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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看见最初500米”mapping工作坊最后一篇文章了。作为工作坊的结束，我选择了“一次失败的’看见'”作为此篇文章的标题。 或许很多人都已经察觉到了，这篇文章曾经在四月十五号发布过一次，那时的标题叫“一场'不欢而散’的工作坊”，但在发布24小时之后，我选择了删除这篇文章。这段时间，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微信上私聊我或者在公众号后台问我：为什么要删掉那篇文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可抗的力量？我也不知道如何跟大家解释，这段时间因为这件事，我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困惑与焦虑。 四月十五号，在我发布这篇文章之后，其中一位与工作坊学生合作的保安大哥看到后愤怒地质问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工作照没有获得许可就发到了网上？我们如此配合你们的工作，接受你们的采访，为什么还要写这样的文章来伤害我们？ 至于照片，这真的是我的疏忽。考虑到都是我们自己拍摄的，而且没有一张工作照是可以看清他们的脸，有的也打码处理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就没有过问他们了。在这里，我要和那位保安大哥说声对不起。至于文章，我不太清楚那位保安大哥为什么会用“伤害”这样强烈的字眼。如果有机会，我也会很希望当面倾听那位保安大哥的真实顾虑，以及其他保安大哥对这篇文章的理解。 无论如何，这篇文章真实而客观地记录和探讨了整个工作坊田野过程中我和学员们一起经历的种种误解与冲突，以及误解与冲突之后我们的思考，乃至到工作坊结束之后再次遭遇的误解与冲突。所有的这些，不论对于我还是学员，都是非常宝贵的学习经验。 考虑到此次工作坊的意义，在隐去所有与保安有关的照片以及保安的所有信息之后，我决定再次与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并用“一次失败的’看见'”作为标题，以此回应这次工作坊的主题——”看见最初500米“。
以下是那篇被删除的文章，并在最后附上了之前所有在评论区公开的留言。 
学员突然退出。当一位学员把这个微信截图发给我的时候，正是“看见最初500米”深圳工作坊结束之后我在赶回广州的路上。之前学员退出工作坊的事也发生过几次，大多数是因为时间冲突或者身体原因参加不了，很少会有做完之后对一个只有两天的工作坊产生“没什么兴趣了，冷了”这样的想法。但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工作坊学员对我集体“声讨”的一个开始。（这个“声讨”我加了引号，一方面我很强烈地感受到了学员在言语上对我的批评和质疑；而另外一方面，在他们的言语表达里也体现出了他们本身的自觉和自醒，以及他们在“声讨”的过程中重新认知和反思发生在工作坊里的各种问题。）看见最初500米。时间回到今年的2月25号，我在深圳罗湖区的金啤坊（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主展区）举办了为期两天的“看见最初500米”第二期工作坊。比起去年在广州开展的为期三个月的“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这次只有两天。因此，我们需要在工作坊开始之前就弄清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我们能做什么？这次工作坊并没有像我之前的工作坊那样公开招募，来参加的十位学员都是在公众号留言报名的，所以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在工作坊开始之前，我、项飙还有志鹏与参加的学员做了两次简单的线上讨论，在此过程中我们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这次工作坊学员不能像上一期那样从自身出发，把自己作为观察对象，我们不可能用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上一期工作坊学员三个月完成的工作。如果不能观察自己，那在深双的主展区里，谁能成为这次工作坊的观察对象？是我们用来参展的那个网红“快递柜”？是来看展的观众？是策展人？是参展艺术家和建筑师？是维护场地清洁的保洁阿姨？还是维护作品安全的保安？
