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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1日上午9点，国民党中央党部统计局局长交接仪式正式开始。 参加交接仪式的一共有488人，其中男467名，女21名。这488名人员皆是中统局的在职特务，他们有的悲伤，有的沮丧，有的窃喜，有的无所谓。 主席台上，一切从简，除了话筒，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个盖碗杯都没有，叶秀峰就此低调接手中统局，成为中统局历史上的第二任局长。 上任伊始，叶秀峰就出了洋相。  图片来自网络 国民党有一个惯例，所有部门每次会议前，都要首先纪念孙中山先生。即由会议主管带领全职人员向孙中山遗像鞠躬，同时，还要带领大家恭读总理遗嘱。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仪式，曾经多次亲自主持这样的纪念活动，叶秀峰刚刚上任，主持这种纪念方式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中统全体会议上，他按照惯例，先带领全体职员纪念孙中山先生，先是对孙总理遗像鞠了三躬，而后，他率先背诵了总理遗嘱。 叶秀峰以为自己对中山先生的遗嘱已经烂记于心，于是连本子都没拿，昂首挺胸开始背诵总理遗嘱。 然而，正如文人“提笔忘字”一样，叶秀峰背诵完前几句之后，竟然忘词了。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后面的特务们足足等了5分钟，叶秀峰才终于张口：“是所至嘱！” 此时，后面的人已经小声议论起来，“没想到局长功课不到家，若是总裁检查起来，他麻烦就大了。”“幸亏我早就背会了，要不然跟着局长背错了，就麻烦了！” 叶秀峰听到议论声，涨红了脸。其实，中山先生的遗嘱仅仅只有一百来个字，叶秀峰平日里都能背得出来，偏偏做了局长，在这么多特务面前，一紧张，就忘了个精光。 中山先生遗嘱如下：“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丢人之后，叶秀峰回去“恶补”，然后让自己的妻子、儿子定时检查他的背诵情况，以备不时之需。 与其他新上任的头头一样，叶秀峰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件事，就是调整人员。 上任初期，叶秀峰把中统局的领导班子重新布置了一遍，拿下了徐恩曾的许多老亲信，换上了自己的人，接着，逐渐培养“新人”为己所用。 当然，某些特务不仅与徐恩曾有瓜葛，与陈立夫等高层也有瓜葛，对这类特务，叶秀峰自然不敢下手，毕竟他想要在中统局站稳脚跟，还要和陈立夫处好关系，而且，叶秀峰一直是CC系成员，怎样都逃不出陈立夫的手心。 之后，叶秀峰一改徐恩曾那种宽松的管理模式，身先士卒，紧抓纪律，从自己做起，树立典范。 每天早晨，他总是第一个来“公司”上班的人，来了之后，先是仔细打扫个人办公室的卫生，然后才打开文件开始办公。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中统局的特务们有些不习惯，他们懒散惯了，可后来，他们看到叶秀峰天天如此，就不好意思迟到了。 叶秀峰“身先士卒”的办法很奏效，而且他并没有像徐恩曾一样只有三分钟热度，也没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没多久，徐恩曾时代留下的懒散的“顽疾”就被彻底根治。 徐恩曾在任时，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普遍，叶秀峰上任后，采取了“抽查”的方式定期检查特务们的工作状况，如果特务对工作进展的回答不能令叶秀峰满意，他便采取降级、扣薪等方式惩罚，结果，那些特务再也不敢在上班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叶秀峰深知，徐恩曾留给他的这个摊子是个烂摊子，人浮于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虽说这里藏龙卧虎，可不管是龙还是虎，心思都不在工作上。 