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詹国辉，南京财经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3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仍有少数领导干部存有侥幸心理，选择“铤而走险”，对党纪、国法置若罔闻，利用各种方式敛财贪腐。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其在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运用，使得腐败的监督者拥有了一双“千里眼”，让腐败“无处遁形”。
一、大数据技术嵌入腐败治理的优势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兴大数据技术层出不穷，作为数据采集、提取、存储和分析的应用程式，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中，在惩治公器私用、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敛财的腐败分子时发挥了特殊的效用。大数据技术不仅冲破了信息壁垒和监管屏障的桎梏，而且联通了政务系统数据库，实现海量数据的精准匹配和整体研判，将识别、预警和侦察工作做到极致，无限扩张反腐行动的时空领域，让腐败分子一一现形。 （一）“挖线索”：精准出击 大数据技术的最大特点是既快又准，有风驰电掣之速、雷霆万钧之力。从纪检监察部门反腐办案的实践来看，嵌入大数据技术的腐败治理有助于对腐败分子精准打击。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数以万计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精准匹配和剖析，从中搜寻蛛丝马迹，为调查、审判贪腐行为提供确凿证据，节约了大量人工比对、调查和搜证的时间，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先进技术武器。通过大数据技术，将反腐关口从事后推移至事中，乃至风险预判环节，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起到预防和遏制违法犯罪的效果。如2016年4—8月，湖北省纪委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组织全省114个县、市、区（包括功能区），运用大数据对2014年至2015年农村低保、农村危房改造等8项惠民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涉及资金总量330.2亿元），共查实问题线索43.2万条，涉及违规资金6.02亿元；查出不符合政策规定领取补贴的人数317406人，涉及党员干部59209人。大数据技术是人工智能在党务政务工作中的创新应用，是实现互动式反腐向联动式反腐转型的前瞻性武器，既能弥补人力短缺、监管不力的漏洞，又能通过系统化的数据录入、传输、研判、筛选、关联，给出对关键问题的分析及判断，完成常态化的反腐排查工作。2020年，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纪委监委正式上线“智慧纪监”大数据平台，监察对象从原先的5600余人增加到130000余人，实现了对全区22个乡镇（街道）和311个涉农单位的全覆盖监管，同时处理违法违纪者21人，信访问题同比减少1／4。2018年，沈阳“正风肃纪”大数据平台运行伊始，就有区级基层干部主动交代受贿问题，上缴300余万元现金。 （二）扎“笼子”：注重预防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数字设备采集和分析的海量数据可成为查处贪污腐败行为的“利刃”。其一是抑制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总量的增加直至完全清除；其二是查漏补缺，对涉及资金投放、项目管理的环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及廉政教育，使他们“不想腐”；其三是加强惩处力度，对严重违纪者施以重罚，使党员干部“不敢腐”。甘肃省信访办早在2015年就利用大数据平台将信访举报工作作为评判政府工作成效的“晴雨表”，该年接收信访举报逾45000起，同比增长9成，多集中于工程招投标、采买物资、干部竞聘及征收土地拍卖等事项，主要争议点是党员干部的贪污受贿与不当得利行为。甘肃省纪委监察厅就以上领域着重监管，不推诿，不延办，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正风肃纪工作。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自2016年以来，利用大数据平台“靶向疗法”治疗“四风”问题。