快递柜“看护者”。说到深双的保安和保洁阿姨，快递柜的到来包括后来观众在快递柜上涂鸦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也因此承受了很大压力。在一次的线上讨论里，我分享了一个对保安的观察：因为快递柜是放在主展场的公共空间里，为了作品的安全，双年展相关部门特意在快递柜旁每天安放了一位保安。在三个半月的展览期间，我观察到，在观众来到快递柜前拍照打卡与快递柜互动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保安的存在，即使他离快递柜是如此之近。有几位观众看到保安后，第一反应则是告诉他能否远离快递柜一点，因为他们不想让保安出现在自己的照片里。视而不见。在分享这个观察的时候，我试图在引导工作坊学员沿着“保安”这个主题思考：因为这个快递柜，这个地方多出了一位要“多管一份闲事”的保安。深双的展期是三个半月共一百零五天，在这一百零五天里保安几乎每天八小时都在看护这个快递柜和留意每一位前来看快递柜的观众，而那些观众却对他“视而不见”。如果说，快递柜的到来建构了一个带有“附近”特性的场域，作为看护者的保安和前来看作品的观众都是这个“场域”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观众会“看不见”保安？保安的“附近”又是什么呢？陈志杰加入工作坊。在工作坊开始前几天，第一期工作坊学员卢子艺很热情地把看护我们快递柜的其中一位保安大哥陈志杰拉进了工作坊的群，邀请他也一起参与这次工作坊。从那时起，学员和陈志杰之间的交流互动慢慢开始，即便我们并不确定保安是不是这次工作坊的方向。
2月25号周六早上十点，工作坊在深双主展场内正式开始，我和学员在一间咖啡店里见面，每位学员介绍了各自的专业背景，以及分享了自己对“附近”的看法，大部分学员来自深圳本地的高校，也有几位特地从别的城市赶来。在我与学员的第一次线下交流里，我首先建议每一位学员暂时忘记保安这个群体，先花一点时间去周边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人群，比如那些生活在展场附近的居民，双年展和他们有关吗？双年展的主展区（金啤坊）作为附近居民的最初500米对他们的生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合作”是创作前提。下午两点返回咖啡店之后，大家分享了各自观察到的人群。因为时间关系，大家很难就工作坊最终要做什么达成一个共识。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将这次工作坊的方向确定在了保安这个群体。按照之前mapping工作坊的工作方法，学员必须通过合作的方式把保安作为最重要的主体纳入到创作中来。当然，选定保安作为工作坊的方向多少有自己的私心，这来自于我长期对“到底是谁的双年展？”“双年展是在制造社会分化吗？”等这些问题的反思与关注。在这次工作坊里，我希望学员不仅要看见工作在双年展内保安的“附近”———他们的最初500米，同时还要建构双年展内的社会融合———不只是为了站在聚光灯下的策展人、艺术家、建筑师，以及双年展所吸引来的目标受众，也为了那些因为双年展而遭受忽视和排除的普通人。确定观察对象。在这个工作坊里，十位学员分成五个小组，每一小组在双年展不同展区内选定一位保安作为观察对象。为了防止把观察对象变成自己的创作素材，每组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两天里与自己所选择的保安建构一种联结，并在两天结束之后，继续与所选择的保安合作完成一件跟他们的“附近”有关的作品。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工作坊学员和保安必须相互尊重、相互启发，在创作上彼此受益、互为主体。当合作结束之后，我们希望把作品放到快递柜里，并把作品的主导权交给即是看护者同样又是创作者的保安，让他们的“附近”也可以通过自我表达或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如何与陌生人聊天？当工作坊学员没有被保安主动邀约的情况下，学员如何与陌生人开启一段对话？学员如何面对保安可能出现的抵触和躲避？学员如何面对自己可能出现的冒犯和功利？学员如何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找到一种与保安平等对话的方式？如何挖掘他们的“潜在需求”？就像第一期“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一样，我并没有给学员任何田野上的工作方法，我只是建议学员先暂时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此次工作坊的目的，忘记所有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套路，怀着最大的善意和真诚，多倾听他们，少发表看法和感受，在正式对话之前先建构一个漫无目的的“闲聊”。而在倾听和闲聊的过程中学员需要要具备自我移情的能力，并可以迅速“阅读”他们的言外之意，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稍微客观和真实地认识他们。无论如何，在邀请他们来与你共同创作作品之前，每位学员首先要先看见他们。
