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西汉中后期以后，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孕育出了臣民型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中，社会成员能够较为清楚地理解政治体系和政治输出。 同样，文人们也能感知到政治统治对自身生活的影响，并且能够对政治体系作出评价和判断，但对于政治输入缺乏认识，几乎没有参与政治的能力，只能长期被动地依附于政治系统。  这导致汉代社会成员总是对基本的政治秩序持认同态度，如果不是忍无可忍便总是逆来顺受以求保全自身，并期望被“真命天子”或“青天老爷”拯救。 因此，汉代社会成员在创作和传播的政治谣谚中，也传达了这样一种单向的政治依附情感，使臣民型政治文化通过民间话语不断延续，强化了政治服从。 一、强化政治服从1、清官崇拜 汉代的“清官”是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人格化，由民本思想派生而来，其内涵更加丰富，主要可以概括为“孝亲、忠君、爱民”。 当地方官吏勤于政事、体恤民力时，百姓便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重新恢复对君主权威及其体制的认同，并在谣谚中称赞这类官吏为“民之父母”。 然而，这一比喻实际上宣扬了一种家长式的官本位模式，使对立的官民关系转化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子关系”，弱化或消弭了社会成员本应具有的监督权力。 处于政治黑暗的背景时，汉代社会成员常常称颂刚正不阿、对抗权贵的官员，表达对清官贤相的政治期盼和呼唤。在传播这类谣谚时，汉代社会成员似乎能够从塑造雷厉风行、敢于惩奸除恶的清官形象中获得一点反抗现实的满足感。  但这实际反映出，汉代社会成员将生活状况的改善，寄托于清官为民请命的行为，将律法、政策的公平实施寄托在没有确定性的、主观的清官人格上。 不论是将父权制观念引入行政领域的“父母官”谣谚，还是传达了“救世主意识”的“清官期盼”谣谚，其内容都抑制了社会成员的政治主体性。 更进一步来看，这类政治谣谚淡化了封建社会中官民对立的阶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整合作用，能够增进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归属感，有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维系和延续。 2、反贪官不反皇帝 社会成员虽然通过谣谚批判了政治的黑暗腐朽，但总是将贪官污吏和奸臣佞党作为抗争的对象，避开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最高代表。 由此可见社会成员不是为了实现某个抽象的政治权利或政治目标发起抗争，因此只要皇帝采取济贫扶弱或是惩治贪官污吏的措施，社会成员则会立刻心平气顺甚至感恩戴德，将皇帝奉为“圣明天子”。 从情绪表达上看，这些谣谚为积压已久的社会情绪提供了释放的出口，降低了人们选择极端化抗争行为的意愿。在君主专政的体制下，社会成员通常难以承受反抗政权的代价，更愿意采取“服从的抵抗”。 于是，汉代社会成员在戏谑和调侃贪官污吏的过程中发泄不满和怒火，并将这一行为视作反抗政权的替代手段，从中得到一种社会代偿性满足和精神抚慰。  进而这类谣谚的创作和传播能够缓解社会结构的紧张，阻止冲突和矛盾向威胁政治统治和破坏社会秩序的方向聚积，起到了转移目标和维护政治系统的作用。 二、促进政治沟通1、监督政府官员 在行政运作的过程中，汉代的统治者力图随时掌握百官的行政情况，督促官员履行职责，惩办违反法规的官员，以保证封建统治的存续。 在汉代统治者观纳风谣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官员因在谣谚中受到民众批判而被黜免。 西汉虽然还未明确“举谣言”制度，但政治谣谚已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汉武帝时期淮阳太守灌夫及其族人在当地横行霸道，当地民众通过童谣“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表达痛恨之情。 该谣谚被武安侯田蚡采集并作为灌夫作恶的证据呈奏给汉武帝，指出灌氏在颍川恣意横行，欺凌百姓，要求打击不法豪族，汉武帝了解后将灌氏族人抓获弃于市集。 同时，勤于政事并受到乡里父老颂扬的官吏往往被朝廷重视和提拔。一方面，皇帝往往更加青睐被百姓歌颂的官员并给予他们升迁的机会。 成帝时期被歌谣称颂的上郡太守冯立后升迁为东海郡太守，但因不适应潮湿环境而患病，成帝听闻又立刻将他派往太原担任太守，由此可见上郡百姓的热情讴歌使冯立获得了皇帝的额外关注。 除此之外，部分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录谣谚的具体内容，但也表明了官员的升迁与百姓的歌谣有关联。  2、辅助政治决策 在中央决策层面，汉代的统治者为了有效的控驭天下，解决权力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常在听取各方面建议、通达政情的基础上作出最终决策。 相比百官的陈述，他们更加愿意相信政治谣谚传达的政治信息。因此，汉代的臣僚在奏疏或谏章中时常引用政治谣谚来表现民众对某政策的诉求强烈，督促统治者改弦更张、听谋纳谏。 