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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平和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在通向人类历史那未知将来的门楣上写着：“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 作者：郁喆隽 来源：《书城》杂志2014年11月号 原文刊于《书城》2014年第11期 知天命
“我们每获得一个胜利，距离和平也就远了一步。”1915年10月1日，马克斯·韦伯在被德军占领的布鲁塞尔写下了这句话。此时，一战进入第二年，前方频频传来捷报：在东线，俄国人损失170多万人，被德军逐出了立陶宛、波兰、西加里西亚和匈牙利，被迫退到里加湾到德涅斯特河一线。即便尼古拉二世御驾亲征，也改变不了俄军的命运；在西线，德军在人数劣势的情况下，抵挡住了协约国在香巴尼和阿杜瓦的两轮攻势，并开始着手反攻；土耳其击败了英法联军，坚守住了达达尼尔海峡；保加利亚战胜了塞尔维亚，站到同盟国一边；唯一的坏消息是，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掉转枪口向奥匈帝国宣战。不过不少人感觉，战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就在此时，韦伯辞去了预备役部队医院督察官职务，再次遁入书斋，开始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
这一年，韦伯51岁，刚刚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一如既往，此时的他每天早上要一丝不苟地梳理好头发和胡子。虽然最近长年的神经官能症有所好转，但还是给他的外貌留下了些许痕迹。每次面对镜子，他总是锁紧眉头。两眉之间形成了两条深深的皱纹，好像大地上被犁新翻出的沟壑。失眠、过量阅读和写作，使得他的双眼下垂着两层眼袋。韦伯特别厌恶拍摄侧面像，因为那会使他的鼻子格外突出。络腮胡虽然与他的年龄相符，其实却是为了掩盖年轻时的放浪生涯。在他右侧的脸颊上，有一道三寸长的疤痕。那是读大学时击剑留下的“纪念”。此刻，韦伯并不知道，命运只给他留下了五年时间。
韦伯自己也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身份来形容自己。其实，那些令人眩晕的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政治经济学家”、“宗教社会学大师”——都是他死后很久之后才获得的。1915年的他，什么身份都没有，是个无业的中年人。
按照今日对学者的要求，韦伯大概是不合格的。到五十岁时，他只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后来成为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专著。或许对韦伯而言，六年的教授生活并非命中的天职，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其实，和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几乎没有人声名超出韦伯。这并非因为他们的懒惰或平庸，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重估一切价值”之后的时代，一个思潮林立、主义盛行、湍流奔腾，难以沉淀的时代。韦伯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看不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能否取得成果，看不到我们的后代能否认我们是他们的先辈。”
知识界的无政府主义是主体对于在学校、教会、社会和国家里长期以来不得不俯首帖耳聆听的教会和训斥的反作用。长期的约束管教所引起的效果是：我们通过长期的训练和许多次的考试，通过公众舆论和私人训斥，通过总有那些翻来复去、永无休止的长篇大论的爱国节日，通过威胁和利诱等手段才练会的正确思想：最后使得我们感到这样的枯燥乏味、无聊愚蠢和难以忍受，使我们把一切都撕下扔掉，扔掉那些正确的见解和古老的真理，扔掉那些传统的伟人和用旧了的圣物，最后把逻辑和道德也一扔了事，于是我们把整个身心都沉醉在奇谈怪论的欢宴之中，庆贺那把一切价值都重估的盛大节日。
韦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碎片化的时代。后来在晚年的演讲中，他将之称为“价值的多神论”——“各个领域、各种价值的主宰神相互争斗。”再也没有一个人、机构或神明，可以来统一支离破碎的价值领域，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对个人而言，他/她不得不自己做出选择，“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在这样一个价值如流沙的时代，但凡有所深思的人，都会感到自己如浮萍一般。随波逐流不容易的，做出选择更为艰难。1915年的深秋，韦伯就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选择。 爱国者
