使用“伏尔泰”作为笔名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剧本——《俄狄浦斯王》。1718年秋《俄狄浦斯王》在巴黎上演引起轰动，伏尔泰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1726年，伏尔泰遭诬告又一次被投入巴士底狱，继而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1734年，伏尔泰正式发表了《哲学通信》，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抨击法国专制政体，书信集出版后即被查禁，巴黎法院下令逮捕他，他逃至西雷村的庄园隐居了15年。

相似的是，《万国公报》为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后改名《中外纪闻》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扩大舆论。1898年6月 康有为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一文力陈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危害，请求光绪帝令“今乡会重试，请改试策论”。他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组织改良派政治团体，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依托继续宣传君主立宪。

自然法学说”是伏尔泰的立法观点：他从自然法论的立场出发来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和教会的统治。他认为：自然法符合人性或人的本能应被认为是公正的自然法律。按照伏尔泰的观点，法律可分为自然法和制定法两类。自然法，适用于所有的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不偷盗，不杀人，不淫乱，不撒谎，敬父母，重互助等，这些都是自然所颁布的法律。制定法包括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教会法，这些都是人们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欺骗别人而制定的。伏尔泰认为，自然法是制定法的基础，就是在公正的观念上奠定法律基础。

对于中国的法律制度，伏尔泰的评价是——他们的法律充满“仁爱”观念，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无论如何僻远的地方，不经官厅的裁判，即使是贱民也不能处以死刑……只要听到中国法律，我已不得不主张只有中国是世界中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这种法律制度，存在了4000年，直到现在还基本保持着这样的制度，这也成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的一个证明。

在书中，对于清帝国的政府组织结构，伏尔泰也是啧啧称奇——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

伏尔泰著述中对于清帝国政府组织机构的褒扬我是不敢苟同的，他是“自然法”的主张者，但是清帝国的衙门运行机制又是靠“制定法”（伏尔泰本人定义）来强力支撑的，按他的“自然法学说”观点去理解，岂不矛盾？

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把对封建专制和维护其存在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其理性主义史学的题中之意。对于中国文化，伏尔泰赞美道：“在欧洲，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证明是能和中华帝国相媲美的……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清）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康乾盛世图

对于中国的科技，如木板印刷，伏尔泰赞美道：“中国的木板印刷，比欧洲的印刷术更多优点……在木板上刻方块字的工艺更为完善。”对于中国的建筑，伏尔泰仍旧是鼓掌：公元前300年就有万里长城，又如以人工开凿贯通全国的运河都是欧洲人应该自叹不如的。而长城的建造更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思想境界……唯有和平思想才能想象出这一防御工事……为人类的思想带来最大荣耀的工程。

清帝国的乾隆治理之时，中国的确是四方来贡………..但是，真的要把一些赞美全听进去了，我们就会被人捧杀。不管怎样，我一直思考的是“批判性思维”如果是苗，它生长的土壤是在哪里？这些土壤的成分又是哪些？我一直思考的是15 世纪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大量的欧洲学者为什么会开始对宗教、艺术、社会、法律和自由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呢？他们又为什么认为人类生活中大部分的活动都需要仔细地分析和科学的批判呢？

遗憾的是法国的伏尔泰没有等到巴士底狱被攻陷的好消息。

同样让我们悲愤的是，在康有为溘然离世的2个星期后， 1927年4月12日的这一天中国上海发生的历史事件要比“戊戌六君子”北京菜市口事件更悲壮惨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仅3天，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这一天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在维新改良派代表康有为死去的4个月后，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中国就要改天换地。

南昌起义

到法国旅游的朋友很多人都会去巴黎七区兜一圈儿，塞纳河左岸滨河路上你会看到一幢非常普通的17世纪建筑，楼体外墙立面钉有法国常见的历史建筑标志牌，上面简简单单刻着几行字：“伏尔泰，1694年11月21日生于巴黎，1778年5月30日在这栋房子里辞世”。

如有机会到青岛的朋友可以拜访康有为浮山南麓墓地新址，其占地700多平方米，墓环以挡水墙，墓后植龙柏6株，象征1898年9月28日戊戌政变中被害的“六君子”，墓碑镌“南海康先生之墓”，是康有为的弟子、著名画家刘海粟所书。我们知道，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病逝于青岛市福山支路5号寓所，清明节遂下葬枣儿山西北角，墓址是康有为生前自己择定，后因原墓遭到破坏，山东省和青岛市人民政府于1984年征得康有为家属同意后为康有为重建了墓地。

——谢谢阅读，本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