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方案时，汉代统治者会参考谣谚中传达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西汉初年，表达厌战情绪的平城之歌在汉匈战争政策制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汉代统治者可以通过谣谚了解社会成员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反馈，及时掌握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和偏差，并据此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正。 在地方决策层面，汉代的地方官员将政策相关群体的普遍认同，作为地方政治决策顺利进行的基础，因此在制定决策方案前，会主动收集政治谣谚体会民众的政策需要，从而制定符合民众需求、被公众支持的政策方案。 3、调节皇家行为 当民众通过政治谣谚表达对皇家德行的不认同时，皇家成员会感受到外部环境的压力，反省自己并调整自身的态度和行为。 东汉章帝时期，帝后常下诏令要求削减宫廷开支，然而这些规定法度通常在下达不久便成为一纸空谈，极少贯彻始终。  造成奢侈之风难以停息的原因虽然有官吏不贯彻执行法规的因素，但其根本因素是皇家没有做好表率。当时长安城中流传着歌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表达不满。 进而向马太后建议应顺应上天和民众的意愿，通过“斥去华饰，素简所安”来做好表率，最终太后深以为然，接纳该建议。 在汉代，以表达对统治者德行认同与否为内容的谣谚，成为了民众政治权力的补充渠道，这些谣谚进入政治系统后可能会对统治集团产生较大的影响，进而可以规范皇家行为，对整个政治运行起调节作用。 三、推动政治变革1、以历史记忆达成情感动员 若政治谣谚融入社会成员过去与政治体系的互动经历，唤起当时的心理感受，可以达成情感动员，让情感在持续地传播中，激发或改变个体或群体对新旧政权的态度和评价。 地皇三年，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受朝廷委派来镇压赤眉军，二人率领的军队所过之处放纵烧杀，实同盗贼，而赤眉军号令严明、军纪严整。 山东地区的民众因此作谣“宁逢赤眉，不逢太师”该政治谣谚不仅展现出政府官兵对民众身体的威胁，而且为政治认同树立了一个反面的参照系统，消解了社会成员对旧政权的政治认同，促使他们对赤眉军提供情感支援和道义增援。  最终，在民众的支持下，赤眉军在鲁西南的反围剿战斗中将王匡和廉丹带领的十几万官兵击溃并追至无盐，后接连控制了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 2、用价值共识构建变革正当性 在民间社会意识中，“苍天”被社会成员视为能够给予社会公平与生活安定的神以及在无助无望状态时的精神依托。在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儒学中，人格化的“天”被视为君主权威性和绝对性的来源。 为了使参与农民起义的社会成员更加广泛，张角在发动黄巾起义时将“天”作为挑战社会结构和资源分配模式的依据，不仅自称“天公将军”并将其体现在口号中。 口号首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意为“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已经走向终结，新的政权实体即将建立”，反映出东汉末年的社会成员对“苍天”已经绝望，要求以“黄天”取代“苍天”，论证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末句“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则意为“在汉灵帝中平元年发动起义，全面的政治转变将要完成”，明确了暴力推翻政权的行动目标，将社会矛盾推向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 在此谣谚的号召下，天下民众呼应，局部斗争转变为全国联合，形成了在张角统一领导下连接郡国、震动八州的斗争形势。  总结当政治谣谚与消极的历史记忆相结合时，可以激发社会成员的反抗意识，当政治谣谚运用价值共识来否定旧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时，会成为瓦解其认同基础的锐利武器，从而推动政治变革。 但从更深层次上看，促使政治谣谚产生变革性力量的决定因素并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社会内部的不稳定或失衡。假若社会成员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压迫，那么外部环境中存在的煽动性言语是难以引发集体抗争行为的。 而在西汉末年与东汉末年，贫富差距悬殊，大多数社会成员挣扎在生存边缘，内心怨愤，因此当政治谣谚与认同资源相结合并横向流动时，可以消解、解构、建构社会成员对不同政权的认同，促进横向势力集合并形成推翻现存政治秩序、威胁政治统治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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