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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是秘书出身，擅长写作，他不像戴笠那样，还需要另外专门的文书人员。 遇到重要的情报，毛人凤总是亲自动笔，按照蒋介石所习惯的格式和用语写成报告。 而且，他的警惕性很高，当他在写东西或批阅文件时，遇到有人去找他谈问题，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交谈。 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抗日战争之后，国统区面临着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到了1948年，经济状况非但没有转好，反而愈加恶化，简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局面。 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现状，国民政府先是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随后，又宣布进行所谓的“经济改革”，企图倚靠行政手段管制经济，扼制即将面临的危机。 1948年的一天，南京刮起了大风，到处都是落叶，把整个街道都盖住了，阴沉沉的天空下，一切都毫无生机。 蒋介石召见了毛人凤，了解最近上海市面情况。 毛人凤汇报道：“校长，据保密局报告，上海这次市面混乱的原因有很多种，一是战争形势不理想，一般市民的心理很不安定；二是确实有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使物价一日几涨，老百姓难以承受。” 蒋介石听了后，稍作思索，告知毛人凤，准备派蒋经国到上海整顿经济秩序。  蒋介石和蒋经国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蒋经国，毛人凤很非常熟悉，他早就告知保密局的特务们对这位太子，要像对蒋介石本人一样，千万不可怠慢，而蒋经国对于毛人凤的谦恭有礼也是印象极为深刻。 蒋经国自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为让儿子能接他的班，做了精心安排，先是让他到江西赣州当专员，后又侍奉在自己身边。 现在上海的经济形势面临崩溃边缘，蒋经国自告奋勇要采用苏联的办法，整顿经济，蒋介石也像让蒋经国到上海一试身手。 蒋经国很明白，这个“经济改革”进行得如何，关系到自己今后的仕途，上海是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蒋介石愿意让他当那里做经济管制的监督人，说明了对他的信任。 然而，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实施经济管制，推行金圆券等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就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将之比喻为割除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不过此时，蒋经国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曾在日记本上写道：“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毛人凤对这次去上海，越发地忧心忡忡，他在官场上打滚了这些年，对上海的经济有自己的看法，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垄断，杜月笙等黑帮势力的参与，仅凭所谓的“经济管制”根本不起作用。 他知道，蒋介石派蒋经国去，很可能就是明白这件事的困难程度，不愿亲自去看别人的脸色，更重要的是，他是蒋大公子，一般人就算再不情愿，多少也会给个面子，免得闹僵了，几方都不好看。 但是，毛人凤再一想到自己的处境和角色，感到沮丧，他既没有一个后台强硬，又没有钱或者权，这次去，纯粹是陪死的角色，力所能及的就是尽量周旋在各方之间。 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沪。 他调来“勘乱建国大队”组织“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实行紧急措施的基干队伍，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的口号。 随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要求在10月22日前，将旧币兑换成金圆券；在9月30日后，个人不得再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登记管理所有个人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所有商品价格不得高于8月19日以前水平。 他在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 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他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果断地向几个大资本家下手。  上海外滩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蒋经国的“青年服务总队”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8月23日和27日，他两次指挥上海6个军警单位，到全市库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逮捕商人、富户64人，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被判刑；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判死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遭枪决…… 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杜月笙看到蒋经国来势凶猛，就计划将港币45万元，私自套汇外流。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报告了蒋经国，蒋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最后判刑8个月。 不过，蒋经国却无法触动四大家族本身的利益，但在经济管制记者招待会上，他却义正词严说道：“只要违背国家法律，不论是谁，都逃不出法律的惩罚。” 杜月笙得知自己老三被抓，就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开会邀请蒋经国参加，会上，杜月笙发言说：“杜维屏犯了法，犯法当然应该受国家法律制裁，如果能证实杜维屏犯法，就是枪毙他我也没有意见。可俗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现在有的人犯了法，蒋先生为什么不处置？”  杜月笙 图片来自网络 蒋经国急忙站起来说：“杜先生，欢迎给我们收集证据，如果证据确凿，当然要一视同仁。” 杜月拱拱手说：“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一致要求，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杜月笙突如其来的这一番话，大出蒋经国意料，因为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前行政院长的儿子孔令侃；自己的继母，正是孔令侃的姨妈“第一夫人”宋美龄。 可既然自己一再口口声声“秉公执法”，此刻已没有退避的余地，便当众宣称：“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蒋经国非常明白“扬子公司”是一块硬骨头，不好啃。为了加强自己的信心，也为了发挥舆论的宣传作用，蒋经国亲自撰文，在报上宣称： “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 他还以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格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标榜。 毛人凤心里也很清楚，查处扬子公司，绝不像他表态的那么容易，但孔令侃的所作所为，极不合作的态度，根本不把蒋经国经济管制的法令措施放在眼里。 “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队长王升及其部下曾一再向蒋经国告状：经济管制法令规定午夜12点以后宵禁，不许通行，可孔令侃偏偏于宵禁时内，开车闯关而过。 正在犹疑之间，杜月笙又来将了一军，蒋经国不得不表态，坚决处理，他马上命人找来毛人凤，一同前去。 这次检查整个上海工商界拭目以待的，仓库大门一打开，果然成堆的紧俏物品满满排列着，让蒋经国看了都不禁惊讶地张了张嘴，在舆论的关注下，蒋经国命令经济大队长程义宽查封了扬子公司。 封条一贴，舆论大哗，上海、南京、北平各地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开始还是一片叫好声，但随着时间流逝，大家发现这次查封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蒋经国迟迟不对孔家和扬子公司进行处理，一味拖延。于是，质疑和反对的呼声又逐渐高涨起来。 而此时，蒋经国在上海的新经济改革渐呈强弩之末，由于物资奇缺，生产萎缩得不到根本改观，物价开始回升，抢购之风又起，新一轮更险恶的经济紊乱的征兆已萌。 知道蒋经国不愿查处扬子公司之后，另外一些人着急了。 贾亦斌从抗战结束后就和蒋经国一起共事，两人的政治目标、策略规划都很相近，因此，也结成了好友。自从知道蒋经国要去上海整治经济，他也希望改革能使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得到惩治，物价得到平抑，让在通货膨胀煎熬中的民众稍得缓解。 如今，看到这些情景，预感到当初对蒋经国上海之行难得善终，他很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不由得从旁敦促，“孔令侃的案子你还办不办？” 可蒋经国已失去初赴上海时的那股锐气，对贾亦斌的询问，不是避而不答，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一次，贾亦斌陪蒋经国到申新纺织厂看视，入眼的不景气和入耳的艾怨之声，促使贾亦斌又重提孔令侃的案子。 蒋经国却所答非所问地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的经济管制，是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这样很危险。” 贾亦斌则开门见山地告诉蒋经国：“此案若不办理，岂不真如报纸所说，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骗局？” 这时，上海的动向，蒋介石观察得很清醒，他急欲保住儿子的政治前途，想让他尽快离开。 碰巧，这时已经到了中秋，蒋介石来到上海，宋美龄屏挡了一切人，连蒋经国都没让蒋介石见，独自对蒋介石反复陈述了扬子公司案的利害关系。 翌日，蒋介石召见蒋经国，劈头就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 蒋经国虽然时常受到蒋介石的严厉管教，但是上海打虎一事，是蒋介石全力支持的，这才没过几天，蒋介石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全盘推翻了先前的态度，他是震惊大过于羞辱，半小时后，蒋经国从蒋介石处出来，像只斗败的公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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