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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弟弟和大伯家弟弟们 
我是老大，1946年出生。老家虽在陕西汉阴，出生地却在甘肃天水。4岁时随母亲从老家到上海与父亲团聚，在上海生活了5年，口音里就永远带有一点南音，就算半个南方人。我二弟、三弟是一对双胞胎，1953年在上海出生。由于出生在上海保健医院，所以起名一个叫胡保林、一个叫胡健林。为了好叫，起了小名：一个叫大瓜、一个叫小瓜，长大了就不叫了。
他们俩虽然是双胞胎，但是长得一点也不像：二弟头大脸圆、比较壮实，三弟却是头较小脸也长、比较瘦弱。他们俩从小性格也迥然不同：二弟比较憨厚、沉稳、话语少，三弟则活泼、聪敏、爱说话。可能是一个像母亲多一些、一个像父亲多一些吧。尽管长得不一样，但是待遇是一样的，一样的衣服、一样的帽子、一样的用品、一样的玩具。小孩子都又干净又可爱，每当母亲与奶妈一人抱一个出门时，都会引得路人驻足观望、啧啧称赞。我比弟弟们大7岁，他们降生，我也该上小学了。本来的三口之家一间房，一下子又多了4口人、因为家里又请了喂奶的奶妈与做饭的保姆，够热闹。奶妈倒是不住家，晚上就回她自己家了。可是我母亲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照看双胞胎，要喂奶，一个哭另一个也跟着哭，真够辛苦的。我下学回来，没事就看着这两个小婴孩，有时候也帮着大人摇摇婴儿摇床，或拿个拨浪鼓逗逗小弟弟。那时最深的印象就是在炭火上架起一个铁丝网罩，上面摆满了洗好的湿尿布在烤，满屋弥漫着谈谈的臊味。一年多以后，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我们全家，包括保姆老阿姨“嘟嘟”都来到北京，这就一直在北京住下了。我转学到了海淀第一中心小学，弟弟们则送到了托儿所。托儿所是全托，只有星期六接回来，接回来看（kan一声）弟弟则是我义不容辞的工作。弟弟们有时也淘气，海淀彩和坊农业部宿舍里有一座堆土山，比较陡，大人们都警告不要爬山。一次，我领着两个弟弟出去玩，小家伙看到土山都很兴奋，于是就都往上爬，我追上一个抱下来，另一个就还爬，待我放下这个，把那个抱下来，这个又爬上去。反复几次，气得我直吼，他们还笑！家里有了弟弟们，比较淘气的我就不太受大人待见了。我母亲就多次说：现在有弟弟了，你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我也知道这是吓唬我，倒也不怕不要我，只是有时候还是有点失落感。在家我挨训最多，弟弟们岁数小，基本轮不着挨训。1955年，四弟胡京林在海淀出生了。小时候脸上、身上、小拳头上都圆鼓鼓的，所以起了个小名叫胖子，其实大些了就一点也不胖了，但是胖子这个小名却一直伴随着他。因为四弟离二弟三弟年岁接近，我父母一度都不想要老四了，也找好了领养的人，就是海淀医院的一个大夫。最后还是没有舍得，又抱回来了。这还真对了，我父母年迈之后就是跟着四弟过的，2005年送走了我们九十岁的老父亲。我四弟退休前后一直在照顾我母亲，直到她96岁去世。我们兄弟们都特别感谢四弟对父母的付出。四弟后来由我们从上海带来的老阿姨照看，老阿姨“嘟嘟”没有孩子，把四弟从小带到大，吃睡都在一起，真是视同己出。四弟也特别依恋老阿姨。在东大桥居住时，二弟三弟在双桥农业部子弟学校寄宿，平时不在家，家里只有四弟，于是带四弟也就是我的日常作业。我也很喜欢胖胖的四弟，经常是我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拿着书看，他也比较乖，就自己玩自己的。四弟的性格比较高冷，特别不爱说话，也不爱理人。来个人让他叫人他从来也不叫，除了老阿姨，对谁都是爱搭不理的。不过自己特别有主意，干什么事都悄么声自己干了。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半饼干桶的肉松都吃光了，那是吃粥时每个人才夹給一小撮的啊。1960年，大搞城市人民公社时，老阿姨被动员参加社会工作，她特别舍不得四弟，结果是四弟送进幼儿园，她也去了幼儿园工作。四弟去幼儿园，我们都担心他不适应，因为他太不爱说话，也太不会和别人交往了。不料不久以后，过新年我们都去幼儿园看孩子们的表演时，居然看到四弟在演节目！他一边跑一边煽动着手臂，嘴里“呼呼”地吹气，是在演一个刮北风的冬天老人。然后居然又有一段朗诵表演：“下雪了，下雪了，白白的是什么？那不是盐，那不是糖，吃到嘴里冰凉凉！”一边说一边摇头，最后还做了一个吐舌头的动作。把我们看得高兴坏了，一个劲儿地鼓掌，实在想不到四弟居然还会参加表演。太佩服那个幼儿园老师了，竟然能把四弟这么不爱说话的缺点都扳过来！