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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你去当大使了！” 1963年夏的一天早晨，周总理叫秘书给我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驱车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总理正在一面批阅文件，一面等着我。他看见我走进来，马上放下手中的文件，招呼我坐下，然后亲切地问道:  “耿飚同志，你回部工作有几年了？” 我扳着手指计算;从1960年初回外交部任副外长，至今已三年半，便答道:“三年多了。” 总理点点头:“喔，还不满四年。可是。现在又要你去当大使了！”接着，他告诉我:为了加强我国和缅甸的友好关系，支持缅甸国内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即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之间的和谈)以及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毛主席指示派一名副外长去接任驻缅大使。 “你可能会想，在这么多副外长中，为什么要派你去呢?”周总理解释说，“除了因为你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政治上要强，最好懂军事’这个条件外，还因为你熟悉缅甸的情况……。 总理说我熟悉缅甸的情况，这是由于我在几位副外长中分工主管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业务，特别是我曾参加中缅边界条约和友好条约的签订工作，还曾经办过一些中缅合作的事情，如两国合作剿除边境地区土匪的协议，就是我按照周总理和陈外长的指示，与缅方协商确定的。 那时，国民党残余部队李弥匪帮在滇缅边境一带走私黄金鸦片，骚扰居民，为非作歹。缅甸政府要求我国协助剿灭这股顽匪。经过协商，两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合作剿匪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我国边防部队对靠近边境线的土匪实施进剿，俘获了数千匪徒，还收缴了大量黄金、鸦片及武器。按照周总理指示，我们将俘获的人和物全都交给缅方处理。 在交往中，我和缅甸领导人及外交部官员渐渐熟识。尤其是在1961年初随周总理访缅时，结识了不少缅方官员。 1960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缅甸的吴努总理和奈温总参谋长来华访问。作为回访，并应邀参加缅甸独立1周年庆祝活动，1961年初周总理和陈毅、罗瑞卿两位副总理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缅甸。在这个大代表团中，包含有政府、军事、文化艺术、经贸和云南省等十来个小代表团，共有400多人。  其中，有一个由我们外交部组织的边界代表团，由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兼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姚仲明同志任团长，该代表团的任务是在仰光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并继续与缅方商讨在边界条约实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在文化艺术代表团中，有一个由青少年歌舞演员组成的东方歌舞班(东方歌舞团的前身)，到仰光后他们表演了14国舞蹈，在观众(包括各国驻缅使节和缅甸文艺界人士)中引起轰动，也得到了新闻界和评论界的广泛赞扬。整个大代表团的工作，由国务院办公厅和外交部组织协调，我除了参加内部协调工作外，还负责与缅方联系。 周总理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云南省代表团除外)于1960年12月31日乘专机离京到达昆明，同云南省代表团会合。我们在昆明欢度元旦。1961年1月2日，代表团离开昆明前往仰光，在昆明机场候机室中，陈毅同志兴致勃勃地赋诗一首:  元旦游湖惊浩森，扁舟千仞望龙门。 青青麦秀通原野，锦绣河山画不能。 红旗队队走不停，二日机场送远行。 中绷友谊添新页，祥云朵朵护机群。 代表团到达仰光后，受到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当晚，吴努总理设盛大国宴欢迎中国客人。由于吴努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宴会为全素筵席、宴会上宾主相互频频祝酒，欢声笑语中洋溢着深厚浓郁的“胞波”情谊。席间周总理乘兴朗诵了陈毅同志于1957年底所作题为《赠缅甸友人》的诗篇:“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彼此是胞波，语言多同汇，团结而互助，和平力量伟。……”这些充满友谊的美好诗句，配以中国艺术家的轻歌曼舞，把欢乐友好的气氛推向高潮。 第二天开始，周总理、陈毅、罗瑞卿副总理等与吴努总理及缅方其他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还参加了各项庆祝缅甸独立日的活动。接着，在吴努总理亲自陪同下，周总理一行访问了缅甸著名的佛塔圣地曼德勒。从曼德勒回到仰光后，周总理参加了《中缅经济技术协定》签订仪式，然后便向主人告别，先行离缅回国。陈毅和罗瑞卿两位副总理则在奈温将军陪同下，继续到毛淡棉、山道威等地参观访问。 对于上述1961年初的访缅之行，周总理记忆犹新。因此，现在他对我说:“那次访问缅甸，外交部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也因此而交了许多缅甸朋友。这对你去当大使后开展工作是很有利的。不过，这次阵前换帅，你的担子不轻呀！”  我从总理语重心长的嘱咐中感受到了这副担子的份量，便请他对驻缅使馆的工作方针作指示。 周总理指出：要继续贯彻我国的睦邻政策，积极支持缅甸的和平中立政策和缅中友好政策，支持其国内和解与和平建设，但不干涉其内政，耍努力增进和缅甸领导人的联系，加强巾缅两国的经贸合作及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他还强调:要保持和加强同国内的联系，坚持请示汇报制度，特别是使馆的一切对外事务都要向外交部汇报。这里，周总理特别强调“一切对外事务都要向外交部汇报”，这是有所指的。因为，驻外使馆的对外事务涉及面很广，有些事情是国内其他部门交办的。有的使馆把属于其他部门交办的对外事务的办理情况，只向有关部门汇报，而没有同时报外交部。这样，就使外交部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使馆的T作情况。有时候，毛主席要了解某些对外事务的进展情况，询问周总理和陈毅外长，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使馆没有将此事向外交部汇报。 周总理进一步告诉我:毛主席之所以指示要派副外长去接任驻缅大使，和上述这种情况有关。“因此，今后你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在我临行前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外长也分别对我作了指示。他们的指示，其总的精神是一致的，都要我致力于加强中缅两国的合作和友谊.但他们谈话的内容各有侧重点。 毛主席的谈话侧重于要我注意把国家之间、政府之间的关系，同党的关系区别开。 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因此，谈到对外关系，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国家关系来看，我们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尤其是邻国，应该和平相处，应该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这是我国的外交方针，是确定不移的。另一方面，从党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同情和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否则，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了。当然，我们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并不是要去代替他们搞革命。搞革命，那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我们决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所以，一定要把国家的关系和党的关系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说得更清楚些，那就是:既不能因为要搞好国家关系，就不许我们支持别国的共产党;也不能因为要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就去干涉人家的内政。 “对子这个问题，你在下作中要注意。必要时也可以向所在国的领导人讲清楚。”此外，毛主席还对在某些问题上应该坚持的几项原则作了指示。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十分明确，也十分重要。我到缅甸后，根据这些指示的精神，在一次和奈温主席的谈话中向他作了解释。 少奇同志的谈话侧重于要我对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之间的和平谈判起促进作用，并要我加强同缅甸政府领导人的联系。他还将一封致奈温主席的亲笔签名信交给我带去，由于以前奈温几次访华，都受到刘少奇主席的接见，1963年刘主席访缅时，也受到了奈温主席的热情接待，他们之间因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现在我赴任时除了携带正式国书外，少奇同志特地写了一封个人信函，要我面交奈温。信中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邀请奈温夫妇在方便时再次访华;二是介绍我的经历，特别指出我过去是一名革命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指挥过许多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外交，请奈温主席对我的工作给以大力协助。 陈毅同志主要是就外交工作巾的几个具体问题对我作了指示，并重申了周总理的嘱咐，要我赴任后加强使馆同国内各部门特别是同外交部的联系。 于是，我带着领袖们的指示和嘱咐，肩负着国家和人民的重托，迎着从印度洋吹来的暖风，来到了介乎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风光明媚的国际名城——仰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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