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 《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经毛泽东修改的 《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 和 《中国土地法大纲》。

10月初，丁玲在阜平县广安镇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听传达全国土地会议，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3日下午会议开始，聂荣臻致开会词。8日彭真做报告，传达 《中国土地法大纲》。11日彭真讲整党问题。彭真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地主、富农”，丁玲“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因为“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 “后来萧三同志告诉我说，蔡树藩同志问他：'丁玲怎么搞的，搞了一阵土改，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萧三问蔡如何知道的，蔡说是周扬同志在土地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萧当时说这书他也看过，其中并未同情地主富农。”蔡树藩，当时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丁玲写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 时采访过他。

至少有两位领导对她的小说不满意了。丁玲“听了这话之后，心里颇不愉快，觉得这个意见周扬同志并未同我说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也还未写完，已完的部分，也不能看出有同情地主的地方。（虽然写了黑妮） 可是他为什么向许多负责同志这样说呢？我心里是难过的，觉得同志嘛，何必这样呢？”

辛辛苦苦写了一年，却落得这样评价，没有赞扬，甚至没有一句鼓励，她所信任的周扬同志，以这样一种既不坦诚又不友好的态度对待她的小说，她没有想到。我信任你，第一个把小说拿给你看，你有意见不当面讲，反而上升到政治原则高度，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扩散，这不是给下一步的写作和日后出版设置障碍吗？

长期以来比较普遍的意见，往往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诠释周扬对于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的态度，笔者虽然也持此观点，但又一直怀有疑虑。其一，那时周扬一直想拉丁玲出来，先是到晋察冀中央局后是到华北局，在他手下做文艺方面的领导工作，他对丁玲并无恶感。其二，若说周扬嫉妒丁玲的才华，他是官员，地位稳固，丁玲埋头著书，并不对他构成威胁。其三，他们私人关系也不错，1946年秋天丁玲到了阜平，听说转移途中周扬的小儿子死于翻车事故，急得天天到河边去等他们，还让祖慧住到他家去陪周密玩。蒋祖慧比周密大一岁，她们在延安、张家口都是同学，祖慧说周密很有文艺天才，她俩一起演过 《兄妹开荒》，祖慧演哥哥，周密演妹妹。周扬后来也为祖慧上学的事帮过忙。1947年5月去冀中搞土改复查，丁玲不肯搭乘汽车，宁愿与周扬一起步行，边走边聊，后来又一起去拜访冀中地区的主要军政领导人。

笔者试着站在周扬的角度，探索一下他的内在心理逻辑。

第一，周扬受到土改中“左”倾思潮影响。丁玲送稿子给周扬看，是在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即将结束或刚刚结束。这次会议对1946年“五四指示”中对地主让步过多的问题作了改正，检查了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会议通过的 《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 说，这次会议“对前一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因此，会议虽然推动土改运动和整党运动以空前规模进行，但是'左倾错误也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会影响到周扬对于小说的态度。

第二，晋察冀中央局某些领导对文化工作、文学创作不够重视，不大支持，有时甚至反感。冀中文协主任王林，11月16日在正定遇见开土地会议回来的沙可夫、丁玲，夜间与丁玲闲扯，丁玲说：“这个大会上，只有罗瑞卿提了几句文艺，说村剧团只应该说八路军好，不能说不好，好鼓励青年们大量入伍。别人就连提一个字也没有。又说，做总结的那一天，冀晋副刊上登了一段田间的诗。因为是一段，所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彭真看了看不懂何意，问邓拓，邓也说不懂。于是在会议上大发牢骚，说以后要算账，吃多少米，糟蹋多少纸，浪费读者多少时间。因为这一号召，使开会的人们普遍地讨厌起写文章的人们了。事后萧三找彭去谈，写文章的人并不是都如此，彭答应在文字上斟酌修正。”这也会影响周扬对于丁玲写长篇的态度。