韦伯虽然饱读诗书，却丝毫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踌躇。行动起来却异常地果决。一年前的初夏（1914年6月底），当萨拉热窝刺杀案的消息传来，韦伯全家还沉浸在闲散和古典梦幻之中。舒适的生活让韦伯感到若有所失。有亲戚说：“要是有一股巨浪掀起，将他卷入生活的洪流之中，那该有多好啊！”
他和全家住在海德堡内卡河畔的老宅（Ziegelhäuser Landstr.17，如今为大学所有，命名为Max-Weber-Haus）中。花园里，父亲老韦伯当年种下的中国白蜡树，此时已经枝繁叶茂，伸展到屋顶了。从房子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内卡河上的老桥（Alte Brücke）、河对岸城中圣灵教堂的高塔和山坡上城堡的红色遗迹。 辞职后，韦伯和玛丽安娜花了不少时间到意大利、法国和南德旅行，身体逐渐康复。不过只要他们在家，平日从不缺少宾客，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学中的著名学者，如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戈尔德施密特（Goldenschmidt）、杰里内科（Jellenik）、卢卡奇（Georg von Lukacz）、齐美尔、滕尼斯、拉斯克（Lask）、桑巴特（Sombart）、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布洛赫都是常客。经常还有朋友和学者从外地赶来参加周日聚会。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海德堡知识圈的众多好友和年轻学生不约而同地来到了韦伯家中的“大厅”，来倾听这位“退休教授”对时局的看法。这次的气氛有点不同。一周之后，他们都已经踏上了各自命运的旅途。 50岁的韦伯已经超过了服役的年龄，再加上患有疾病，本可以免除一切兵役。但大战当前，他为自己无法上前线而难过，他甚至无法接受自己无所事事、袖手旁观。韦伯是一个爱国者。
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去卫戍部队司令部报到，并被任命为预备役部队医院管理委员会的纪律督察官。但韦伯很快意识到，虽然国人热情高涨，但似乎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韦伯接手时，战地医院的供货合同是二十年前拟就的，现今已经根本不再适用。而十几天内有好几家大型部队医院必须建立起来。他每天工作13个小时。涉及伤兵护理的器具和物品有上千种，他不得不分别去找供货商，甚至要购买大到整套厨房设备、小到锅碗瓢盆的东西。在整日忙乱中，他的直截了当有时让人感觉有些失礼。卡尔斯鲁尔军需处来函询问，为何一个部队医院需要一部电话。韦伯将来函寄回，附上了这样的批注：“原件寄回。正常人都知道为什么那里需要一部电话，对不正常人我则无法解释。”此后不久，内廷总监打电话来询问伤员情况，并讨论大公爵夫人前往探望的可能性。韦伯简单地说了句，我没有时间，就挂断了电话。
开战后不久（1914年8月28日），韦伯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这场战争都是伟大而神奇的”。在这场“伟大而神奇的”战争中，韦伯不得不亲自处理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事情：医学权威们插手彼此负责的事情，或者独自做出了某种安排；监察员对护士“举止失礼”；主任医师的情妇冒犯了别人；护士对粗野的家伙出言不逊；鸡蛋和葡萄酒被盗；某个女厨用炖汤锅洗了头！这些鸡毛蒜皮，是韦伯直接观察和亲身参与科层制的难得机会。他写下了大段优化医院管理的笔记。若干年后，这些都将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在巨著《经济与社会》中。
耶利米
韦伯想在世界大战中做一名隐士。宗教社会学研究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05年）一文的继续。虽然表面上的议题是关于万里之外中国，但内底的问题却是欧洲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韦伯始终认为，没有其他文明的比较与对照，所谓理解自我均是虚妄的。这个时代最缺少就是自知。从1915年9月起，《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论文开始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上连载。马克沁机枪、克虏伯超级大炮、毒气和“水柜”（坦克）陆续在西线粉墨登场，在文明的哀嚎和恸哭中，韦伯要追问，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韦伯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了“隐修”生活。报纸上传来的消息与国内的论争，让韦伯无法继续保持沉默。1915年5月7日，德国海军潜艇U-20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在爱尔兰东北部海域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邮轮（RMS Lusitania）。