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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晚报副刊“走近大家”栏目 邓刚篇
一 1985年，我到京城被誉为“作家摇篮，文学殿堂”的鲁迅文学院组稿，开始了与邓刚长达27年也必将是继续深入交往的快乐历程。 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事、挚友王惠民向我推荐了正在鲁迅文学院首届作家班读书的上海作家傅星。在鲁院，我又通过傅星有幸结识了分外幽默、机警灵活、聪敏睿智的邓刚。 当时的邓刚，已经以《阵痛》荣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以《迷人的海》荣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迷人的海》可以说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是那届鲁院作家班的班长，只见这位北方大汉身高马大，面如赤枣，虎背熊腰，铁塔似的身躯上，一件似乎永远洗不干净的白衬衫外面，是一条半旧的青灰色卡其布双肩背带裤劳动服，好似他仍是会随时回到大连机电安装公司，抄起那杆喷吐烈焰的电焊喷枪。当我看到那张贴在鲁院宿舍门旁、肯定是邓刚创意的小纸条——“出门的同学回来，必须带回好吃的东西，否则将遭受精神折磨”时，不禁心花怒放、乐不可支，感到周围的空气都充满了无比快乐的因子。 二 1987年的夏天，已从鲁院毕业的邓刚由大连家中给我打电话，“我的长篇写好了，你跟出版社说一声，就说我让你来大连取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海滨城市大连，在这个有着俄罗斯浪漫风味的城市，我见到了星罗棋布的城市公园，在老虎滩海滨浴场随着无边波涛的起伏尽情地游泳，看到了彻底玩命的大连足球队员是如何在八月骄阳的暴晒下，挥汗如雨、不知疲倦地疯狂踢球，一切都是新鲜和开心的。此时，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在邓刚那魁梧粗壮的身躯里的心细如丝和体贴入微。正是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创作上的声望，让我供职的出版社同意我有了此次大连之行，否则，他若是将手稿邮寄到上海，我也就不会有这次“行万里路”的难忘北方之行了。 一位编辑对他所充分认可的作家热情、诚恳地约稿，以及一位作家对他所赞赏的编辑所做出的尽可能周到的安排与考虑，这种相互理解、相互体贴、相互帮助所产生的深厚情感和良性互动，犹如海船的双桨、飞鸟的双翼，使得辛劳创作和费心编辑的过程，有了愉快和轻松的氛围。珍贵的友情润滑着艰难前行的文学创作和出版事业，成为推动佳作产生、文学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 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期和90年代初期，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社和杂志或在本市或在外地风景区举行过各种形式的文学笔会，都以能够邀约到著名的作家、评论家亲临笔会而感到幸运，文学编辑们也以能够与名家交友感到荣幸，且都期盼着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他们名震全国的佳作。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相继举行的1989年11月淀山湖笔会、1992年2月无锡灵山笔会、1996年衡山宾馆“长篇小说研讨会”等，邓刚都是出版社邀请到沪的作家首选对象。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在金碧辉煌的大佛下，在人群熙攘的上海豫园九曲桥，在小桥流水的古镇周庄，在笑声连天的宾馆招待所里，无论是在何处，邓刚始终是众人倍感兴趣、众星拱月的中心人物。他能捅破思维和认识的迷雾，用对于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一语中的的话语和手势，加上他既沉稳又飞扬的山东牟平口音，还有那杀手般的威猛身材，形成一种神奇的磁场功效，让众人喜笑颜开、连连称道。
左起：邓刚、修晓林、陈世旭 2001年12月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新的全委会产生后，全体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吃自助餐。餐厅里，邓刚坐着的那一桌，尽管已是靠背椅挤着靠背椅，但还是有几位作家端着自助餐盘走将过去，大家都不愿意白白错失能够听到邓刚演说的宝贵机会。那次邓刚说的是，他在大连市公安局挂职担任副局长的新鲜见闻和思考，各位作家听得津津有味，没有一个人插嘴说话——好似在邓刚面前，大家只有听的份儿。此后一年多，当看到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执政为民的通知时，我们这才知道，看似谈笑风生、轻松描述的邓刚，对于许多民众痛恨的社会疾患，是怀有多么深长的忧思和痛恨！2003年2月中国作协全委会会议期间，在北京机场旁的国宾酒店，午餐时分，邓刚安坐的这桌照常是“人满为患”，那些在本省市以至全国都是名气不小的全委委员都不出声响地听着他生动描述来自老百姓生活的、看似轻松却是饱含着沉重的故事，听着他令人过耳不忘的形象段子，不时发出会心一笑。眼前饭菜的味道，此时已是毫不重要。坐在一边的我，真是佩服邓刚那种概括思维方式，看人看事都有高度，说出的话给人一种顿悟感。 有一幕我印象深刻，在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当全体代表听完总理报告离场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极其宽大的汉白玉楼梯上，是如滚滚洪流的人群，穿着鲜红上衣的邓刚，站在楼梯通道的平坦拐角处，静静地看着在他眼前慢慢“分流”的作家、艺术家人群。