第三，周扬早已对丁玲埋头创作、不愿工作有意见，他手下实在缺少丁玲这样的人手。至少有两个例子，一个是1947年3月丁玲住在抬头湾写作，周扬要她搬到城南庄来，丁玲不愿搬，分配她一些事情又不愿做。丁玲3月19日致陈明信说，“搬来后他将找些零碎活给我做。他已要我推荐作品去延安，因延安来电要。我已谢绝，但他总会设法使你不能完全推卸的。”再一个，也是1947年3月，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的文艺座谈会上，决定继续出版文学月刊 《长城》，成仿吾提议萧三主编，周扬提议丁玲主编，“当会议决定由萧三主编之后，周扬同志还同我说要我主编，我说我要写小说（正在写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且萧三同志也知道会议上是决定他主编的。这样周扬同志才同意萧三主编”。丁玲1947年5月15日致陈明信中也谈到：“周扬原来是要我负责的，他就说对他指萧三。无信心。”这一句话，在收入 《丁玲文集》 时被删掉了。

此外笔者还有一个揣测，周扬担心丁玲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而风头太盛，盖过了他刚刚树立的赵树理这个典型。

赵树理小丁玲两岁，1943年就写出 《小二黑结婚》 和 《李有才板话》，前者初版印了两万册，后者在 《解放日报》 连载，其小说农村气息浓厚，语言尤其生动。周扬1946年7月在张家口丁玲主编的 《长城》 创刊号上发表了 《论赵树理的创作》，这是解放区第一篇研究赵树理的专论，此文随后又在8月26日延安 《解放日报》 转载，可见周扬之重视。他称赞赵树理的作品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创作上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周扬作为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把赵树理树为实践讲话的典型、解放区作家的方向。

接着，周扬因被确定为访美学者，去上海找国民党政府签发护照，同时带去了 《李有才板话》，郭沫若和茅盾立即撰文高度赞扬，赵树理的小说随即在国统区名声大振。1947年7月下旬，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8月10日，《人民日报》 刊登陈荒煤 《向赵树理方向迈进》 的文章称：大会首先讨论赵树理创作，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地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

这个会议刚开完，9月丁玲就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拿给周扬，以周扬的眼光，一定能认识到这部小说在反映土改的广度与深度上的巨大价值，整个华北解放区无有可比拟者，但是为了维护他刚刚树立的代表 《讲话》 方向的唯一典型，也是维护他积极贯彻执行 《讲话》 的功绩，他以赵为标准衡量丁，只能“扬赵抑丁”，把创作风格与赵树理差异甚大的丁玲及其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压下去了。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做解放区文艺状况报告说：“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是赵树理的 《李有才板话》。其次，王力的 《晴天》、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丁玲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立波的 《暴风骤雨》、马加的 《江山村十日》……”丁玲来北平参加文代大会筹备工作，有人问起周扬压制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出版一事，并说这里也许还有宗派味道，丁玲为周扬做解释说：“周扬同志偏爱民族形式，而我的形式不够好，语言也不新颖，同时周扬同志对那时土改，也受有某些左倾影响。”丁玲在开文代会时也同周扬说了，“他当时不置可否。后来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时，他也这样解释这件事”。一个“偏爱民族形式”，一个“受左倾影响”，周扬认可。

丁玲对于赵树理小说的农村气息、农民语言很服气，后来多次讲过：我们的小说还是写给文化人看的，限于狭小的知识分子圈子，赵树理的小说是真正写给农民看的，她1984年2月29日与陈登科谈话说：“50年代那个时候赵树理反对我们，因为他是写老百姓的，写群众的东西，我们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是洋的。赵树理对我们是这样看法的，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们的文学了不起，你们那是交换文学。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很好，为什么呢，我的作品你读，你的作品我读，还是在这个文艺界的圈子里边，没有走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赵树理我并不是说他是了不起的作家，他的思想不是太高的，但是他写农民确实写得好，他的东西就比我的东西能到更多的群众里面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要改电影就难得很，好几个人要改电影，我说你们改不好，不要改，改到电影上没有味道了，因为它没有一个离奇古怪的故事，电影更要讲故事性。但是赵树理的作品可以随便编评剧，编歌剧，编地方戏，我们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到山西长治去，那里的人都知道赵树理。我们在这点上应该跟他学。赵树理批评我们是交换文学，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文学还是交换文学，还是在这个文艺圈子里，你说我好，我说你好，你捧我我捧你。”讲到解放区代表作家时还是把赵树理排在第一位。但丁玲对于“扬赵抑丁”很不服气，说过：“创作方法是没有一定的。我写我的，你写你的，各人走自己的道路，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别人的方法再好，我也学不来。赵树理的那个方法我学不来，他写 《李有才板话》，我就不会写板话，我怎么能学赵树理呢？我是凭我自己的生活道路，我的各方面的修养，我的学习总结，总之，是凭我自己的感受来写的。你是凭你的。我们两个人的方法不一样，但你可以写得好，我也可以写得好。不能说你那个方法对，我那个方法不对，我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即便周扬真的是因为偏爱民族形式，并受到左倾影响，他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出版问题上的态度，也实在显得狭隘。

