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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社会，父子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父权”愈发成为一个陌生词汇。其从古代至五四辗转而今，经历了一个自高扬至衰落的过程。本文从中国传统的父权、父权的单行批判以及父权的重构这三个角度出发，试分析父权的衰落中所蕴含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父权；高扬与衰落；等差秩序 一、传统的父权与斯文的父爱 父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十分显眼的地位。它以血缘为纽带，以道德为准绳，于无形之中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它经历了上下几千年，一度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自觉，建构出一个井然有序的等差社会，构成一个充满中国味的礼俗世界。 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弑父现象是十分常见的，早在古希腊神话时期就出现了《俄狄浦斯王》之类的作品，赫西俄德所著的《神谱》更是详细地记载了诸神内部父子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但这些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却是缺失的。在中国的上古神话里，弑父现象是缺失的，因为叛逆永远只会发生在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君臣之间。它巧妙地回避了有悖伦理的父子冲突，转而推崇一种“血浓于水”和“上阵父子兵”的理念。 中国的父权意识由来已久。西汉时期董仲舒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进一步提出了“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此，“纲”的形式成为了父子之伦，父权也因此登上了家庭中至高的地位，形成了一种君臣、父子的等差秩序。另外，从汉代起便有举孝廉这一选拔官员的方式，甚至到了清朝时，若考取了举人仍用孝廉公这一称呼。可见，伦理关系的政治化，使“父亲”二字具备了超越血缘的意义，从父、忠君构成了家庭和社会的基调。 因此，在传统文化中，子对父的反叛由于血缘与政治的双重约束显得少之又少。而“孝”与“忠”被大肆弘扬，成为了精神与政治所必须之品格。古代文化经典之作《论语》，提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就会未之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可见，对父亲的尊崇与孝道是绵延至今的儒学伦理最基本的核心思想之一。 传统的父权思想于无形之中深入骨髓，于各类著作中均可见其蛛丝。首先，在字书《说文解字》中，许慎对于“父”的解释便可窥见一二：“父，矩也，家长率教者。”可见，“父”就代表着规矩，需要绝对尊崇，但同时，他指出父亲也承担着教育和表率的责任，因此，这是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其次，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出现：“尼父陈训，恶乎异端”。将仲尼尊称为尼父，也可得知“父”在当时无疑是“敬仰”的最高代名词。另外，《周礼》也将父性的绝对权威通过宗法、婚姻、家族的礼制宣示出来。 在诸多文化思想的共同陶冶下，父权在中国古代逐u渗透到各个领域之中，构成人们普遍尊重与认同的规范秩序。同时，不可忽略的是，父亲以一种权威的形式承担着教育、培养下一代责任，他们在使用权威时也承担着“子不教，父之过”的压力。父权以一种不可置否的姿态传达着隐藏的父爱，这种父爱是无声的，是被忽视的，也是大道斯文的爱。 二、父权的僭越与单向的批判 儒学传统使得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长幼尊卑的严格界限，父亲作为家长和族长，拥有统领家族的权力。这种传统绵延久远，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发现”，年青一代开始追求“人的自觉”，他们摆脱家族束缚，开始寻找自由的生存方式。由此，“子”开始向“父”发起挑战。在文学领域，对于父权的批判也始于此，并延续至当代。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批判是单向的，是直面的控拆与负面的揭示，是极端化的批判。 从五四时期开始，文学作品对于父亲存在着普遍的、刻意的批判与丑化。例如巴金小说《家》。小说中所刻画的高老太爷虽然不是父亲，但他掌控着家庭的经济命脉以及高家所有人的命运，可以说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高老太爷在巴金的笔下无疑是暴君的形象。他让觉民与冯乐山的侄孙女结亲，导致觉民逃婚；又将丫头鸣凤送给冯老太爷做小妾，致使鸣凤投湖自尽，这完全是专断的作风。同时代的冰心，在小说《斯人独憔悴》中同样制造了父子的冲突。小说中的化卿，将儿子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为了使儿子规规矩矩，不惜将他们软禁在家中，俨然一副大家长的嘴脸。另外，还有艾青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我的父亲》。前者多次写“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表达自己面对亲生父母时的诸般不适，这显然是对原有的靠血缘联系的家庭的一种结构；而后者更是直接阐述了艾青认为父亲不合时宜，同时表达了自己要离家出走的决心，可以说正式宣告了与家庭的决裂。 之后，“审父”、“弑父”主题，似乎成了一种文学时尚，诸多作家纷纷开始创作此类文章。其中，张爱玲首次颠覆传统父亲形象，塑造了肢体与精神双重残障的父亲形象。如《花凋》中的郑先生，“他酗酒、吸鸦片，他知道酗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他是“哄太太钱用的好手”。