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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发动全面内战以来，直到一九四八年秋，经过两年多的战斗，所有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各军师，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有的被歼灭了，如第三军早在一九四七年秋清风店——石家庄战役中即被歼灭；有的遭受过歼灭性的打击，有的遭受过严重的打击，如原第十一战区——保定绥署孙连仲所属的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第十三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所辖的第十六军以及原第十二战区——张垣（张家口）绥署傅作义所属的第三十五军和暂编第三军（即第一○四军）等等。 其中第九十二、九十四军都是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后，首先由美国空军空运到北平来的（第九十四军是由上海空运到北平南苑机场后，开赴天津的；第九十二军是由武汉以美机七十余架空运到北平西苑机场的，该军即驻防北平)，是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全面内战而摆在华北地区的主要资本。所有这些部队已经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了；而且军心厌战，士气低落，战斗力一般都很差。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初，一九四六年十月间，原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曾乘华北人民解放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在怀来东西之线对战的机会，从背后偷袭了解放区的要点张家口。蒋介石以傅部作战有功，为了挽回每况愈下的战局，支援其东北的作战，于一九四七年秋，即国民党第三军在清风店——石家庄战役被彻底歼灭之后，就撤销了孙连仲的保定绥署，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简称华北“剿总”），任傅作义为总司令，指挥原保定、张垣两个绥署所有的军队。 华北“剿总”在北平成立之后，开头一个比较大些的战役，就是一九四八年一月间在涞水附近进行的。在这个战役中，傅部“精锐”主力第三十五军的新编第三十二师首先遭受了歼灭性的打击，师长李铭鼎阵亡，军长鲁应麟自杀，并损失了不少重炮和车辆。从此以后，傅部在将近大半年的作战中，除了进行一些零星奔袭战斗，消耗了一些兵力之外，也是毫无“建树”；至一九四八年九月以前，也仅仅是维持住了平、津、保、唐、张家口以及承德等几个大据点，至于这些大据点之间的交通线，早已不能保持畅通了。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由于人民解放军相继在东北和南线发起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因而华北的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很快地便形成了完全孤立的状态。 在两年多的过程里，华北国民党军不但在战斗力上进一步削弱了，而且在指挥上也因为傅作义之被任为华北统帅，蒋介石嫡系和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就更为突出了；互相倾轧、互相观望、互相利用、指挥不统一的现象，随着形势的愈益紧迫，也更为普遍和严重了。上述涞水战役就是其中之一例。当时蒋系第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的一部曾参加由保定、满城到易县一带的所谓“扫荡”，但是当涞水战役傅军与解放军主力接触时，蒋系部队都不积极行动，以致形成了第三十五军孤军作战的局面。 傅作义接任华北“剿总”的初期，除有指挥权外，对于原在华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人事补充等皆不能过问；各部在报傅转蒋的同时，还须由当时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负责承转。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曾为此专机来北平，秘密召集蒋系军长以上将领侯镜如、李文、袁朴、段法等开会，传达蒋介石的“口谕”说：“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继承）老师的。”蒋介石为防止傅的背叛，以陈继承负责政治，作为牵制；但陈指示各部队将人事调动、兵员补充和补给事宜等皆全由其承转，乘机掌握军权。 到一九四八年秋，东北局势吃紧时，国民党在整个兵力使用上更感到捉襟见肘，完全不能适应自己的战略意图。当时，蒋介石令华北派出两个军以上兵力，由侯镜如指挥，增援东北，傅更感到压力很大，难以维持华北局面。