一部反映重大现实题材的作品，免不了有毛病，丁玲就是想找个懂行的人提提意见。无论作为被信任的老朋友，还是晋察冀文艺工作的主管，周扬总该给作者以鼓励、帮助、指导，这部小说写好了，也会推动晋察冀的土改工作，也是晋察冀文艺工作的成果。丁玲找了周扬，让她心寒的不是周扬的意见而是周扬的态度。王林1947年11月24日日记说：“周扬看完丁玲新作的长篇后，认为其中一个地主女儿写的成问题。于是丁玲对出版问题感到悲观牢骚。”丁玲会按周扬的意见把黑妮修改好，却没想到周扬会将小说一棒子打死。

半年以后，1948年5月，丁玲在正定县的华北联大继续写作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时，曾去石家庄见到柯仲平，“他正在晋察冀宣传部与周扬同志领导下编辑人民文艺丛书。谈话中他告诉我他看了几百篇解放区的作品，我就问他看到我留在周扬同志处的复写稿没有，意思是可以听听他对我的稿子的意见。柯仲平回答说没有看，因为周扬同志说过这书不能出版”。华北解放区的出版大权在周扬手里，他通不过，书便出不来。出版作品要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这是由“革命文艺”的生产制度决定，延安整风前夕，中共中央就成立了中央出版局，“统一指导、计划、组织全延安各系统一般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的出版局全部收归宣传部领导，1948年1月，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下属的晋察冀边区出版局成立，职责是“掌握全区出版方针、计划，领导编审、出版、发行工作”。同月，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公布了 《晋察冀边区统一出版条例》，这是各解放区制定的第一个出版条例，一共八条，其中规定，“凡资本主义国家 （英美等）及蒋占区之图书，及未经中央局出版批准之所有图书，均不准翻印出版或公开发行”;“凡文艺书籍、马恩列斯毛已公开发行之著述，或汇辑报纸公开发表之文章，……各区党委可以审查批准其翻印出版，并须将各书名篇目报告中央局出版局审核”;“未经审查批准之书刊与地图等，一律禁止出版”。

以丁玲的性格，决不会放弃她的小说，这是一年多辛勤写作的成果，所以后来去西柏坡寻求支持，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著名评论家陈涌认为：“我因为过去是周扬领导的鲁艺的学生，对周扬也有一些亲见亲闻的认识，在我看来，周、丁的交恶是 《桑干河上》 问题出现以后，整个在延安时期，在华北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们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同志和同事的关系。”丁玲也曾说过，在延安时，可以谈话的熟人不多，上海左联的人只有周文和周扬。

对周扬有意见的，不止丁玲一人。王林写了一部“五一大扫荡”题材的小说 《腹地》，30万字，比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还长，有人认为把解放区写得太黑暗了，丁玲劝他“给周寄去”看看，但王林“却毫无信心”。1953年夏天王林在北戴河，听说丁玲也在，便“立刻到那里去。丁玲同志向来不爱打官腔，很天真、很亲切地说出了对文艺创作的意见”。不久王林听说周扬也来到北戴河，住在“原丁玲同志住过的地方”，他“明知道双方见到无非是互相提高警惕地打官腔，可是还得去见一趟”，“说几句文艺界的官场辞令后，赶快想法脱身离开为妙”。