某某保安。2月26号周日下午两点左右，我让大家带着这两天收集来的和保安聊天的信息来到快递柜前。大家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圈，我们要在两天调研结束之前做一次头脑风暴。为了让大家能记住每一位合作保安的名字，我建议每一组学员在便签纸上写下他们的名字。但在调研中一位学员告诉我，保安要求他们不要暴露他们的全名，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让学生按照“姓 职业”的格式来称呼他们，例如梁保安、陈保安、孙保安、李保安、黄保安等。 合作的前提是“看见”。在这次头脑风暴里，学员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保安的故事。比如，不太爱说话的梁保安每天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之一就是盯着展区内两棵紧挨一起的树看，因为这两颗树之间刚好形成了一个“心”形，而这两颗树和这颗“心”让梁保安时不时想到自己那个种满树的老家以及那里的亲人们；黄保安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几年前他曾经把一辆电动三轮车改装成一个房车，然后开着房车去了很多城市旅游，最后不幸出了事故车翻了，他被两个好心的壮汉救了起来，所幸无大碍，他现在做保安就是想存点钱重新出去旅游。 这次脑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员透过保安的视角去看见他们的生活世界，去讲述他们的真实故事，然后从收集来的信息里提炼出一些可以帮助表达和理解他们“附近”的关键词。当每组在有了关键词之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与自己的合作保安一起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创作。两天与保安的联结建构完成之后，学员便要开始面对各种的不确定性：保安有时间来参与这个创作吗？即使有时间，他们对这个 “无利无名”的创作感兴趣吗？如果最后的作品与他们无关，那他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和你一起创作呢？如果他们拒绝了，作品还做吗？“看见”作为过程。因此，在工作坊一开始我便提醒来参加的学员：如果最终的作品不是与保安合作出来的，我们宁愿什么都不做，我们要接受这个工作坊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就像第一期工作坊那样，相比于最后的“作品”输出，更重要的是保安这个群体不断被“看见”这一连续的动作所形成的过程，这才是整个工作坊的真正目的。 在头脑风暴的过程中，看护快递柜的保安陈志杰一直站在一边围观，并时不时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或者为我们拍摄记录。当晚，陈志杰很热情地把另外两位合作保安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微信工作群。 在头脑风暴结束之后，我马上赶回到广州。在路上，一位学员突然发给我一张截图，告诉我另外一位学员不想再继续参与了，即此篇推文开始讲述的那件事。保安退群事件。回到广州后的当天晚上，我在有三位保安的工作群里告诉学员把这几天收集来的信息也分享给我一下，我希望对学员们合作的保安有更多的了解。而这条信息的表述也让群里一位保安感到非常不适，觉得分享这些素材为什么不经过他们的同意。紧接着，他在工作群里继续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用“某某保安”来称呼他们，并对我们把他们的故事变成自己作品的素材和灵感来源这些自私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因此决定退群，不再参与这个活动了。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有点懵住了，除了我的那个表述和让他感到冒犯的“某某保安”这个称呼外，他说的其它任何一件事都不是我们此次工作坊的目的，以及我们与学员之间最初达成的共识。就在这位保安退出工作群之后，陈志杰给了我们一点建议：希望大家还是用他们（指他的保安同事们）的全名，他们不喜欢有“保安”这个字眼的称呼。冲突为对话提供一次机会。当然，冲突在我以往的工作坊里实在太常见了。例如，在第一期“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里，学员的创作动机和介入方式也曾遭到在地居民的不解和投诉；在“菜市场美术馆”工作坊一开始，摊主们便提着刀把学员赶出菜市场；在深圳华侨城“人民（的）公园”工作坊里，当地居民在展览开幕前一晚把学员做的作品推倒了；......