该船在18分钟内沉没，1198人死亡，其中有128名美国公民。韦伯对此事的评论（1916年2月7日）是：“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eum deus perdere vult, quem dementat）。”3月，韦伯与弗里克斯·索莫瑞（Felix Somary）一起起草了一个反对扩大潜艇战的声明，并公之于众。但是，韦伯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曾说战争是多种斗争形式之一，但也许并不是最为卑鄙的一种。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在战争中对战争的目标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歧。海军元帅提尔皮茨（von Tirpitz）提出要升级潜艇战，而且要进行无限制潜艇战。韦伯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这样下去，和美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军人不应该只知道开战，而应当知道如何结束他开始的战争。被泛德意志运动（Alldeutsche Bewegung）驱动的民众、军人和政客已经头脑发热，提出了不切实际政治与军事目标，甚至埋下了毁灭自身的种子。韦伯年轻时加入过泛德意志联盟，但很快就退出了。
在城市里，各社会阶层之间缺乏必要的理解与沟通，几乎不可能就任何问题达成任何共识。在帝国议会里，保守党、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派从没有准备彼此倾听，更不要说进行妥协。他们只是在国会大厦里轮番登台表演。韦伯说：“我们好像被一群疯子统治着。”
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真正具有行动的意志、意图和价值。要讨论任何社会团体和机构的“行动”，例如公司、军队、民族，乃至国家，都只不过在谈论社会行动的过程。这被后世的学者总结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对行动者要进行有解释性的理解（erklärendes Verstehen）问题。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首先要对国家进行祛魅（Entzauberung）。
1916年秋的韦伯几乎“骨瘦如柴”。他一边在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一边在修改《经济与社会》的部分章节，同时还要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他觉得自己是《圣经》中的先知耶利米，肩负这一种可怕的命运——“在街市上当众说出预言，而且总是反对自己同胞的统治者，反对国王和国王家族”。夫人玛丽安娜这样描述这个“德意志的耶利米”（《传》，第458-9页）：
耶利米在孤独中苦苦思索着自己预感到的东西，在宣布了他的预言之后，这个让人感到恐惧和颤栗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不为大众理解，被他们憎恨。他陷入内心孤独的悲怆之中。他没有成群结队、如痴如醉的拥趸追随，只有单个或几个门徒与他分享他孤独的迷狂以及同样孤独的痛苦……
韦伯的预言在几年前就已经发出：德国好像坐在“一列奔向无底深渊的快车上，不确知下一个转辙处轨道是否已经转好了。”他似乎已经洞见了悲剧的结局。 维也纳
韦伯是一个有“卡里斯玛”（Charisma，即超凡魅力）的人。他在大学的课程最多时吸引了600多个学生来听课。他在公共场合的演讲，有年轻听众击节叫好，有老者垂泪赞叹。但是，他非常谨慎、克制地使用这种能力。因为他深知虚荣可能造成的煽动与无法预计的破坏力，他甚至将之称为“一切献身的死敌”。在韦伯看来，煽动家和政治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1917年秋，维也纳大学向韦伯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能够前往担任教职。韦伯犹豫了。让他犹豫的并不是是否应当去维也纳，而是是否要重拾教职。命运仿佛在戏弄他。他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也对学术界的状况失望透顶。随后在慕尼黑大学的著名讲演“以学术为业”中，他道出了些许忧虑（《学术与政治》，第165页）： 在学术圈内，当一个人把他应该献身是志业，当作是一项表演事业，并以经理人身份自居；当他出现在舞台上，竭力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他自问：我如何证明我不只是“专家”而已，我又如何在形式与内容上发前人未发之言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把他当作是一个有“人格”的人。今天，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它始终给人一种卑劣的印象，并降低当事人的人格。反之，惟有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