这个事情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1959年，五弟胡国林又降生了。既来之，则安之，这回没有打算再送人。不过小五生不逢时，很快就遇上“自然灾害”时期，营养不良，身体不算太好。因为是老小，所以全家人都呵护他。我是看着弟弟们长大的，所以就记下他们小时候的一些趣事：二弟刚会走路时，被土埂绊了一下，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想了想说：“地太高了！”有一次全家去故宫参观，弟弟们刚刚认字，不认识“天安門”繁体的“門”字，告诉他们这就念作“门”。一会儿到了午门，三弟兴奋地指着“午門”说：“我认识了，那是牛门”，全家都笑了，“门”字对了，“午”字却认作了“牛”。一次去十三陵游玩，路边窜出一只黑色的瘦猪，不爱说话的四弟急急地说出一串话：“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黑的、黑的、是不是大黑狼！”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原来情急之下他也会说话啊！有趣的事情多了去了。我们家老阿姨参加社会工作后，许多家务事都需要自己来做了。从初二起，每学期的寒暑假，都要自己解决中午饭。这时四弟五弟在幼儿园，二弟三弟却上了小学，也在放假。我们三弟兄就开启了自理自强的假期生活，其中最主要的是要自己弄火做饭。有时候前一天晚上，大人多做一些米饭，或者蒸出一些馒头、窝头等干粮，第二天中午热一热，再炒一个菜或热一个剩菜、做一个汤就行了。要是没有干粮，就得自己去做，多是做切面条儿、揪面片儿、或是疙瘩汤，就连汤带饭都有了。不太爱做米饭，因为如果火掌握不好，容易糊锅。做玉米面糊糊和烫玉米面蒸窝窝头那都不在话下，偶尔也去买火烧吃。弟弟们虽小，但都听话，我在他们眼里也就算是大人了。他们七八岁，我十四五岁，没有什么思想交流，主要就是领着他们玩：玩打仗、讲故事、看小人书、种菜养鸡、写假期作业。无聊了就招他们，弄哭了算；或者叫他们学猫叫狗叫，不叫不给吃好吃的。有一次我拿火通条吓唬他们，结果一下子烫到了三弟，烫起了水泡，吓得我赶紧上药，安慰他说好话，给好吃的，央求他不要告诉母亲。尽管我在家有时恶作剧，但我学校要是有事情，或者我去找同学、朋友说话，就让他们在家里自己玩。等我回来，二弟三弟都没精打采的，说我不在家，太没有意思了。我发现我在他们心里还是有影响的。一转眼他们就长大了。1969年二弟、三弟去了东北，1971年四弟去洗衣机厂当了工人。1987年小五办了出国手续去了巴西打拼。从此各人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我这几个弟弟都还争气，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二弟胡保林，由于在黑龙江表现突出，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环境科学教研室任助教；随后在武汉大学法学院读在职研究生，获法学硕士学位。以后调国家环保局，历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保护部的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办公厅主任，部党组成员；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纪检组长。2016年退休。三弟胡健林，在黑龙江10年，历任农工、教师、统计；返城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中文编目；1985年成为《中国青年报》编辑、记者；同期在北京师范学院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青少年读书指南》任副主编；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后，历任办公厅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副巡视员；在民政部工作期间，连续7年获优秀公务员称号，立三等功。2013年退休。四弟胡京林，在北京白兰电器有限公司多次获得厂先进生产者、红旗手、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为引进日本大型注塑机被选派出国学习，后任注塑车间主任。1991 年调北京方庄物业管理公司，先后任设备处段长、芳城园房管处副书记；第一分公司副书记、书记、经理；方庄物业公司多种经营部副经理、公司机关支部书记、公司纪检监察部部长等。2015年退休。五弟胡国林，已经定居巴西。