当女儿得了肺病后不肯为女儿治病，女儿死后却为她修葺坟墓。又如《金锁记》中的姜二爷“坐起来，脊梁骨还没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呢！”张爱玲的作品中处处透露着对亲子关系的绝望。她将现实中父亲的不负责任与自我的压抑本能地宣泄在作品中，并从身体与精神这两个层面解构着父亲权威。 而到了先锋作家的时代，父权已然被彻底颠覆了，例如余华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呈现出“无父”主题。小说中的“我”被父亲温和地请出了家门，在完全无父的状态下追逐着生命的归属，此时，“我”是独立的个人，是原子式的个人，“我”摆脱了父亲成为自己生命的支撑。余华的另一部著作《现实一种》更是将血缘之间的温情凝成了寒冷彻骨的冰渣子。 或许是由于长久以来，“文学”被刻画了过多父权的印记，以致作家纷纷群起，构筑了一部又一部颠覆传统、丧失人伦的父亲寓言。因此，“审父”“弑父”主题一度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三、深刻的反思与理想的重构 如果说，鲁迅、郁达夫、丁玲、朱湘以及路翎等人由于幼年丧父，而张爱玲受父亲吸食鸦片、吃喝嫖赌、穷奢极欲的影响而创作出一系列“僭越”父权之作。但前文中所提及的巴金，也在著作中将父亲形象刻画得专断而压抑。考察现实，巴金的父亲与兄长为巴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尤其在父亲去世后，兄长如父。巴金前往法国学习经济学时，离不开兄长对于他的经济支持。我们并不能发现父权对于巴金的诸多压迫，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来自亲情的呵护与帮助。另外，艾青的父亲虽然在其幼年时将其送去寄养，但在艾青回家后也待其不薄。可见，当时，“弑父”主题虽成为一种时尚，然其现实依据却有待商榷。 物极必反，对于父权的过度僭越，使得同一时代的文学世界里，既有对父权的反省，又有对父权的建构，二者并存（反省的很少）。例如《包氏父子》、《许三观卖血记》、《白鹿原》等。《包氏父子》中的父亲老包，由于他社会地位的卑微低下，使得父权无法得以建构反而走向了父爱的极端，而《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对于三个儿子也只是一味地付出。反而在《白鹿原》中，实通过塑造白嘉轩这一父亲形象，体现了最真实的父权与父爱的交织，是最具性格矛盾与人性复杂的父亲形象。而这一切在朱自清的《背影》中早已有了最富感情的反思――其所刻画的那个肥胖而蹒跚的父亲是对父权僭越的最深刻的愧疚。 反观现实，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不少人指出父权的专断独行使得子女在追求婚姻自由、事业自由的前行中遭遇到阻碍；更有人指责“孝”文化中所蕴含的不平等思想严重抑制了人的自由发展。但是，所谓“不平等”的父权与儿子出自于“孝”的顺从甚至是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孝悌等品格，它们绵延上千年，经历岁月不断地打磨才发展至今，真的只需简单的抨击与剔除吗？我们必须认识到，恰恰是在父权的影响下，才使得古代出现了如王（王导）谢（谢安）大家、曹氏父子、三苏等书香门第的家族式人才；正是在父权秩序的约束下，传统社会才如此井然有序；也正是在血缘的维系下，中国传统文化才得以传承至今。 当今社会，拥有众多的关系：劳资关系、雇佣关系、买卖关系……但最初的父子关系、亲属关系却变得越来越淡，父权也逐渐成为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开始不信血缘、不信亲情、人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这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又构成了一个横向的疏松的关系链条。血缘关系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邻居之间只是点头之交，朝夕相处的同事也搞不清楚身份背景。在大都会的生活，哪怕把身边的人都开罪一遍，也可以找到新的环境寻求新的发展。社会结构变了，原有的秩序受到了冲击，道德不再因为某种权利而成为理所当然，传统美德也便束不住人了。人成了在漂浮中生活的个体――“北漂”成为一个形象的词汇。因此，《向左走，向右走》这种故事才会格外地流行。而追其源，是因为“根”丢了。 血缘与秩序应该是一种信仰，这种由意识层面自觉产生的秩序才是牢不可破的。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提及的等差社会便是一种接近于儒家爱有差等的社会，是一种崇尚血缘和长幼有序的社会。这种社会中父权的“权”，是一种上下的秩序，他不再包办婚姻，不再包揽一切，而更多地与父爱融合在了一起，“权”字背后更多的是教育与传承，更多的是对于家庭的责任。而支撑父权的“权”字的是血缘，是人的根。 参考文献： [1]巴金，《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2]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 [3]冰心，《斯人独憔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4]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6]艾青，《艾青诗选》[M]，商务印书馆，2016年7月版. [7]程世洲，“父亲”形象的文化意味[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8卷（3）：47-52. [8]吴.回归传统还是继续“先锋”―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分析[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6 卷（4）：8-10. [9]李宗纲.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J].文史哲，2014年第6期（总第34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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