蒋介石遂即给了傅几个师的番号，并将陈继承调走，逐渐将华北的军政财权通通交给了傅，并允许可以直接接受美援。 一九四八年十月，辽沈战役正紧时，蒋介石赴沈阳之前，曾来北平在华北总部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讲话说：“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指发金圆券)。”并勉励大家听命令，服从指挥。此后，傅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掌握，也愈来愈抓得紧了，经常不通过兵团和军而直接指挥师、团长。如第九十二军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间一个时期，所属三个师被分调三处，黄翔仅剩一个光杆军长。又如，侯镜如名义上是津塘防守司令（驻塘沽），而实际上津塘防守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由傅直接指挥。 塘沽防守司令段法有事也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报告，他因勾通罗奇经报蒋介石撤换侯的连襟独立第九十五师师长张伯权而与侯有矛盾。侯的基本部队第九十二军被调到北平，侯的建制部队第六十二军和第八十六军又摆在天津。这样，侯镜如对津塘两地都指挥不灵，实际上也不能指挥了。 随着紧张形势的发展，蒋、傅之间，嫡系和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也愈来愈表面化了。平津战役开始前后，在作战方针问题上之始终不能取得一致，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表现。 整个战局的急剧发展，国民党多少个重兵集团之相继被歼灭，特别是东北集团被歼灭，完全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料，这就迫使华北国民党军不得不考虑如何应付未来局面的问题。在辽沈战役进程中，十月十五日锦州一解放，即将保定的第一O一军（原新编第二军）撤至涿县至北平间；十一月二日沈阳一解放，即将承德的第十三军撤至北平东郊通县附近。这时，华北国民党军控制地区日益缩小，和南线的战略呼应更为困难，主要的凭恃只有美国的海上直接援助了。但是，华北军事当局仍希图尽可能多保留一些地盘，扩充一些实力，以壮声势，幻想在华北别开局面。初步打算是收缩兵力，以观动静，将全部兵力（除绥远外）五十余万人收缩于平、津、张和唐山至山海关一线，在五百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当时的部署是： 北平地区：“剿总”总部，第四、第九两个兵团，第三十五、第一O四（即暂编第三军）、第十六、第三十一、第十三、第一O一（即新编第二军)等六个军，一个新编骑兵第四师，一个补给区司令部等；张家口地区：第十一兵团，第一O五军（即暂编第四军），第五、第十一两个整编骑兵旅； 津塘地区：第十七兵团，第六十二、第九十二、第九十四、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等五个军，第三二六、第三三三、独立第九十五等三个师，一个交警第三旅，一个交警第十总队，另有一些地方保安团队。 当时的军事形势，已经很清楚，那就是紧接着辽沈战役之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必然要进关，下一次战局无疑将在华北展开。华北国民党军过去应付一个华北野战军已经感到非常艰巨吃力，如果再加上东北野战军，显然将更加无法应付。面临这种形势，美蒋反动派在处理华北国民党军今后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大体上提出了以下三个方案： 第一，固守津塘，并以塘沽为中心构成六十里的半弧形滩头阵地，防守待援，准备不得已时由海上或沿津浦线南撤； 第二，固守平、津、塘； 第三，西窜绥远。 蒋介石因为他的内战主要资本——美械装备部队已在东北损失大半，为了保存力量，重建江南防线，想将华北兵力全部由海上南撤，万不得已就从陆路南撤，不管怎样，只要撤回江南就好。但是，他的美国主子又不肯即时提供船只，因为他们唯恐白白地丧失了他们在蒋介石反人民内战中的投资，更不愿意让人民解放军不费气力就解放华北。 而傅作义对南逃也有顾虑：首先，察绥部队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海运宁沪有困难。其次，如沿津浦线南逃，以几十万军队连同眷属物资，要通过辽阔的解放区，要通过黄河天险，而且中原地区还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可以说希望极小；与其这样，还不如西窜绥远，或固守平津。如西窜绥远，所顾虑的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带不走。而固守平、津、塘，既可以全部控制所有华北部队，还可以直接得到美国的援助。由于美、蒋、傅之间，利害矛盾，各有打算，究竟采取哪一案，是走是守，始终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一方面因为他们判断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之后，还会有一个时期的休整，不会很快入关；另一方面，华北国民党军集团还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抓紧利用这一新的紧迫形势，获得美援装备，并补充兵员，然后再作决定也不晚。