韦伯最终还是决定去维也纳试一试。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可能是，德国的配给制已经难以填饱韦伯这个老饕的肚子了。韦伯年轻时，曾在帝国西部斯特拉斯堡（今属法国）服兵役。他的体操项目糟糕透顶。一个来自柏林的军这样形容他：“这简直就像上万升的普朔尔（Pschorr）啤酒在单杠上晃悠”。韦伯一直被家里的兄弟姐妹称作“胖子”，按照他夫人的回忆，韦伯在婚后的体重接近100公斤。有一次，他甚至和朋友打赌说，如果体重不到100公斤，每少一磅就受罚一杯啤酒。在饮下好几杯啤酒之后，韦伯当晚阔步跟在马车后面走回了家。如今只有在维也纳，韦伯才能在大学对面的咖啡馆里吃到两个鸡蛋，这在德国已经难以想象了。他每天都要服用的安眠药也出现了短缺，雪茄烟成了要通过“关系”才能搞到的珍奇之物，维也纳大学开始拖欠他的薪水……战争已然从前线降临到了大后方。1918年初，德军虽然还在他国领土上作战，但却进入了明显的守势。韦伯在给母亲海伦娜的信中写道：“每天早上我们都要重新想到战事'仍在’进行，而这往往难以忍受，心里堵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传》，第471页） 政治人
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没有料到，战争会以这种方式结束。1918年初，柏林的各种党派和势力已经开始同室操戈。韦伯将此时帝国的首都称为“政治疯人院”。[1]基尔港水兵哗变，柏林、慕尼黑相继发生革命/暴动，罢工此起彼伏。大街上，年轻人强行撕掉从前线归来军官的肩章……耶利米一语成谶。“空谈家、无理取闹的人得宠，仇恨当道。”（《传》，第479页）
短暂的暴动，让韦伯看到了政治的残暴。他看到，那些暴动领导人多半信奉“心志伦理”（Gesinnungsethik）——一旦确定某种主义或意念，即要不择手段地达成目的，但丝毫不顾及可能造成的罪恶结果。与之相对的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在韦伯看来，真正的志业政治家应当恪守责任伦理——他所做出政治决定，将会引起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后果，其责任必须由他承担。不幸的是，一战终结时的帝国，这样的政治家已经寥寥无几。
战争结束后，韦伯本有可能步入政坛。1918年12月初，他获得德国民主党法兰克福选区国会议员候选人。但是一周之后人们发现，另一次会议强奸了民意，将韦伯放在了候选人名单后面。和那些玩弄权术的人相比，韦伯还是太单纯、太幼稚了。最终韦伯在《法兰克福报》上报表声明，放弃了候选人资格。
1919年春，韦伯以专家身份参加了德国赴凡尔赛和会的代表团。他本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德国争取较好的赔偿条件。但后来他发现，在代表团中几乎没有用武之地。韦伯主张，德皇威廉二世、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应当主动向协约国自首，以拯救民族的名誉和未来。他写了一封信给鲁登道夫，但遭到鲁登道夫的断然拒绝。随后韦伯托人安排了与鲁登道夫的会面，两人争辩数小时之久。在谈及国家荣誉和民族利益时，鲁登道夫答复说：“别拿这个民族来烦我！”（《传》，第504页）
战后不久，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定。在学生中间开始流传斯宾格勒（Ostwald Spengler）《西方的没落》一书。韦伯始终将斯宾格勒当作一个有才华的“外行”，后者对历史材料的使用多半是削足适履。于是，好事的学生安排他俩同堂论辩。斯宾格勒的基本观点被逐一解构。再此后的另一次碰面中，斯宾格勒向韦伯承认，他自己仅仅是个“诗人”。但是，韦伯却一再回避回答在场学生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说，两人有什么根本差异的话，那可能在于：斯宾格勒仅仅对20世纪欧洲文明的统治地位表达出了担忧，而韦伯则对人类持有一种大悲观的看法。韦伯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1894年，三十岁时）中，曾经引用《神曲》中地狱之门门楣上的铭文说道：“就和平和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在通向人类历史那未知将来的门楣上写着：'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
人类学习起来很慢，遗忘起来很快。 参考书目： 迪特尔·拉甫著：《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波恩：Inter Nations，1987年。 马克斯·韦伯著：《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马克斯·韦伯著，李秋零、田薇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玛丽安妮·韦伯著、简明译：《马克斯·韦伯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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