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70年代前，西欧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虽然早有联系，但就基本精神而言，它们是彼此隔绝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前提、实现的手段和道路等问题的看法，都是大相径庭的。 1、社会主义的另类——早期俄国社会主义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从第一国际时期起，就在马克思学说的有力影响下树立了一个牢固信念：
俄国社会主义事实上所追求的却是一个植根于村社传统的、个人从属于整体的“集体主义社会”，它不但不应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前提，反而要靠避免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瘟疫的侵害才能实现。 正因此，虽然俄国社会主义是对西欧社会主义的“反应”，但它们仅有形式上的类似，实质却根本不同。 这种差别，反映出的正是西欧与俄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差别：
这种基本精神上的差别，决定了双方是长期处在对立之中。 在俄国社会主义者心目中，他们那落后的祖国，因为拥有他们所珍爱的“集体主义”精神，是要比西欧更接近社会主义的。 俄国人自己对这一套说法津津乐道，但在西欧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却纯属荒唐。 没有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力的准备，哪里谈得上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对俄国人中流行的社会主义嗤之以鼻，对赫尔岑、巴枯宁这类深受俄国青年爱戴的人物感到厌恶，就连俄国人对马克思本人著作所表现出的热情，起初也被马克思讥称为一种追逐西欧极端事物的“贪食症”。 直到1875年，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还与在当时俄国革命青年中影响很大的特卡乔夫打了一场冷嘲热讽、妙趣横生的笔战。恩格斯针对特卡乔夫宣布俄国人民“比西欧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说法，挖苦地认为此人“还需要再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2、从“全盘西化”到融合在1882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中才明白提出：
由此看来，俄国能否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完全取决于它能否唤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 换句话说，只有西方革命的成功，才能把俄国带进“共产主义发展”的轨道，否则就是不可能的。 最初发起的“信号”固然要寄望于俄国，关键的动力却仍依赖于西欧。 这就是马克思晚年和恩格斯一起为俄国——其实是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所设想的发展前景，它可以称之为“互相补充”战略。 根据后来的发展看，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设想显然对俄国和西欧革命的可能性都作了过高估计，其实是无法实现的。 俄国民粹派并不具有发起一场大革命的能力，这残酷的现实迫使人们只有把希望转向西欧。 就在大约同一时期，普列汉诺夫等人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否定了俄国近期革命的前景，从而不再寄望于民粹派的主观意志，而是转向西欧社会主义的理性分析。 普列汉诺夫等人之转向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策略问题上作重大转变，而且意味着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上作重大转变。 他们是全心全意的“西欧主义者”，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规划完全移到了西欧的基地上。正因此，他们寄望于西欧式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看作是社会主义到来的必由之路。
民粹派眼中视为洪水猛兽、视为社会主义大敌的西欧式贸易自由和议会民主制，现在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却是应当欢迎的一大进步，因为尽管这些东西首先是“使资产阶级获利”，但对工人阶级的解放也是不可缺少的，决不能因为俄国的工业化发展有利于资产阶级而反对这一发展。 因此，他们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是要拼命维护本国的“独特性”，而是要促进本国向西欧的学习，要学习西欧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经验，首先是要“效法德国共产党人的好的榜样”。 这整个主张，对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人来说不算陌生，借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可以把它称做“全盘西化”，不过，这是毫无顾忌的、抛弃了任何狭隘情感和实用考虑的、坚信历史进步必然性的“全盘西化”。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仍持马克思晚年的观点，认为民粹派虽然理论上不足取，但却能够承担起摧垮沙皇统治、激发西欧革命的任务。 因此在80年代中期，恩格斯大体上与民粹派和“劳动解放社”双方都保持友谊，称赞前者的理论贡献，支持后者的政洽主张。 这种状况持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劳动解放社”的预见得到了证实，那时恩格斯放弃了他先前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同意了“劳动解放社”的观点，确信俄国已经失去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在那里必然地经历同西欧一样的道路。 这样，俄国社会主义主流与西欧社会主义汇合在一起了。 3、俄国社会主义的榜样——德国社会民主党19世纪90年代，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确立了自己的基本方向，那就是向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学习，走西欧之路。如果套用后来列宁的一句话，这可以称做“仿效”战略。 在对西欧的“仿效”热潮中，德国的榜样占据着首要地位。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的所有地方都受到尊敬，但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这个党当时还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先进，而是一座完美的、必须仰视的高峰。 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理论上无比成熟，实践上经验丰富，有严整强大的组织，有明确的远期和近期目标，所有这些，都符合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理想追求。 许多年后，托洛茨基这样描写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人心目中的份量：