一方面排查梳理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费宴客等7大项22类贪腐行为；另一方面利用“天眼”等大数据采集平台，调取和采集数据信息，为解决伪装的“四风”问题提供证据支持，捣毁滋生腐败的温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府号召“为政务监管插上科技的翅膀”，“民生资金云”大数据平台覆盖辖内基层政府部门，第一时间为该平台构建了互斥资金、重复发放资金、受助者身份对照三大类数据监管模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府在2016年2月投入使用“民生资金云”后的1个月时间里，发现民生资金领域问题1.06万个，超过前一年发现问题总数。收紧数据铁笼，封堵腐败漏洞，才能真真切切地将民生补助、扶贫资金用到刀刃上。除此之外，大数据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预防懒政庸政怠政、打击不担当不作为。山东省荣成市开发规范党员干部管理的云平台APP，对党员干部日常考勤、值班、请销假报备等行为予以电子监管和地图定位，要求党员干部及时撰写并上传工作日志，平台后台依照设定程序及时分辨出异常讯息，惩处党员干部不作为行为时有迹可循。 （三）拍“苍蝇”：助力抓数据 大数据，从技术层面上可精准发现人为监管下被忽略的细枝末节，然后对数据库内的信息加以比对和关联，为纪委监委收集数据、发现问题、搜查证据、追讨赃款提供便利，可谓“反腐倡廉”、揪不正之风的划时代革新。大数据平台还需要接受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为破除信息“孤岛效应”，打造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信息平台，必须将大数据“串联”至更加广阔的技术平台。上海市奉贤区建立“党风廉政建设数据库”，直观分析阶段性腐败问题，对症下药。贵州省开发“扶贫云”系统，统一资金规划，实时监管并及时发布扶贫资金流向。为了减少腐败违纪违法可能，尽可能掐断违纪违法途径，缩减违纪违法的可能空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借助GPS系统，将记录在案的需要扶助的贫困项目的明细信息进行梳理，建立了对贫困扶助项目精准监控及控制的平台，通过地理定位、全供应链监督控制，图片、项目信息比对等对扶贫项目的真实性和落实情况进行跟踪。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廉政管理，挖掘数字反腐的潜力，江苏省泰州市纪委监委利用大数据管控和分析，建立了党风廉政的信息、人才库，并建立了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为全市的大数据应用和廉政项目注入新鲜血液并提供新的思考。建立大数据库以后，如何利用数据库和制度进行廉政监督就要依靠相关的配套设施和举措。2021年贵州省贵阳市纪委监委集中培训了260余名负责纪律检查的干部，学习培训重点是提升纪检工作的大数据应用技能，提升纪检工作中的现代化工具应用能力，以及数据获取、掌握和应用数据来分析、监察的能力，实现人才和设备同步提升，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手抓。通过搭建系统、提升技能、培养队伍，如何将人力资源和系统资源应用起来的课题十分重要。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的纪检干部表示，基层的纪检干部必须要跳出原先的思维框架、工作方法，主动地学习、应用、利用新技术手法来优化纪检工作，提高反腐工作的效率和力度。
二、大数据助力腐败治理的逻辑机制 对于利用现代化技术即大数据助力反腐，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被系统所理解、吸收，最后精准转化为系统语言并最终执行？信息大爆炸的前提下如何看到它们背后的隐患和问题？ （一）可量化的研判公权力 嵌入大数据技术，必须要找准项目、物资、资金、决策和关键的负责人五大量化参数。例如辽宁省沈阳市该类数据管理就是从全市收集分级别的预算单位个数和数据条数、纳入资金总量等数据进行梳理，在2020年建立了86个数据库，对补贴资金按金额大小或项目大小等评判标准进行整理分类，可追踪每一笔费用的源头和去向，并在系统内留下支取或是调配痕迹，以便达到系统可追溯、可查询记录、可控监督的要求。 （二）定期开展数据体检 为了让系统支持政策实施，需要将政策由工作人员拆分为专业的函数和相关公式、模型，以便运用机器语言进行运行、演算，通过系统的自我学习、海量数据折算、比对等，及时发现相应的漏洞或者问题并予以提示。这个过程被称为“体检”：对每一个细分指标设置阈值，无论是不足或者超出，不在初设定的合理阈值范围内，即会由系统进行报错或报警。值得一提的是，某一项指标短时偏高不一定代表这一块有相应的问题，可能是数据的波动，需要观察全体样本的参数，但如果全线报错或是大幅高于设定值，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重塑监督主体结构 进入大数据时代，监督主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发生变化，社会公众已然成为反腐的核心主体之一，甚至一度成为甄别腐败和治理腐败的重要主体之一。