对我来说，共同创作的前提是敢于承认、面对和尊重不同的声音，冲突往往是提供给具有差异性的群体一次建构平等对话和看见真实诉求的机会。我经常会和学员开玩笑说，我不相信在合作过程中的和谐，不相信一切自然而然、顺风顺水发生的事情。没有反对者加入的合作，我一般选择不做；没有反对者加入的讨论，我一般选择不去。学会问问题。在我眼里，这位保安的退群就是这次工作坊里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需要搞清楚是什么让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是什么原因让他有了这样的认知？如果我们可以称呼菜市场工作的人为梁摊主、陈摊主、孙摊主、李摊主和黄摊主，如果可以称呼建筑师为梁工、陈工、孙工、李工和黄工，那为什么他们会对自己的职业“保安”这个字眼如此敏感？如果这也算冒犯，那冒犯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是我们的错，那我们犯了什么错？是田野调研里的道德伦理问题吗？是不够尊重吗？是我们与他交流的时候产生的不对等和误会吗？如果万一真的把他们变成创作的工具，那接下来我们不就需要自我检讨吗？不就需要马上与他们沟通解释和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吗？还是，我们自己一开始就没弄清楚这个工作坊要做什么？为什么要与保安合作？或者，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是保安？为什么要合作？在艺术创作的语境里，合作是什么意思？把试错作为工作方法。我在想，如果当时我们能和那位退群的保安讨论这些问题，那讨论的本身或许就是本次工作坊所创造的最大价值，这也会是我、项飙、志鹏，以及所有工作坊学员在短短两天里里能带走的、最宝贵的东西。对我来说，工作坊的价值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不断提出问题，挑战已有认知标准和价值体系，建构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试错”在工作坊里就变得尤其重要，“试错”也成为了所有mapping工作坊最重要的工作方法。当然，艺术创作本身就是要不断地试错，要随时推翻之前的想法，随时更改和调整工作方法，随时迎接新的可能，随时拥抱不确定的、甚至是看起来自相矛盾和不太和谐的东西，这样才能最终做出一点点有意思的事情。按潘赫的话说，做创作的人要接受自己做的工作随时变成无用。 集体“声讨”。然而，对于这次工作坊的十位学员，我心里是没谱的，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保安退群后会有什么反应。正当我在工作群里极力安慰学员不要沮丧和自责的时候，一位学员悄悄告诉我，大家正在没有我的小群里讨论保安退群的事，聊的都快炸开了锅。在我看完学员的对话之后，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这个只有两天的工作坊竟然让学员产生了这么大的情绪——失落、自责、羞愧、压抑、不解和愤怒。这位保安的退群让他们的情绪终于可以得到释放，甚至差点引发了一场集体性的退群风波，这在我过去十年开展过的所有工作坊里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也直到这时，我才理解那位选择不再参与的学员为什么会说出“没什么兴趣了，冷了”这样伤心的话。但如果往好的方向看，学员积压了两天的情绪因为一位保安的退群而被看见。反思的力量。2月28号晚，我、项飙还有志鹏和学员临时开了一次线上视频会议。在情绪得到释放后，大家开始真诚而直言不讳地表达各自对此次工作坊、我以及保安退群这件事的看法。在这次的会议里，大部分学员的自我叙述里都带着深深的反思，甚至到最后还提出一些改善建议。例如，一位学员分析是不是工作方法不明确，一开始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有的学员觉得打扰保安会让自己产生很强的羞耻感；有的学员认为自己太想了解保安了，而保安对自己却一无所知，很不公平；有的学员质疑我们原本就不应该打扰保安这个群体；有的学员问如果我们不能与保安共享命运，那为什么还要去“看见”他们？有的学员反思自己两天都在关注“保安”作为职业这个标签，而不是“保安”这群人；有的学员抱怨两天时间太短，导致大家都想赶紧从保安那里挖出有用的东西，太功利了......还有的学员归咎于我的男性视角、我狂轰滥炸式的压迫感、 习惯性质疑、不断否定、不温柔和冷漠（还有很多其它的毛病，我就不一一列出了，留点尊严）。成为一名“冷漠”的人。在保安退群事件发生后，一位学员问我：“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帮保安做点事呢？如果不能帮到他们，那我们最后做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呢？”