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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不死——胡继成将军回忆红二十五军血战庾家河

 兰州家长 2023-04-24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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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继成将军

血战庾家河

胡继成

敌人果真来了。

在卢氏、朱阳关一带堵截红军入陕的敌第六十师突然闯入陕南来,由鸡头关向我驻地庾家河狂奔。

国民党军阀之间彼此把地盘看得很重。按他们派别斗争多年来的旧习,中央军要进陕,事先怎么也应该有所交涉,哪怕是走形式也得在面上过过,而这次有些例外。敌六十师很快就越过省界,直扑杨虎城的地盘而来。这是我军没有估计到的。

敌人从东山坳口打过来,很快占领了有利地形,妄想依据山势把红军逼到狭窄的山沟里聚歼。

我立即派二二三团二营从正面猛冲击,抢占敌立足未稳的东山坳口,并赶紧向团领导和军部报告情况:“敌人已和我们交上火了!”

正在开会的省委和军领导立即中断会议。老军长徐海东冲出会场直奔坳口指挥战斗。

二二三团二营、三营从庾家河后街爬上山,占领东山坳口制高点。

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赶紧带两个营从南北两翼向敌人反击。接着二二五团、二二四团其余人员也迅速抢占东山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二二三团打击敌人。

庞炳勋的部队也还是能打仗的,不然老蒋也不会授他为中将加上将衔。

敌六十师仗着装备好、人又多,向我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我安放在山坳口北面的那个排在排长的带领下,奋起反击,全排伤亡近半,阻止了敌人进攻,为部队组织还击赢得了一些时间。毕竟两军兵力悬殊,终因敌人炮火强劲,我山坳口高地没有守住。

老军长带二二三团二营拼死冲上山坳口增援,经过激战夺回高地。

坳口高地十分陡峭,最高处有一小庙,我们就依托小庙与敌人打起来。敌人凭借火力强势,反复五六次冲上高地与我军近战,我们奋起拼搏,与敌肉搏,向敌人砸石头。枪炮声,喊杀声,冲锋号声交织在一起,战士们拼红了眼,一对一地厮打,甚至一对二,一对三地拼刺。阵地上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此战与独树镇战斗一样,要是不能打垮敌人,红二十五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从军长到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全部都投入了战斗,大家拼命地冲上高地反击敌人。

高地上敌我双方争夺异常激烈。枪声不断,炮火连天,硝烟四起,罩住了青翠的大山。被敌人炮火炸碎的山石、震断的树枝,带着被炮弹气浪掀起来的泥土把山坳口高地搅得是飞沙滚石,一片浑沌。

“司号兵,吹冲锋号!”老军长大喊。

“快吹,快吹!”老军长不停地下令。可这次他的司号长程玉琳已无法执行他的命令了,程玉琳下颏被敌人子弹打穿,不能再吹军号。他以小土地庙作掩护,居高临下不断地向敌人投手榴弹,接连打退敌人九次冲锋,最后壮烈牺牲。

开战不久,我军就伤亡300多人,程子华军长和徐海东副军长都负了伤。程军长的双手被敌人子弹打穿,三根手指被打断;老军长的面颊中弹,弹头从后颈窝的脑干边穿出,当即昏迷不醒。老军长被救下战场后,四天四夜才苏醒过来。

一战伤两将,战斗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敌人的攻击一波接一波。吴焕先政委不顾一切地跑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带领全军与敌拼死决战。

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在与敌争夺坳口阵地时一条腿被炮弹炸断,仍在指挥作战。叶团长是六安苏家埠人,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他打仗非常勇敢。受伤后,不能站立,还抱着敌人的腿不放。战士们见团长这样英勇,也豁出命地打。只要阵地上的机枪手牺牲,就又有人上来接过机枪继续射击。七连接连牺牲了3名射手,后面的战士仍顽强冲上去端起机枪继续射击。人在枪不哑,战士们接连打坏了十多挺机枪……

敌人猛攻,我们死守;敌人死守,我们强攻。阵地上拉锯式地打过来、打过去……

伤员一批批抬下来,我一看那情形,知道情况不妙。这时,军参谋主任查国祯对我说:“小参谋,得赶紧把省委和军机关转移出去。”我赶紧组织后备人员,掩护机关人员向15公里外的蔡家川转移。这个地点是我们侦察人员在战斗前就选好的后撤地点。

转移途中,担负掩护任务的二二四团二连二排的21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天兵怒气冲霄汉,同仇敌忾杀顽敌。有史书记录了他们牺牲后的面部表情:“这21人全是对敌人刻骨憎恶之相,勇士们与敌相拼那心态是无法婉约的。”

庾家河战斗从上午10时一直厮杀到天色暗下来,双方经过二十余次往返冲杀,敌人终于被我击退。

此战下来,全军团以上干部除吴焕先政委和二二三团团长张绍东没有负伤,其余或伤或亡,营以上干部大部分都挂彩。红二十五军打仗,从来都是干部冲在最前面。每次与敌交战,吴焕先和徐海东总是这么说:“枪在哪里响,哪里就是指挥员该去的地方!”

