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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雪东 2019年2月22日，唐某与金某双方经人介绍见面相识，双方于同年3月建立恋爱关系。在未确定恋爱关系之前，唐某也给金某转过账，但金某没有收取。 双方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唐某通过微信、支付宝多次转账给金某，金某均收取，共计130,325元。双方恋爱关系期间，有时一起生活，有时闹矛盾，至2019年12月双方正式分手。 2020年8月3日，唐某向法院起诉，请求金某返还钱款130,325元。 一审判决： 一、被告金某返还原告唐某121,886元； 二、驳回原告唐某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人唐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 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第一，得利人取得利益。不当得利制度目的在于使得利人返还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利益，因此，利益是认定不当得利的首要条件。第二，另一方受有损失。不当得利中“损失”的概念与侵权责任中“损害”的概念不同：侵权责任中的损害不仅包括财产损害，还包括精神损害，且仅包括直接损害，不包括间接损害；而不当得利中的损失仅指财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且财产损失不仅包括现有财产的积极减少（直接损失），也包括财产本应增加而未增加（间接损失）。第三，存在因果关系。即一方取得利益与他方遭受损失是基于同一原因事实，他方的损失是因得利方取得利益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牵连关系。第四，得利人获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没有法律根据在学理上又称为“无法律上的原因”“无原因”“无正当原因”“无合法根据”。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无法律根据”的具体形态包括：（1）自始欠缺给付目的。如不知债务已经清偿仍履行，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本拟出售甲物但误交付乙物等。（2）为实现特定目的而给付，但该目的未能实现的。如附停止条件的债务，债务人误认为条件已成就而给付，但实际上条件尚未成就的。（3）给付目的消灭。如在婚姻家庭关系中，订婚时交付聘礼，后婚约解除的；子女非其亲生，而误认为亲生加以抚养的。本案，唐某向金某转账，不是因为双方形成了借贷合意，而是基于双方恋爱关系。唐某通过转账的行为，以达到发展双方恋爱关系，巩固双方之间的感情，进而结为夫妻的目的。现因唐某、金某双方结束了恋爱关系，唐某通过转账促使双方结成夫妻的预期目的不能成就，唐某自己的行为给自己造成了损失；金某接受唐某的转账，因唐某受损使自己获得利益。而获取利益的基础是双方的恋爱关系，双方已结束恋爱关系，金某基于恋爱关系而接受唐某转账支付的款项应予返还。故本案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常规裁判中，恋爱期间的小额财物赠与、日常的消费支出、特殊含义的转款应当认为是维系感情的必要支出或双方的共同消费，不应当要求返还。而大额财物的赠与，往往是当事人一方基于维持稳定的恋爱关系、以结婚为目的的一种赠与行为，其赠与行为可以视作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分手后应当予以返还。唐某与金某恋爱期间，难免有日常生活支出，恋爱中的情侣为对方负担部分开支，也是唐某表示爱意的一种行为，属于其为维系和发展双方感情的自愿付出。对于单笔金额不超过1000元的转账，520、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应为赠与，该部分款项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要件。对于单笔金额超过1000元的转账属于大额支出，应当认定为唐某为了巩固双方的恋爱关系、以达到缔结婚姻关系的赠与，非基于结婚目的不会给付金某。金某接受唐某多笔大额金额转账，应当明知唐某系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付出，该支付是附条件的赠与行为。此后双方分手，赠与所附条件未能实现，赠与合同未发生效力，金某取得财物没有法律依据，其拒不返还赠与，构成不当得利。王雪东，中共党员，盈科北京刑民行交叉法律事务部实习人员。具有8年新媒体运营、品牌推广、IP打造等品牌运营经验，目前团队主办方向以刑事辩护为主，民商事诉讼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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