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德国社会主义对俄国人来说，差不多就等同于整个西欧社会主义。 德国人首先在理论上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有着巨大的魅力。 在介绍、翻译和学习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方面，任何地方都无法与在俄国表现出来的热情相比。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外，倍倍尔、考茨基、梅林等人的著作，都在俄国广为人知，到处引用。特别是考茨基，被视为恩格斯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其著作最是受人欢迎。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同样被当做典范。 1899年列宁拟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新的纲领草案时，把自己的准则明确规定为“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接近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 这种看法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共有的，因为他们认为爱尔福特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最高范本，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使这一纲领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实际条件结合起来而已。 在策略方面，俄国社会主义者也是时时处处以德国的经验为准，在制定策略和发生有关争论时，“倍倍尔怎样说”、“考茨基怎样说”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论据。 一个尽人皆知的事例是，当列宇在《怎么办？》中提出他那著名的“灌输”理论时，他是直接从考茨基的论述出发的。 4、从“效仿”到“超越”对西欧，首先是对德国社会主义的“仿效”，给俄国革命思想和运动带来了莫大的好处。
然而，“仿效”战略却未解决一些在实施中会引起尖锐矛盾的重大问题。 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在俄国“仿效者”与他们的西欧范本之间，毕竟存在着一段不小的历史距离。 在西欧，社会主义的宣传、建党和对资产阶级统治展开自觉斗争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阶段上。 这样，西欧社会主义者能够自然地使自己争取社会主义的活动与对历史阶段的认识一致起来。而在俄国，如前所说，却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都缺少发展的阶段上便开始了社会主义运动的。 在西欧那里，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阶级发展的结果，在俄国这里，却是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活动的结果。在这里，“阶级意识”先于阶级实体而发展，“主观条件”先于“客观条件”而发展。 在这样的历史差别下，俄国应当怎样仿效西欧呢？ 很显然，西欧的“客观条件”是无法仿效的，能仿效的只是“主观条件”。 列宁对“自觉性”及其政治载体，革命政党的高度强调和他的革命转变策略，其实质都在于确认，由于“主观条件”、“阶级意识”的加入，先前的历史发展方式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各发展阶段仍然要经过，不能人为废除，但现在却都不再有独立的历史意义了，它们只还是达到既定理想的一个个中间站，因而应当把它们改造得尽可能有利于继续前进，以便迅速奔向理想。 托洛茨基在对革命政党作用的估计和革命发展阶段的估计上都大不同于列宁，但他认为俄国历史由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便加入了觉悟无产阶级这个因素，而注定了要在“阶级斗争的规律”支配下，打破先前的历史发展模式，越过资产阶级“形式民主”阶段，径直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为了在进一步发展中获得“客观条件”的保证，仍然需要有西欧的参与。 俄国革命必须引发西欧革命，否则就不免中途失败的思想，在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的论述中时时可见，例如：
然而这样一来，很明显，“仿效”战略便被完全突破了。俄国革命现在不再尾随于西欧之后，而是要以自己的主动性奋起于前，并点燃西欧革命的火焰。 这可以说是重又回到了“互相补充”战略，但现在发起“信号”的已不是民粹派的秘密委员会，而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了。 5、对西欧社会主义的失望俄国社会主义者对西欧社会主义、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尊敬，而且总的说来，把这种尊敬一直保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然而，随着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派别分化，对西欧的态度也就开始出现变化了。 孟什维克一派的策略基本仍坚持对西欧的“仿效”，布尔什维克则日益走出“仿效”战略，力图从他们对俄国社会特殊性的理解中制定新的战略。这使得他们逐渐从对西欧的全面追随，走到用批评的眼光对待西欧了。 20世纪开始后，俄国的革命浪潮正在来临，相形之下，西欧运动的平静郁闷，让充满激昂精神的俄国革命者更加不快。 尤其是，当他们带着对西欧革命的理想化印象观察西欧时，见到的实际情况简直让他们大为吃惊。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描写过她在慕尼黑目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五一节游行，那情景是如此令人失望：
她和列宁当时都努力“抑制那种不由自主地产生的失望心情；我们本来想参加的是战斗性的游行，而不是警察许可的游行。”
更不可思议的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人集会的内容竟是向上帝祈祷：
面对这种情景，托洛茨基说他“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 其次，列宁对于西欧社会主义政党对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宽容态度，显然也很不满。我们知道，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和政治分歧，不论怎样尖锐，但人们都视之为党内理所当然的现象，不应导致组织上的分裂。 尽管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同“修正主义派”的斗争激烈异常，但很少有人想到要把伯恩施坦或福尔马尔们开除出党。 这一态度在俄国革命者看来，却愈益成为影响党的战斗力的重要祸根。 列宁后来写道：
6、与西欧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在列宁的著作中，在1905年之前，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批评很少，相反，在正式场合，他不止一次驳斥过那种认为西欧运动正在改良主义化的看法。 然而在1905年后，列宁逐渐开始有节制地批评西欧社会主义了。
1907年，他宣布：
在1912年前，列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沙文主义倾向作过批评，对倍倍尔、考茨基的某些策略主张作过批评，但总的来看，态度还是比较克制和友好的。 他在1910年卢森堡与考茨基争论时甚至希望这两人之间的分歧不要扩大，而应“就此和解”。但到1912年初时，他已谈到德国党内“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分歧日益表面化，党内沸腾了。那里迫切需要当机立断。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认识与在俄国党的资金代管问题、“统一”问题等方面与德国党领袖们的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得列宁在大战前最后几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失望。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导致了彻底决裂。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竞相转到“保卫祖国”的立场上，赞助本国政府进行战争。俄国布尔什维克则高举着“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旗帜，对西欧“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背叛自己的信念”的行为展开了猛烈批判。
剧烈的分化、尖锐的思想斗争，构成了以后多年中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 （正文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