我告诉这位学员这工作坊不是一个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送温暖”活动，如果只是为了帮助保安而去做作品，那最后的作品就变成了一种“拯救”，而拯救的前提是我们先把保安这个职业强行标签化，并在内心深处带着对保安这个群体的偏见——我们相信“我们是优越于他们的”，所以我们有能力和义务帮他们。而这种拯救式的创作使得两方在合作过程中“互为主体”的关系就被破坏了——你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而保安则变成了被神悲怜的子民，在等待着神的拯救。这样一来，我们既不承认自己作为主体的有限性，保安在创作中的主体性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平等就因此被破坏了。这时候，保持冷漠对于工作坊的学员来说变得尤为重要。尊重有时候也是一种傲慢。当然，冷漠不是说要你变得冷酷无情，放弃善意或毫无人性。冷漠是在帮助田野工作者在行动中建构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一种平视的视角——既不是自上而下的俯视，亦不是自下而上的仰视，而是真正成为被观察的那个人。这种不动声色、不带评论的观察，这种不带个人色彩的平视也显示出对观察者最基本的尊重——你把他当成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一个与你一模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研究工具，一个被标签化的符号、一个被区分对待的类别。 如果在田野调研中，我们在与陌生人互动的时候一感到尴尬就想跑，一感到羞耻就想逃，一感到内疚就想退，这个不是尊重，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傲慢”。在我看来，冷漠是任何一位专业者，无论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家还是建筑师，在田野工作时都应该时刻保持的一种工作素养。不欢而散。在那次线上视频会议之后，我们与学员就再没有一起集中讨论过。考虑到大家对“保安”这个主题的不适，对工作方法的不解，我没有再继续push他们，更没有接着聊之后与保安的合作应该要如何开展，这或许是我做过的这么多工作坊里唯一一场可以用“不欢而散”来形容。但令人欣慰的是，之后还是有两位学员来找我分享她们的想法，她们和两位合作保安都有意愿想要继续完成作品，陈志杰就是其中一位。深双“参展人”陈志杰。陈志杰是一位开朗的人，喜欢和人聊天，尤其是陌生人，有很强的表达欲。他是一个全身充满着艺术细胞的人，经常在群里分享他的创作想法，包括怎么在快递柜里做作品。在整个工作坊里，他一直都在充当着学员和其他保安之间的桥梁和问题的调和者。但因为保安这个职业，陈志杰很难随随便便跟别人聊天。在与陈志杰一起商量之后，工作坊学员买了两台对讲机——一个固定在快递柜上，一个交给陈志杰。来参观快递柜的观众可以按照使用说明通过对讲机（向陈志杰）发起一个对话。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另外一个对讲机在谁手里。而身处展场不同地方的陈志杰在听到对话后可以选择回或者不回，这取决于观众发起的对话有没有吸引到他，他感不感兴趣。如果工作时嫌太吵，他可以选择关掉自己那台对讲机。陈志杰除了主导与观众的对话之外，他还要负责每天打开和关闭挂在快递柜上的那台对讲机。在这件作品里，他既是看护者，也是创作者和主导者。自从有了对讲机之后，陈志杰时不时会在群里开心地和大家分享今天与哪个陌生人聊天了，聊了什么内容。直到有一天，陈志杰在群里气愤地告诉我们，挂在快递柜上的那台对讲机被偷了。他说他用自己的那台对讲机喊了一整天，都没有回应。深双闭幕。3月26号，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在深圳落幕，快递柜被撤出主展场，所有保安包括陈志杰顺利地完成了他们三个半月的安保工作，WELL……除了第一期工作坊学员放到快递柜里到最后不见踪影的38件作品和那台只“存活”了几天的对讲机外。 闭幕前一天，一位学员在群里问陈志杰下一站要去哪，他说想一个人去旅游。他接着问：“有人一起吗？”除了一位学员说很想去但要上课以外，群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回应，包括我自己。3月27号，陈志杰在工作群里发了最后的两条信息：结束了。我退群了，拜拜。 *感谢志鹏、鸭鸭、宇瑶和谢琳提供的信息和对本文的建议；文中陈志杰为化名；文中所有相片均由我和“看见最初500米”第二期工作坊学员拍摄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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