在这种情况下，树立权威非常必要，要树立绝对权威，就要臣服元老级的特务，比如郭紫峻和顾建中，郭紫峻野心极大，一直觊觎中统宝座，顾建中虽无野心，但自恃能力突出，不服管束。 于是，叶秀峰想了两个办法对付这两个人，首先是收回权力，不管大小事宜，均须上报，而且只有他的亲笔签字，才算有效。第二，高悬任命大权，表明身份，如有不服，降职或者降薪。 如此策略，果真有效，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叶秀峰为“叶局长”了，连郭紫峻和顾建中也对他恭敬起来。 徐恩曾之所以丢官，主要是因为他在后期，“业务能力”屡遭总裁蒋介石质疑。所以，叶秀峰认为，要想博得总裁的好感，必须提高业务能力，侦破一些大案、要案。 于是他上任伊始，就把侦破案件当成首要任务来抓，竟然就破获了一宗蒋介石亲自督办的“文萃”案，轰动京沪。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上海出现了一份中共领导的进步刊物《文萃》。  图片来自网络 《文萃》是个综合性的刊物，内容以政论为主，多以十分犀利的笔法，猛烈抨击和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行径，如实报道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较量，并经常对军事形势作精辟的分析。 由于《文萃》影响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蒋介石亲自吩咐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把这案子抓起来。 吴自然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中统局，中统又将此案交给了上海特派员办事处全面负责侦破。 上海中统人员仍按老规矩顺藤摸瓜，先是找到了杂志上刊登的地址，结果扑了个空，根本就不见人影；又奔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社会局调资料查阅，也是一无所获。 中统人员急了，竟一连几天在某个地段挨家挨户地查，几个月来没有丝毫的收获，蒋介石那儿不好交差？ 时间不长，蒋介石又向吴铁城催问案件的进展情况，急得中统局的人直跺脚，但也没有办法，眼看案子破不了，上海中统办事处只好向南京方面汇报了实情。 中统局本部为了下个台阶，责令上海方面将《文萃》杂志全部收缴，看到一份就收一份，尽量使市面上看不到，上海方面只得按此办理。1947年3月，《文萃》 转入地下出版。 正当此案一筹莫展时，忽然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上海某报纸刊登了一则奇怪的广告：在报纸的四版的右下角一个较为显著的位置，刊出了一则寻人启事，醒目的大字只有六个字“找寻银老太太”。 这则奇怪的广告，许多人看到后，都在议论，但仅是说说而已，唯独被一个人重视，这个人就是中统局长叶秀峰。 长年的特务生涯让叶秀峰在看到这则广告后，立即引起警觉。但经过几天几夜的苦思冥想，依然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他只好用一个笨办法：守株待兔。 叶立即剪下报纸，派专人前往上海向下属转达指示：到报社去蹲守，看看究竟会有什么人，去再登一次广告，结果几天下来，仍是两手空空。 几天后，叶秀峰亲自前往上海，与上海办事处处长陈庆斋共商破案之事，他问：“这则广告肯定有问题，为什么就这么几个字，我断定是在暗示一个什么信号或找某一个人，你对这个广告怎么看呢？”陈庆斋答话道：“奇怪是奇怪，这段时间里我也在琢磨，总觉得这是在等待一个什么信息。” 叶秀峰说：“既然泡在报社也没用，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去登一个类似的广告，来应答他一下呢？” 陈一听，连忙说：“好，好，我们试试看吧。”第二天，陈就派人着便衣前往报社，也要求在报纸同样的部位刊登一则广告，内容是这样的：“白发娘望儿归。”下署名为“银老太太”。最后又加了一个地址：“上海亚尔培路某号。” 广告刊登后的第二天，中统就派出行动人员卢志英前往亚尔培路守候，专等有人前来上钩，另派出中统行动队队长苏麟阁暗中前往监视。 