当前，以社会公众为主体的非政治性监督处于腐败治理的前端环节—党员干部腐败数据信息的发现。此外，对于常规环节中的腐败调查和惩治腐败等环节仍然以政治性监督主体为主。但是，最终的党员干部反腐调查结果会通过数字化平台向社会公众反馈。由此可见，正是依托于大数据技术，才得以扩大反腐败的监督主体范围，进一步重塑其内在的监督主体结构及其关系。总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驱动效应，传统模式下的单一政治监督主体发生转型，逐渐转向大数据模式下以政治监督为主、公众监督为辅的监督主体结构。 （四）设置定期预警机制 大数据显现出强大的风险预测能力，可以预测出更加准确的廉政风险点、腐败滋生的重点环节、重点部门以及制度盲区，以“让数据说话”的方式，对党员干部的日常行为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及其风险做到早预防、早提醒。大数据系统会在检测中反复扫描数据并进行比对分析，问题出现后第一时间发出警示。地方政府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民生项目的拣选和招投标。将计划、招投标等环节均设置在平台上并对每一个参数、环节进行细化拆分，按照政府要求对上传的相应参数进行提前赋值，这样数据上传后可以由系统自行进行研判。一旦出现问题，自行报错并直接推送职能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这样不仅可以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解决，还可以在源头上规避腐败的可能。当然，职能部门在自查、核准的过程中，如有额外的发现或线索，则需要第一时间向纪委监委反映，为其提供调查基准。
三、大数据技术嵌入腐败治理的优化路径 大数据的优势不仅体现在系统纠偏，对于出现频率很高的微腐败监察，更是一把好手。正是基于此，重庆市大足区纪委监委利用这一优势，对“亲戚帮扶”“裙带关系”“以权谋私”等进行专项治理打击，进而建立精细、智能的监察平台，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 （一）打造数字平台强化权力监督 信息爆炸和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海量和高质量数据成为反腐利器，掌握、利用好数据，就能更好更高效地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运用大数据划清党员干部的权力边线，防止其跨越边线以权谋私。对于惠民政策的受益者和各种民生或政府等项目的承接者必须与党员干部的亲属库进行实时比对校验，并对账户信息进行监控；将不同政府机构特别是涉及财政钱款出入的不同系统进行数据比对，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二）构建精准定位的反馈监督机制 应利用好现在数据、信息的量大、较为透明、传输速度快的优点，建立起可查询、可追溯的群众反馈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公众监督能力，保证党员队伍的廉洁度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度。党员干部每一次行使公共权力，系统必须确保其从始至终留下痕迹并可开展追踪，以便开展监察工作。对于利用公权力损害人民利益的，要予以精准、严厉打击。 （三）架构党员干部腐败的预警防范路径 大数据的作用不仅仅是追踪问题，还要利用它发现数据背后的隐藏逻辑和规律，对于较为聚集出现的区域、领域、群体、时间等要进行重点关注，通过系统设置推送提醒，给党员干部敲响警钟。通过加强算法进行防范，治标也治本。全面排查“裙带关系”“亲友关系”，利用机构之间的合作打通数据链，调用跨领域、跨系统的数据库进行对比排摸，找出问题。并定期对问题进行梳理反馈，以更新原先的标准和算法、制度。2020年，重庆市大足区针对行业领域中的易发多发共性问题，全区制定出台11项有关制度机制，54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清退违规涉权816人次，清退资金254万余元。 （四）持续整合廉洁教育数据资源 借助大数据技术充分发现和挖掘廉洁教育的多元化数据资源，进一步丰富廉洁教育的多样化形式。此外，基于地域异质性，不同地区的反腐专家可依托数字化手段，对其他地区进行远程式廉洁教育，实现廉洁教育数据资源的整合，有效解决自身存在的碎片化以及间断性问题。事实上，信息时代下的廉洁教育资源库本身就是一个反腐利剑的大数据库，其日常运行状态下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即清晰刻画每一位党员干部在廉洁教育和学习方面的日常数字画像。这不仅能够为后续廉洁教育方案的调整和重新制订提供现实依据，而且还能进一步为党员干部提供个性化学习培训方案，持续提升廉洁教育的针对性和可持续效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