根据这种打算，并为了照顾蒋介石的意图，华北军事当局对固守津、塘，曾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如修筑平津段铁路两侧的护路工事，以准备转移平、张兵力和物资，派出先遣指挥所（副总司令宋肯堂）进驻塘沽，并预定必要时将“剿总”总部移驻天津，以及将平、津、张等地的一部分眷属先搬到了天津等等。但是，他们又因不能忘怀于西窜绥远而不肯放弃张家口，同时为吸引美援，也不肯放弃北平。因此，总的来说，他们始终是举棋不定，没有明确的方针。 情况愈来愈紧迫，平、津、塘等地因为东北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官兵被释放回来，使得城市“秩序”更混乱了。军队内部原来厌战情绪就很高，在这批官兵回来以后，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华北国民党军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又不得不进一步收缩兵力，继续察看形势。在山海关、秦皇岛附近的第八十六军因为孤悬无援，而沿铁路又撤不回来，遂即用船运到天津。空军虽然极力侦察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的情况，但始终没有发现显著迹象，及至发现时，再企图作任何大的变更或大的调动已经来不及了。 十一月底，张家口外围战斗开始，对于是否派部队增援，傅作义是经过一番考虑的。记得参加空军晚会时，傅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晚会未结束，他即先回总部，才决定派其基本的精锐部队第三十五军乘汽车驰援。继而平东密云又告急，傅唯恐北平直接暴露，遂急令第三十五军星夜回撤。该军在回撤途中，于十二月五日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于新保安。同时张家口也被包围，由康庄、南口派去接援第三十五军的第一O四军主力和第十六军一部亦被歼灭。这时，北平空虚，傅又急由天津抽调第九十二军和第九十四军、第六十二军各一部加强北平兵力。十二月初，在唐山、滦县一线的第八十七军、交警第三旅等亦被迫撤回塘沽。十二月中旬，继新保安、张家口之后，北平、天津亦相继被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天津和塘沽两地的联系亦被截断。 十二月二十二日，被包围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及其所属两个师被歼。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围在张家口的第十一兵团及所属第一O五军的三个师，第一O四军、一O一军各一个师和两个整编骑兵旅等部亦被歼灭。至此，傅系主力基本被歼，华北国民党军除塘沽一点而外，也全部成了死棋，所有海运南窜或西逃绥远的一切企图都破灭了，被迫改为分区防守，挣扎求活。当时，李文任北平防守司令；侯镜如任津塘防守司令，辖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塘沽防守司令段法。 十二月十二日后，北平被围，国民党守军企图最后挣扎，一面积极沿城墙及关厢民房构筑工事，并在城内开辟东单和天坛两个飞机降落场；一面急派第九十二军反攻南苑机场。但该军仅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佯攻一下，即缩回原防。 北平围城后，蒋介石曾给平津国民党守军军长以上将领空投过一封亲笔信（当时城内机场尚未修好），大意是“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以完成革命大业”。城内机场修好后，蒋又派其参谋次长李及兰及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乘飞机来北平，召集蒋系军长以上黄翔等会谈。各军长对前途表示悲观，李及兰安慰他们说： （一）到不得已时，军师长以上可以乘飞机离开北平； （二）美国人建议，不得已时，在必要地区使用细菌战。这时，蒋介石的嫡系人员，都早把家属送走，只是坐待失败，等机会南逃了。 塘沽由第十七兵团兼津塘防守司令侯镜如所部担任防守，驻新港办事处；第八十七军军长段法兼塘沽防守司令。兵力计有：独立第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第八十七军（军长段法）、第三一八师（第九十二军预备师，师长刘元伯)、交警第三旅和一个保安团，一个津塘水上保安队，另有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壮，主力舰“重庆号”及由美国接收的登陆艇数艘，连同其他大小舰艇拖船共数十只)配合作战。塘沽地区到处是盐池，冬季不冻，不好通过。 从十一月起，塘沽和新河间及其附近凡能作工事的地区，在“剿总”先遣指挥所的督导下，只构筑了一部分防御工事，还准备修建一个飞机升降跑道，但未修成。