出国后一直为巴西的几个大型水利工程做中葡文翻译工作。他说以后也会叶落归根、回到祖国来。说起弟兄们，还要提及的是我大伯家的四个堂兄弟胡学东、胡学宁、胡学林、胡学书。大伯家也是清一色男孩子，也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大家庭有8名共产党员，我们一家也有8名共产党员，也都算是革命家庭了吧。我的这些弟兄们，有的位居高管，有的掌握着一些权力，有的在政府机关、有的在新闻媒体，但都很自律、都很正派。这都是党教育得好、社会教育得好、家庭教育得好啊。我的弟弟们不光是履历上光鲜靓丽，还真有些“光荣”事迹呢！比如三弟胡健林，他在《中国青年报》做记者时，曾写出当时特别轰动的文章：1986年2月1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胡健林等人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学海夜寻珠——记北京师范学院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们》。这里用的夜行难、夜学苦、夜情浓、夜真美四个标题，记述了这些学生5年来的拼搏苦学的事迹。这里有拄着拐杖挤车、靠意志支撑的残疾人；有白天教书晚上学习，往返百里上课的教师；有妻子临产时还被督促去上学，但回来时妻子已经意外离世的丈夫；有被确诊了癌症还在坚持着上课、坚持着考试的患者；有困难到营养不良、不被家人理解的农妇；有因学习重压而豁出五年不要小孩的女生……那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那一幕幕刻苦学习的场景曾经感动了许多的学子，也激励了无数的年轻人。形象地诠释了成人业余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主题。在1986年12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和第四版的大部分版面上刊登了《中国青年报》记者胡健林、杨浪写的《共和国的基石——十年法治建设回顾》长文。小标题是：“过程，是痛苦的。历史告诉我们，健全法制将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法律，不仅制约人，更给人以权利。做天下的主人，既是鲍迪埃的理想，也是现代公民的自我自觉意识”；“举起和没有举起的手高擎起同一面旗帜：人民代表要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法律是公正的，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光荣的束缚。法律是自信的，一个理想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文中有一些令人振聋发聩、拍案击节的文字，真不是一般人写得出的，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找。三弟的文笔严谨、准确，民政部的多部部颁文件即出自他笔下。无论在任内还是在退休后，他的“公文写作”讲课都深受众多国家机关、单位公务员的欢迎。三弟退休后还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烟酒茶艺专业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两届十年)：中国诗酒协会副会长(两届十年)，现为中国诗酒协会名誉副会长。二弟胡保林在国家环保事业中，曾组织起草、制定过一系列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制度；起草过一系列国家环境保护的重要文件、报告。二弟后来任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特邀顾问。退休后还是多个研究单位、智库、大学的特聘专家、教授。主持或参与了众多环保项目的调研、论坛、开工或成立仪式，至今还在奔忙。你上百度搜寻，就有多条有关胡保林的信息。如今弟弟们都已退休，却都还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余热。有的在作调研、有的在讲课、有的在写作，也有了时间去旅游、去摄影、去收藏、去绘画、去尽享天伦之乐。虽然前段时间因为疫情不能多相聚，但时常在家庭群里互相问候，转发一些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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