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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生（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王冰洁（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经济发展具有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稳增长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两大工具，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减税降费和扩大财政支出，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在于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如何更加科学精准地实施财政货币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命题。 已有文献对减税、财政支出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作了大量研究。在减税方面，Liu 等（2019）研究了2004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发现允许企业抵扣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可降低企业成本，促进投资，提高生产率；徐建斌 等（2022）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显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财政支出方面，卞志村 等（2016）、李戎 等（2021）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认为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性支出，更多向社保、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倾斜。在货币政策方面，孔丹凤 等（2021）研究得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定向降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具有“降成本、调结构”的功能。然而，由于已有研究是基于不同分析框架和政策力度，对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中的单一政策研究，既有研究难以判断不同政策工具效应的相对大小，从而降低了其对宏观调控政策工具选择的指导性。本文将减税、扩大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三类政策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模拟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效应，不仅可以解决不同宏观调控政策研究的效应可比性问题，而且对于科学选择稳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提升政策效能具有重要价值。 有鉴于此，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中国社会核算矩阵，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将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置于同一框架下模拟不同方案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比较分析不同政策的效果，为应对“三重压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二、政策情景设置 在政策模拟中，本文设置了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三大宏观调控政策。 在减税政策方面，本文设定减税1万亿元的税收政策。具体有三种政策情景：一是增值税减税1万亿元；二是所得税减税1万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减税3 000亿元和7 000亿元；三是组合减税1万亿元，其中增值税减税5 000亿元，企业所得税减税3 000亿元，个人所得税减税2 000亿元。 对于增加财政支出政策，本文设定增加1万亿元财政支出。根据财政支出增加的结构，分为三种具体政策情景：一是增加生产性支出1万亿元；二是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各增加5 000亿元的组合式支出扩张政策；三是增加民生性支出1万亿元。在具体模型设置时有两种情形：生产性支出通过政府投资将财政支出转化为公共资本，作用于企业的收入函数；民生支出类似于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进入居民收入函数，该支出的扩张可以增加居民实际收入。 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是我国两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模拟中，基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大约可释放资金1万亿元左右的现实情况，本文的货币政策情景之一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利率政策是各国货币当局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近年来，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从2019年起，我国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4.31%持续降低到3.7%。基于我国利率政策实践，本文设定的另一货币政策情景是降低1年期LPR或称降低贷款利率0.5%。 由于设定的上述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政策情景所新释放的资金规模相当，在政策模拟中，所模拟的政策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对比性和参考性。 （一）不同政策对GDP的影响 由表1（略）不同政策情景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无论减税、增加财政支出，还是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减税政策可以使GDP相对于基准情景增加1.09万亿～2.06万亿元，带来GDP增长1.18%～2.23%；增加财政支出政策可使GDP增加1.04万亿～1.08万亿元，引起GDP增长1.13%～1.17%；模拟的两种货币宽松政策分别能使GDP增加0.73万亿元和0.75万亿元，相应的增长率为0.79%和0.81%。对比减税政策、增加财政支出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减税和增支的财政政策对GDP的促进效应均强于货币政策。这一结果与Feldstein（2009）和Blanchard（2019）的研究结果类似，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在防范危机、刺激经济等方面比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更好。可能的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减税或者增支的财政政策，能直接给企业或个人带来收入，或者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拉动就业、推动经济发展。反观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分别会增加金融机构可借贷资金、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影响企业或个人信贷可得性和成本，从而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或消费，扩大经济产出。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传导链条长，且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转换为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或消费还受市场主体的偏好和现实约束以及市场环境等影响，因而其效果不如财政政策。其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长期处于货币供给稳步扩张和低利率的货币适度宽松政策状态，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 在三种减税政策模拟效果中，增值税减税政策对经济产出有更大的促进效果，增值税与所得税的组合减税政策次之，所得税减税政策的效果相对较弱。增值税减税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从而促进投资，另一方面还有助于降低税制的累退性，建立更加公平的税收体系，在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的情况下，公平的再分配政策本身就有助于经济稳定增长。三种增加财政支出政策模拟效果大致相当，这一结果与我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方向一致。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就业与住房等民生领域倾斜，可以减小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从而使民生性支出具有与生产性支出相当的经济增长效应。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贷款利率两种模拟货币政策效果中，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的经济增长效应略低于贷款利率下降的效应。 （二）不同政策对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影响 表2（略）展示了不同政策对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影响。在模拟的政策情景中，减税政策方案可使投资增长4.49%～5.41%，增加财政支出政策带来的投资增长为3.77%～4.98%，其中增值税减税、增加生产性支出两种政策工具对投资的扩张效应最大，分别可使投资增长5.41%、4.98%。减税政策方案可使消费增长1.61%～2.08%，增加财政支出政策带来的消费增长为0.95%～2.16%，增加民生性支出、增值税减税两种政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分别可使消费增长2.16%、2.08%。可以看出，增值税减税在扩大投资和消费中都有优异的表现。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增值税减税能增加企业现金流，有助于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实际支付的价格是包含增值税的含税价格，增值税减税可以降低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价格，从而有助于促进消费。