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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夏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往红军长征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飞夺泸定桥”战斗遗址参观。在过泸定桥时，正好与当年红军夺桥时的方向相反，即从东岸到西岸。导游在岸上给我们介绍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情况后，便带我们过桥。  在晴朗的天空，完整的桥板，没有如何干扰的情况下，我在踏上铁索桥只走到一半时，看到脚下奔腾咆哮的大渡河，就头晕目眩两腿发软无法走动了。 站在桥上，我思绪万千。铁索桥多么凶险可怕，当年红军怎么能在没有桥板，敌人用机关枪扫射的情况下还能冲过桥来，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但是，就这么一个老少皆知的历史故事，却至今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到底是21名，还是22名甚至是23名，都不完全清楚，更不用说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是谁。 这真是《三国演义》主题歌里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上有很多的英雄人物、仁人志士无人知晓，被浩瀚的历史所淹没。  在红军历史上，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红二十四师。他们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执行断后任务留在革命根据地，不畏艰难勒紧裤带，风餐露宿转战南北，英勇杀敌不怕牺牲，默默无闻地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 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3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重新组建红军二十四师（南昌起义时曾经有一个二十四师，1927年10月在广东遭到国民党军疯狂绞杀，全军覆没），列为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的独立师。下辖七十、七十一、七十二3个团。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彭金彪（同年10月红军长征后杨英），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 红二十四师组建之后，在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下，主要在中央苏区东南一线作战。 据史料记载，1934年8月3日在闽西上杭县北部的南阳结束战斗后，除一个营在南阳新泉之线活动以威胁新泉之敌外，主力于当夜开回中屋村，执行阻击连城朋口向西进攻之敌的任务。 8月26日，与红一军团一起在朋口以西地域，抗击国民党东路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 8月31日，与红一、红九军团在温坊、中屋村间打击国民党军李延年部。 9月1日，红二十四师向曹坊地域攻击，四个营担任监视与牵制曹坊之敌。 9月5日朱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东线红军发奖电：“这次你们接连两天在温坊消灭李延年纵队两旅，击溃敌人七团，取得了伟大胜利，严厉地打击了敌人进攻长汀苏区的企图，给了敌人两翼包围以当头一棒，胜利的保卫了长汀苏区，写下了红军战史光荣的一页。” 9月8日，红二十四师接替红一军团的守备阵地，在连城县与长汀县交界处的松毛岭阻击国民党军李延年部。 10月7日，根据朱德总司令电令，红二十四师在河田以北地域，并向河田、大田屋、南山坝进行游击战争，以掩护红九军团的转移。 10月8日，按照朱德、周恩来电令，红二十四师实行伪装迷惑敌人。借“敌称我军数万，集中河田东北及西北之刘园，蔡坊地”的错觉，积极迷惑敌人，派出小部队向敌人游击，并伪装居民，到有关地区散布谣言，说红军大部队到了，要进攻温坊，进攻朋口，大家准备欢迎等工作。并派小部队于夜间扰乱敌人，使其更加迷惑动摇，借以阻止敌军前进。 10月10日，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余人的主力部队举行了战略转移，红二十四师为掩护主力红军行动执行断后任务，坚守在中央苏区，与数十倍的国民党军展开殊死的博斗。 红二十四师在执行断后任务时艰难到什么程度，从1934年11月3日“蒋介石拟定的'清剿’中央苏区之方案”中，可见一斑： 西面有守备在江西万安、遂州、大汾和桂东方向由薛岳指挥的第七纵队和周浑元指挥的第八纵队；北面有封锁江西宁都、古龙岗的樊崧甫指挥的第三纵队；南边有收复瑞京（瑞金）的汤恩伯指挥的第十纵队，进攻于都的罗卓英指挥的第五纵队，由福建长汀向瑞京推进的李延年指挥的第四纵队；东边有由沙县、永安、清流向石城“清剿”的卫立煌指挥的第九纵队。 当年的红二十四师就是这样，在背腹受敌中孤军奋战！  刚开始，为牵制国民党军大部主力，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安全突围，红二十四师在项英的领导下，仍然象往常一样开会、发文件，扩红、征粮，广泛宣传群众，在瑞金、宁都、会昌、于都之间的三角地带反复转战，迷惑敌人。 直到1935年2月5日和13日项英收到中共中央来电，才在中央苏区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进入游击战争时期。 但此时，中央苏区全部县城和重镇已被国民党军占领，红二十四师处境异常危险。在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率领下，中央分局组织部长陈潭秋和谭震林率二十四师四个连，朝福建长汀方向突围；中央军区政治保卫局长汪金祥和七十一团团长李天柱、七十二团政委孙发力各率四个连向寻乌南部、蕉岭、平远方向突围；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七十一团政委石衡中、史犹生率七十一团前往湘南在信丰地区突围；项英、陈毅、贺昌率领的七十团向长汀、上杭地区突围。 