看到多年不见的熟人，他就微微点头且富含深意地一笑。此时，高大威猛的他，在缓缓步下楼梯的众人面前，是那么的抢眼夺目。在以后的几次全国作代会上，我只见到张光年和李国文有此“胆量”、生此“壮举”。可以说，在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像邓刚一般，总是有着出奇的胆略和雄魄。 四 2008年冬天，我曾经在生活中遇到了十分纠结、非常痛苦却又应对无策的极大难题。我在实在对付不了困难时，就在电话里向邓刚紧急求助，请教解决人生大难的办法。 比我期待的效果还要好的是，邓刚在将我狠狠地“损”了一通后，传授给了我一剂妙方，我立时切身体会到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神奇，也有着强烈的经过耳提面命、醍醐灌顶之后的幡然醒悟。我明白，他教授给我的办法显然与我以往的性格和思路相悖，要如此这般、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必定是对自己惯性的巨大挑战和突围，肯定是会有别扭和难受的感觉。但是，由于我绝对相信他有极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对于我这位老友是真心爱护，再有畏难情绪我也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坚定果断地采取了邓刚传授的“克敌制胜”法宝后，果然立即见效，我真是佩服透了这位中国当代独特作家看清事物本质、明晓命运走向的通透眼光和切实办法，心里、脑中都是“神了”的字眼。 古人说：人生三友——挚友、益友、诤友。这诤友确是朋友中最难得、最有价值的，因为诤友对朋友的情感不光是赞赏，更有一种相互促进、直言提醒的“爱之深，恨之切”，有让朋友免受苦难煎熬、毫无保留的关切。正如刘兆林兄所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吃苦能力比他差，但自认解除痛苦的能力肯定不如他，所以我很感谢他影响和帮助我性格中也多了大量幽默和乐观因素，在吃苦能力之上又增强了解除痛苦的能力，不然我肯定活得不如现在好。” 五 我曾经问起邓刚，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怎样使得读书和写作相得益彰？他说，从创作丰收的远景看，作家必须有丰厚的文学修养、独到的生活积累和思想见识，而从当下的利益看，则是写什么样的作品，就看什么样的书。“文革”年间，邓刚想读书，却买不到名著，单位里仅有鲁迅的著作可以供人们翻阅，于是他没日没夜地看《鲁迅全集》。鲁迅作品中精深博大的思想使邓刚受到震撼，他发现了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在其中流连忘返、叹为观止。《鲁迅全集》的最后四卷，他甚至看了五六遍，一些精彩的篇章，他都能背下来。如果说，“大部头”的著作成为邓刚强有力的“后盾”，那么，单本书则是他形影不离的写作参谋。如果写反映当代人意识和观念更新的题材，他就会注意阅读这方面的佳作。当初，一本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使他爱不释手，书中的人物形象和文字的节奏、语势将他深深吸引。在这种良好的“气场”中，邓刚写稿如行云流水，不打草稿每天五千字，一些早已淡忘的精彩生活细节也纷至沓来。相反，如果此时看了与心中所想、手中所写相去甚远的书，创作情绪则会遭到破坏。这种“一稿一书、对应求助”的写作和读书方法，使得邓刚在文学道路的跋涉中获益不浅。 上世纪80年代，哪有电脑写作这一说，复印机也是鲜见少有。作家们都是用墨水钢笔或圆珠笔打草稿，反复修改后，又要在即将交付出版社的方格稿纸上誊清，名谓“爬格子”，若是几十万字的长篇创作，那就十分费时费力。邓刚对我说，王蒙对他说“你还要写二稿吗？”一句话将他点醒。从此，邓刚写小说就从不打草稿，从在稿纸上落下的第一个字开始，就逼迫自己在严谨、缜密的“袖手于前、疾书于后”的高标准要求下，求得文学创作的最佳状态，从而节省下大量的宝贵时间。他的这点体会，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和教育。 六 邓刚曾经对我说：“你的缺点就是你的优点的延伸。”我听后极为震撼，我明白，他是用十分委婉的言语道出了我有待大大改进的性格上的弱点，并期许我能更快进步。这是一位远在大连海边的作家好友对我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但是在众人面前，他总是对我不吝夸赞，以他的影响力让单位领导给我以优质的成长条件。他曾对我们出版社的魏心宏副总编辑说：“晓林看上去长得如同朱时茂一般威武英俊，却是一个心细如女孩子一样的南方人。像晓林这样老实的好编辑，在全国也不多，你们可要好好用他。”邓刚的内心，是多么的真诚和善良啊。 当代的哪一位作家，能够在海面上劈波斩浪、在海底下摸参抓蟹？当代的哪一位作家，能够让你与他相处半分钟，保证快乐三十秒？当代的哪一位作家，能够面对当代大学生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提问，口若悬河、对答如流，引来台下掌声如潮？——这，就是智者邓刚。 邓刚啊，在我眼里，你真是中国一位最具特色的作家！ 作者简介 修晓林，1950年出生，上海人。现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室副编审，著有散文《胶林行》《弄岛的早市》等，短篇小说《带红斑的鳕鱼》《走进日光》等，中篇小说《神秘的“087”》《七色音符》等，报告文学《壮士自有铮铮铁骨》《高原上强劲的风》等，文艺评论《人生的苦难和人格的力量》《误入歧途者的悲歌》《与共和国同龄的作家》等，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有《从复旦到北影》《永乐大帝》《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等。 你可能还想看： 来源 | 烟台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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