在三要司那仗,杨虎城部队的一个营与我争夺一个制高点,敌先我一步进攻,可等我军冲上山顶时,敌人才气喘吁吁地爬到半山腰。在山上,我们看到的情景是敌营长挥着手枪在其队伍之后高喊着:“快爬啊,上去有赏!”当我们枪声一响,那些为了领赏而冲锋的兵就只顾了向后逃命,脚底像抹了油似的一个比一个逃得快。敌营长又举着手枪叫:“谁后退,我就杀谁的头!”然而,生死面前,国民党军的兵们还是像溃堤似的逃跑了。

战场上靠悬赏和威逼是提不起战斗力的。

红军能做到将施一令,士就赴汤蹈火,是因为每遇险情我们的干部总是一马当先带头冲锋,牺牲在前,拼搏在前,故战士也不顾生死能战能胜。正如古人说,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同生死,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

红二十五军又一次绝地逢生。

在同反动军队的殊死较量中,红军将士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创造了令人称绝的战争奇观。我军以不足3000人的力量,粉碎了20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直入中原大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

如果说后来的直罗镇战役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也可以说,庾家河战斗的胜利,为红二十五军以后在陕南创建新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

庾家河战斗结束后,我忙了整整一个通宵。

部队伤亡过大,只能暂时缩编部队。军首长决定撤销一个团的编制,充实另外两个团。

当夜,我们就在蔡家川完成全部整编。将二二四团所剩兵力分别分到二二三和二二五团。二二四团几十名团、营、连、排干部分别到另两个团任副职。

那时候,部队有好传统好作风,工作分配,职务安排没人找领导闹意见,上级说到哪儿就到哪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军领导提出意图,就我这么个小参谋在花名册上一拨拉,然后军机关人员各副施其责,全部人马就安排妥当了。没人来找领导闹事的,从正职到副职,从团级干部到营排级干部,带着枪,背着背包就走了。

整编好部队,接着就是安排300多位伤员就地养伤。事先我就对村子里进行社情调查,将伤员全都托付给当地的可靠人家。受伤的叶团长也留在了蔡家川养伤,他是个十分乐观的人,部队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表现得很沉着。倒是我的心里很难受,我对他说:“团长,你安心养伤,等我们建立好根据地就来接你!”

他笑着说:“小参谋,那可说不定,搞不好可能还是我们在这里发展根据地后去接你们呢!”

庾家河一战叶团长负伤留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面。临走时我们给每个伤员都留下30块大洋,也给每户收养伤员的人家20块大洋。

红二十五军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打胜仗,因而缴获颇丰,保障也较充裕。红军到陕北时,我们这支部队不仅穿戴整齐,而且装备良好,每个连都有9挺轻机枪,还是捷克式的,步枪也都是捷克式的,铮亮瓦蓝。这在整个红军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长征前,我们仅在攻克罗田县的那次战斗中,就缴获国民党军军需处上万块的银圆和伪纸币。那时也傻得很,就知道银圆才是硬通货,把国民党的纸币全给烧了,叫机关的人员背上现大洋走。那大洋死沉死沉的,一人能挑800块就不错了。时任副军长徐海东的警卫员、后来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詹大南一米八的个儿,身强力壮的,也挑不动千块银圆。敌人的重机关枪、迫击炮根本都带不走,只好全都埋起来。后来部队走到半道上实在背不动那些银圆,也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去卢氏的深山里悄悄埋了不少银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毛泽东派杨至诚向徐海东借2500块银圆,以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毫不犹豫地拿出5000块银圆送给中央,当时我们的家底也只有7000块银圆。故毛泽东常言:“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我当时就想,要早知道中央红军那么穷,把那些银圆和伪纸币都带上就好了。

我把不能走路的伤员都留下了,只有受伤的两位军领导是我们用抬子(就是担架)抬着出发的。省委书记徐宝珊患严重的肺病,从鄂豫皖根据地出来就是躺在抬子上跟着部队一起行军的。这时又增加了两付抬子,我们的心情都变得格外沉重。

每次打完仗,最叫我难过的事就是掩埋烈士。看着自己的战友牺牲了,我总是止不住泪流满面。

离开庾家河的那夜,我们在乡民的帮助下,安葬好了牺牲的烈士,因为是战争时期,掩埋烈士连块墓碑也没竖。每次在给烈士们培土时我总在心里念着:“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给你们建陵墓。”

省委领导郭述申说过:“我们红二十五军这支队伍,就是从眼泪里泡出来的,从血泊里爬出来的!”

长征路上,到底牺牲了多少红军没有精确的统计。他们大多是骸无坟莹,祭无墓碑。独树镇那场战斗因我们紧急撤离,连烈士的遗体都没来得及掩埋。

如今,长征胜利已经七十多年,我仍不能忘怀独树镇、庾家河那两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没有这些英雄舍生忘死的英勇拼搏,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就不可能完成。

经过独树镇和庾家河两次生死恶战,红二十五军就剩下2000来人,这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牺牲最大的两次战斗。

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

红色的青年战士气昂昂,

好比那东方初升的太阳。

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谁敢挡?

……

红二十五军在蔡家川进行完整编,部队唱着《青年战士之歌》,到豫陕边区创建新的苏区。

后来,我们留在庾家河的伤员养好了伤,收养伤员的人家还把女儿许配给我们的战士,当我们再次打回来时,有归队的战士还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这充分说明红军是深受老百姓爱戴和信任的军队。人心的向背,从来是国共两党较量的核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较量总是输在失去民心上。

我们这支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的鱼水深情并没有因为战争的远去而减退,而是日久弥新,日久愈亲。

2002年,四川巴中市以张崇渔同志为首,为牺牲的红军和将帅建碑林。我听说这件事后,很感动,很高兴,很欣慰。因为在这些牺牲的红军中就有我们鄂豫皖出来的红军将士们。我立即把战争时期的纪念物送给当地的纪念馆珍藏,我感谢后人们为我们红军所做的一切。巴中市和张崇渔的义举,表明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永远怀念,我希望建在地上的红军碑林能成为红军精神,是后人心里永远不倒的丰碑。

魂兮不死,是谓精神长存!(选自胡继成著《史角连营——胡继成将军征战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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