塘沽的防守，主要是由独立第九十五师和第八十七军担任。守北塘的是交警第三旅的一个团，这个团于十二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向塘沽及其以西地区前进时被歼灭。同时解放军解放了军粮城，切断了津、塘交通。以后，塘沽地区没有发生剧烈战斗。 塘沽情况原来就非常混乱，因为：第一，东北被俘的大批官兵被释放回来，增加了大批的散兵游勇；其次，有很多国民党军政人员携带着家属箱笼到塘沽等船南逃，拥挤争吵，乱成一团；再次，交警第三旅和第八十七军等部由唐山、芦台向塘沽撤退，纪律太坏，因而军心更加涣散，秩序更加混乱。各部到塘沽后，不顾一切地先抢船，准备逃命，再就是抢物资（堆积在新港的美械装备通讯器材等），抢老百姓。第八十七军军长段云甚至带领所属三个师长到防守司令部要求下令让该军先上船南撤，不愿接受战斗任务。在这种士无斗志、极端混乱的情况下，防守任务都分配不下去。 为要划分防守任务，只得先将船只分配给各部队，并先划分了逃跑时上船的路线，各自将行李物资先装在船上，各部非战斗人员一概移驻船上，这才稍稍安定下来，在没有战斗就先准备逃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一月十五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十七日，北平转来蒋介石一个电报，大意是：天津既已失守，塘沽无再守之必要。于是，塘沽国民党军立即撤收了电台，下令各部上船，当日即狼狈南窜(大船直驶上海，拖船到长山岛换船)。 天津解放并迫使塘沽国民党守军南逃以后，北平的国民党守军根本失去了战役上的呼应，唯一可以从海上南逃的一线希望也完全断绝了。在这种形势下，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压力下，在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政策的争取下，傅作义迫不得已，接受了和平改编的条件，并于一月二十一日召集国民党华北“剿总”及军长以上人员，宣布和平改编。蒋系的李文、石觉、袁朴等当时都痛哭流涕。李文召集石觉等蒋系人员开会，抽调了师长以上军官；并由每师抽出了轻机枪五十挺，乘飞机四架南逃。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和该军师长因事先已接头准备起义，借辞推托，留在北平没走。自即日起，所有国民党部队随即陆续开出城外指定地点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胜利地和平解放了文化古城——北平。 华北国民党重兵集团侵占了张家口后，曾被这暂时的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兴高采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优势迅速地转到人民方面。在已经完全陷于孤立的情况下，他们还认为大有可为，幻想别开局面；继而被分割包围之后，还企图作最后挣扎，摆脱困境，但是华北国民党重兵集团在军事上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弱点，其中最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意图和它的兵力不足的矛盾，国民党嫡系部队和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 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队的活动只能局促在几个点线上；正因为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小，嫡系和杂牌部队之间原来互相倾轧、互相猜忌的矛盾，就愈来愈严重。除了他们本身被消灭这个结果之外，反动派内部的矛盾是永远不会得到解决的。 在辽沈战役后，华北国民党军队原以为在长达几百公里的战线上，控制了足够的汽车和火车等交通工具，自恃能机动地使用兵力，可以与解放军较量一下，并以极大的注意力用空军侦察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动静。但战役进程的发展，完全推翻了他们的一切幻想。人民解放军以完全准确和神速的行动，实现了毛泽东主席的英明的作战方针。无论进军、集中以及分割包围部署，都是极为秘密隐蔽，完全出敌意外的。及至华北国民党军集团发现情况时，既想顾头，又要顾尾，终于不能下定最后决心，结果这条一字长蛇阵被分斩数断，陷于既不能战、也不能守、更不能走的困境，从而只有束手受歼。 在辽沈战役之后，东北人民解放军立即释放了很大一批在东北被俘的国民党官兵。这批人陆续沿着北宁路来到了平、津、塘等地，一方面，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严重地瓦解了当地国民党军队的军心，增加了国民党内部的困难，进一步激起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军队更深恶的憎恨。因此，这一措施对平津战役的顺利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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