突围过程中，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大部分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原中央政府内务部代理部长、中央政府临时法庭庭长何叔衡，《红色中华》主编周以粟，少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伯台，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红二十四师政委杨英均在此次突围中牺牲。原教育部长，后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的瞿秋白也在往福建长汀地区转移中被捕，同年6月在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 可见，红二十四师之英勇悲壮不亚于《绝命后卫师》的红三十四师，只不过，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太少了！  在我收藏的苏区文物中，有一张红军临时证借谷证就证明了这一段历史。 这张借谷证加盖了一个“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师供给部”条形印章和一个私人印章，填写了使用的地点在瑞金县河东区。说明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是红二十四师为执行断后任务，在瑞金、宁都、会昌、于都之间的三角地带战斗中使用的。 这张借谷证在“向什么单位借谷”栏目里没有填写，说明当时借出谷子的是群众，而不是苏维埃政府的仓库。虽然这时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苏维埃政府的仓库已经不存在了，但苏区群众的信仰没有动摇，仍然铁心跟党走，一如既往支援红军。 抚摸着这张承载厚重历史的红军临时借谷证，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为中国革命贡献出年轻生命的红二十四师政委杨英同志。 杨英，男，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县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被任命为红七军特务连司务长。 1930年2月，红七军在隆安等地重创国民党反动军队后，即转向桂黔边开展游击战。6月初，先后恢复百色、恩隆、奉议、恩阳、思林等县城。杨英被提升为红七军五十五团营教导员。 同年11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在艰苦转战湘桂、湘粤边境的日子里，杨英表现得非常勇敢，工作积极肯干，进步很快。1931年初，他被提升为红七军五十八团政治委员。当时他才20岁。  1931年1月8日，红七军从湖南道州出发，向江华进军。时值大风雪，红七军从右江出来的时候穿的都是单衣短裤，有的还打着赤脚，风雪袭来，刺痛肌骨，冻死冻伤无数。为了关照战士，杨英身上背着三四支步枪，一面搀扶着冻伤的战士，一面大声地鼓励战士们克服困难，战胜寒冷。11日，部队撤离江华县城时遇到反动民团的袭击。军政委邓小平、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等都在这里，这直接关系到军首脑机关的安全问题。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第五十八团团长黄子荣和团政委杨英立即率部担当起掩护军部直属队撤退的任务。作为团政委的杨英，在这紧急关头显示出政治工作者的巨大威力。他大声疾呼︰“同志们，勇敢地向北冲，保卫军首长，坚决消灭敌人!”战士们在杨英的带领下，机动灵活、勇猛顽强，保证了部队的突围。然而，杨英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肺部，倒地不省人事，鲜血流满全身。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很差，只好用个粗布条，蘸上碘酒，塞到伤口里面去，疼痛难忍。就这样杨英还坚持了一个多月，直到梅花战斗胜利为止。 1932年1月，杨英回到红七军五十八团。这时，中革军委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命令。1月13日，由红七军五十八团团长黄子荣、政委杨英亲自率领的三个连第一次爆破攻城，将赣州东门月城城门炸开一个缺口，随即发起冲锋，但遭到东门两翼碉堡和城内鼓楼敌人火力阻击，未能攻入。17日，杨英、黄子荣率部第二次攻城，又因受敌火力顽强所阻未攻破。23日，军团组织第三次攻城。杨英、黄子荣率部在东门月城右侧打开缺口，部分战士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了4个多小时的激烈争夺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攻克。3月4日，军团组织第四次爆破攻城。杨英、黄子荣率部连续发起三次冲锋未攻入城内，部队伤亡一半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杨英任二十四师政委，奉命留在中央苏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行动。1935年初，杨英和周建屏师长率领七十团到福建闽西活动，在一次与敌遭遇战中，被国民党军包围。杨英率部与敌人进行殊死拼搏，在白刃相交的搏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1952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武溪村，大学文化。年轻时曾经种过田，当过兵，教过书，从政之后至正县处级国家公务员退休。现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龙岩市档案馆荣誉研究馆员，武平县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上杭县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武平县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收藏领域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对苏区文物有比较深入研究，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大量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 来源：中红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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