卢志英是中共打入中统的地下工作者，三天后，卢向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汇报说：“没有发现有人前来接头。”而实际上在第二天，就有人来到亚尔培路与“银老太太”接头，卢志英发现后没有汇报。 这件事引起了中统对卢的怀疑，并对卢进行了暗中监视，后又因叛徒出卖，卢志英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门口被捕。第二天，中统上海办事处立即对他审问，严刑拷打，但卢志英坚贞不屈，中统没有挖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卢志英身上没有捞到油水，中统只好病急乱投医，派出大批人马到上海大街小巷的地摊上，守候前来联系发行的《文萃》地下发行员。另外又派出一批人，四处查找《文萃》的地下印刷厂。 没想到这一来，两处都有了收获，先是在北四川路守候的人，发现了几个前来与摊主联系的小贩，又顺藤摸瓜，抓了四个地下发行员。 五天后，又发现了印刷《文萃》的地下印刷厂，中共地下党员吴承德正在装订最后一本《文萃》时被抓获。特务们又跟踪追击，追踪到印刷厂经理骆何民的家，捕获了骆何民。在骆的家中，住在骆家的另一名地下工作人员、 《文萃》案的另一“要犯”陈子涛也被捕。  图片来自网络 陈子涛是《文萃》的主编，是这个案子的首要分子，被捕后还常与难友分析形势，交流斗争经验，千方百计地发动越狱。骆何民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关押期间曾试图越狱未遂。另经中统局人员押解骆何民到上海某报社，被指认前去登“寻银发老太太”广告的正是骆何民，系为寻找共产党组织而花钱登的广告。 此案破获后，叶秀峰得到了蒋介石的点名表扬：“接事伊始，立建勋功，殊堪嘉式！” 叶秀峰上任后，大权独揽，管理甚严，特务有一会儿不见踪迹，他都要过问，让特务们觉得连上厕所这等小事都要被局长监督过问，颇为不满，而副局长郭紫峻、顾建中手里的权力也被全部没收，副局长的名头一下子就成了摆设。 终于，一直觊觎中统宝座的郭紫峻坐不住了，他致电朱家骅，询问自己期盼的“局长”一职是否还有希望？朱家骅回说：“此次聘任乃总裁亲自批示，不好改变！” 朱家骅的回电，给郭紫峻的“中统局长梦”判了死刑，于是他私下找了找关系，去中统局华北办事处做了个山高皇帝远的主任了事。 至于顾建中，亦是如此，按理说，徐恩曾下任后，他还做过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美梦，眼瞅着半辈子一晃而过，顾建中如今却仍是个挂名的副局长，于是托关系，跳出了中统局，到两淮盐务管理局去做了局长。 眼看两个副局长都相继离开了中统总部，小特务们也不安分起来，他们都想为自己找点出路，逃离中统局，无奈关系不够，只能待在中统听任叶秀峰使唤。 而郭紫峻和顾建中的远离，让叶秀峰也安心了许多，他觉得位置稳固，可以安心做自己的局长了。 时间不长，中统局改名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局长仍是叶秀峰，其所有班底成员、部门均不变。 改名之后，仍旧从事自己驾轻就熟的特务工作，虽然工作性质没变，但是各种经费却比徐恩曾时期减了不少。 本来，中统局就是一清水衙门，如此一来，更加成了穷衙门，叶秀峰着急起来，徐恩曾时期的“特别补加费”没有了，中统局过去赖以揩油的“走私”活动也因为抗日战争的结束而大幅缩水，囊中羞涩，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党通局的经费问题了。 叶秀峰没有徐恩曾的商业头脑，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裁员”，用“裁员”的办法达到减少开支的目的。 裁员前，叶秀峰号召大家：“当前，国共对立，前线军队花钱如流水，党国只能节衣缩食。本着从大局出发，根据我局的实际情况，允许职员跳槽，只要有关系者，随时可以离开！” 他的这番话，无疑在为自己的裁员埋下伏笔。局长既然开口，有些特务也乐得就此跑路，毕竟特务名声太臭，做小贩也比做特务强，而且，形势变了，特务不吃香了，与其继续从事这份赚钱少，一不小心还会搭上性命的特务工作，不如拿着遣散费回家！ 随即，以人事代理主任孙翼谋、专员陈文昭等为代表，共计三十余人，向叶秀峰提出离职申请，叶秀峰丝毫不予阻拦，大开绿灯，放行离职。 