组合减税政策和组合式支出扩张政策，可分别使投资增长5.01%和4.39%、消费分别增长1.78%和1.56%。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贷款利率政策，可分别使投资增长3.51%和3.60%、消费分别增长0.67%和0.68%，降低利率政策的效应稍高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效应。减税政策、增加财政支出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都会引起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其内在逻辑在于政策引致投资和消费扩张产生的国内需求增加而带动进口增长，同时国内需求的扩张会引起内需替代外销，从而使出口减少。 （一）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CGE模型，结合我国经济实际，设定减税、增加财政支出、宽松货币政策方案，各项政策方案调动的资金数额约为1万亿元，从而使各政策的效应具有相对可比性。对设定的政策情景的模拟结果发现：无论减税、增加财政支出，还是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减税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总体大于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又强于货币宽松政策。在减税政策中，增值税减税相较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强；在扩大财政支出政策中，不同的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大致相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贷款利率两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不大。模拟的各政策方案对投资、消费和进口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中：增值税减税在扩大投资、消费和进口中的表现都最为突出；在增加财政支出的政策中，扩大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分别在促进投资和消费上具有优势。 （二）政策建议 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应统筹减税、增支与宽货币政策工具，积极财政政策精准提效，货币政策精准有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筹与协调配合，更好发挥政策“1+1>2”的效果。 其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发力应对“需求收缩”。本文模拟分析表明减税、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都对消费和投资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破解需求收缩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当前，减税、增支、宽货币政策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具有不同的政策空间。在经历多年的大规模减税、狭义宏观税负率处于低位而财政支出又具刚性的情况下，减税政策空间收窄。扩大财政支出面临支出边际效应减弱、债务安全等约束，但债务率仍在合理区间，在完善债务管理体系下，扩大赤字率、增加债务规模还有空间。虽然本文研究显示释放同样的资金规模，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及财政政策，但是考虑到货币政策操作灵活，有助于市场机制发挥，不会直接损害财政可持续性，在面对财政收入增长不足、财政支出刚性的双重约束下，货币政策在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为此，在扩大总需求、应对需求收缩时，减税政策要把握减税规模，进行精准减税，财政政策应适当倚重扩大财政支出，积极发挥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 为应对“需求收缩”，建议在税收政策上，将个人所得税改为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建立基本减除费用以及住房、养育、赡养等专项附加扣除定期随消费价格指数化动态调整机制，以提高居民实际收入及消费能力；完善税费支持政策，将小微企业所得税等阶段性减免优惠政策改为长期性优惠政策，发挥小微企业保就业、稳定和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活跃社会投资的作用；落实落细增值税留抵退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创造有助于企业投资的税制条件；将增值税9%的税率降至6%，实现税率“三档”变“两档”，简化税制降税负，以提振投资和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在财政支出上，加大保障住房、教育等财政支出，以减轻居民相关支出压力，提高消费意愿。其中：在住房上，推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促进长租房市场加快发展，保障好居民的基本居住需要，破解长期以来买房和还房贷压抑消费的难题；在教育上，加大对公立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投入，逐步实现全覆盖，以减少学前教育支出对中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挤出。同时，合理安排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保持政府投资的必要强度，加强基础设施、重大科技攻关、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投资，并创新政府投资机制和模式，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 在货币金融政策上，用好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政策工具，保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使利率相对较低并维持合理弹性，以适当较低的价格满足投资和消费、经济运行的资金需求；增加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市场，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等消费，发挥消费信贷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扩大消费规模、促进消费升级的作用；发挥政策性金融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 其二，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对冲“供给冲击”。当前，我国面临的供给冲击主要表现在原材料、能源资源供给冲击以及生产链、供应链冲击上。此类供给问题范围集中且具有非经济成因，其解决有赖于政府的引导扶持。财政政策作用靶向更精准、效应更直接，相对货币政策更具优势。对于原材料、资源能源供给问题，要进一步优化落实对粮食和能源资源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投资和科技创新，通过财政补贴或贷款贴息，并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增强国内粮食、原材料、能源和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实现进口多元化与稳定可靠，保障粮食和能源资源供给安全。对于生产链、供应链安全问题，要优化创新和产业发展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对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高端装备、高端数控机床和数控系统、高端工业软件、高端发动机、农业育种等短板或“卡脖子”的领域，以及从事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的企业，可实行更优惠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并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政策性金融、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等进行支持，实现生产链、供应链安全和产业体系升级引领。 其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向共进，有效缓解“预期转弱”压力。预期是企业和消费者等各类市场主体对未来的看法。要解决预期转弱问题，关键是稳定市场主体对经济持续增长的预期，稳定市场制度环境的预期。 一方面，由于预期转弱一定程度上是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衍生，前述应对“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具体政策同样有助于化解预期转弱问题。因此，应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有力的货币政策：完善税费支持政策，加大财政支出强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支出效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财政加力、货币有力增强市场和社会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信心，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另外，还可通过提前释放减税降费、扩张财政支出等财税改革信息，提高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等，发挥预期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不需要额外减收或增支，也不需要额外的降率降准，在改善预期中可以有效使用。 另一方面，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在税收优惠、税收执法和服务上一视同仁，在公共服务提供、政府采购、财政补贴等财政待遇上一视同仁，在信贷、融资、保险等政策上一视同仁，坚定投资者和公众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信心。通过自主降低进口关税，积极加入或创设以减免关税、实现零关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为内容的双边多边协定，坚定市场对开放的信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3年第4期。）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刘元生，王冰洁.减税、增支与宽货币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基于CGE模型的模拟分析[J].税务研究，2023（4）：119-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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