叶秀峰的做法让曾经的元老级特务们坐不住了，顾建中、季源溥等人听闻党通局的特务们纷纷离职跑路，开始担忧起来。 过去再难，也没有出现过大批特务离职跑路的现象，更何况是局长号召大家“跑路”，如此下去，党通局岂不要解散了？于是，顾建中和季源溥分别致电叶秀峰。 顾建中在电文中这样说：“如果仅仅是因为资金匮乏而放人跑路，会被外人看作不耻！钱没了还可以继续赚，但是人走了，就很难再拉回来了！” 季源溥在电文中如是说：“中统人员随随便便离开党通局，与誓词精神相违背。长此以往，中统精神成为摆设，党通局也将慢慢消灭！” 这两个元老级特务的话绝非危言耸听，在徐恩曾时代，每一个特务进入中统局都要进行一番庄严宣誓，其中的一句誓词为：保守组织秘密，绝不自动求去。而中统局的规章制度则写明：特务工作是终身的选择，一旦背叛组织，将接受严厉的处罚。 此时的叶秀峰，终于清醒过来，他也回过神来：是啊，倘若这些人去了别的部门，把党国的秘密透露出去怎么办？倘若真有人泄密，中统局岂不成了泄密局？看来，裁员不是可行的做法啊！叶秀峰为此非常苦恼，夜不能寐。 他意识到，当务之急是留住个别重要人物，如果失去这些重要特务，党通局就失去了骨架，必将垮台。于是他致电季源溥和顾建中，感谢他们的提醒，请他们帮助规劝特务们留下。 可是，“跑路”的意见是叶秀峰亲自提出来的，而且徐恩曾的下台，随着战事的变化，国民党日趋没落，中统特务的心也都逐渐凉了。人心涣散、拆台走人已成大势所趋！ 叶秀峰自己拆了自己的台，眼看着中统局如溃堤一般，特务们纷纷离去，他欲哭无泪。 为了离开中统，特务们编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还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谎话。 有一个特务填写的离职理由是：家父病重需回家照顾，特申请离职！ 这个特务刚刚填完辞职书，另外一个特务便效仿这个“版本”，复制了一篇：家母病重需回家照顾，特申请离职。 结果第三个特务也照法效仿。 结果，叶秀峰收到的十几份离职申请书中，有一半以上都源自“同一版本”。 小特务们刚走，大特务们就坐不住了。连叶秀峰一手栽培起来的心腹杨博清也写了离职申请，杨博清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曾混入延安抗大，是叶秀峰的心腹特务。尽管叶秀峰一再挽留，但杨博清还是不肯留下，最后，辞职而去，远渡印尼，当起了华商。 叶秀峰其人，着实没有太多号召力，他狭隘贪财，缺乏凝聚力，与叶秀峰相比，徐恩曾虽然财迷，但徐恩曾能够通过自己的“商业头脑”，让大家都得到一些实惠，哪怕在最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依然能够让大家住进唐家沱。 而叶秀峰虽然也做了不少生意，开发了自己的“商业头脑”，但是他只是妄图通过搜刮党通局内的“民脂民膏”发家致富！小特务们本来赚钱就不多，徐恩曾走后，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叶秀峰不仅贪财，而且吝啬，他的吝啬是出了名的，当然，叶秀峰对自己非常大方，天天酒席不断，但是对自己的下属，却出奇的吝啬。 叶秀峰极少宴请中统局内的老特务，反倒总是蹭老特务们的饭局。私下里，特务们还给叶秀峰起了个外号，叫他“打捞局”局长。 总体来说，叶秀峰的局长做得并不成功，1948年，解放军连连胜利，准渡江之时，叶秀峰开始心慌。他慌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这几年聚敛的钱财。 他让自己的儿子带着钱财乘上海招商局的太平号轮船先行奔赴台湾，但没有想到，当船行驶到台湾海峡时，竟然触碰了暗礁！叶秀峰的儿子，连同叶秀峰在中统搜刮的2700根金条，一起沉入了大海。 在党通局的特务们因为吃不饱穿不暖纷纷跑路之后，叶秀峰竟然还私藏了2700根金条，可见其贪婪之至。 当儿子和金条均沉入大海的噩耗传来，叶秀峰两眼一黑，晕倒在自己的办公室里，1949年4月，身无分文的叶秀峰跟随国民党，一同去了台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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