周扬的待人处事风格与丁玲不同。丁玲说过，她就是一个作家，气质也是作家的气质，她以“朋友”待人，以“朋友”度人，朋友之间，有话直说，有事帮忙，讲话随便，口无遮拦，有时免不了犯点自由主义。周扬长期做官，组织纪律观念强，出言谨慎，拿不准的问题决不表态，有点高深莫测。张光年说周扬“在个性上也有缺点或弱点。他不能跟人谈心，很少这样。他的郁闷致病致死，跟他这个致命弱点有关”，“他太缺少友情”。

还有一种议论，认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里的文采，影射周扬。在1955年8月中国作协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党组扩大会上，菡子揭发说，陈企霞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的文采是影射周扬同志。夏衍批判说：“把党的负责同志作为反派的模特儿写在作品里——这还像一个老党员，还像一个党员，还像一个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作家么？”

文采是土改工作组的组长，他夸夸其谈，脱离群众，使暖水屯的土改走了很大的弯路。小说这样描写：“文采同志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生得颇有风度，有某些地方很像个学者的样子，这是说可以使人觉得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赋有一种近于绅士阶级的风味。但文采同志似乎又在竭力摆脱这种酸臭架子，想让这风度更接近革命化，像一个有修养的，实际是负责——拿庸俗的说法就是地位高些——的共产党员的样子。据他向人说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或者更高一些，一个大学教授。……当他做教育工作的时候，他表示他过去是一个学教育的;有一阵子他常同一些作家来往，他爱谈文艺的各部门，好像都很精通……”文采是“聪明人”，“'聪明人是不容易碰钉子的，即使在群众运动面前，也常常会躲闪，会袭击，事情出岔子的时候，便插科打诨，轻松地把责任卸在别人头上，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摆出一副自己很正确的架子”。周扬曾经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陈明在 《我与丁玲五十年》里说：“小说中的文采，周扬说这个人物写的是他。文采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周扬也是大夏出来的，似乎有周扬那么一点作风，但不完全是他，或者主要方面不像是他。”其实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没有写文采是大夏大学的学生。

丁玲说：“我写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文采时，一写就三四千字，毫不费力，因为我熟悉他。”又在1956年8月《辩正材料的补充》 中说：“我写文采果然是有一个影子的，那就是李又常同志，文采的某些生活细节，确有从他那里得到的素材，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也不该说文采就是影射了李又常。文采的模特儿是谁，是阜平写作时，同在一起的萧三、甘露、陈明等同志是清楚的。现在如果谁还有怀疑，我这里还有当时陈明从石家庄写给我的一封信，谈到这事的，可以作为证明（文采的某些地方是以李又常为模特儿，这事我本不应该说，觉得有伤害同志之处，李又常并非文采，文采也只有某些地方取自他身上。但情势如此，我不得不说，好在是向党说……）”她还说过，文采实际与 《入伍》 里的“新闻记”是同一类人，他们都脱离群众，自视清高，喜欢夸夸其谈。

李又常，原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工作，石家庄解放后，陈明曾和他同在铁路机务段工作，对他的印象是：“他和于光远很好，两个人也很相像，爱夸夸其谈。”（陈明2004年9月同笔者谈话。） 陈明1947年11月25日致丁玲信说：“在工作中，遇到你写的小说中文采这样的人物，欢喜讲话，装腔作势，常常对工人说：'你们不认识我，但是工会的几位筹备委员都认识我，我是中国共产党派来帮助你们工作的，我们大家都是工人……再不在检讨会上，听了上级的指示后接腔说：'对，对，苏联也有这种经验……你猜此公何人？正是文采的底片。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讨厌。”

后来，当艾思奇、萧三和江青都看过小说，并在1948年7月向中宣部建议由华北局宣传部出版，胡乔木、陆定一也都表示同意之后，周扬仍不肯出版。1948年夏天在石家庄开文艺工作者会议，胡乔木告诉陈明已经打电报给东北，要他们出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会议期间陈明“遇见周扬几次，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的出版问题，他一字未提”。艾思奇跟陈明说：“如果这样他还有意见，那就没有办法了。”周扬是艾思奇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在1937年9月一起从上海到延安。

小说在东北出版后，1948年9月19日，丁玲在哈尔滨致信胡乔木、周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并且说：“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

1949年2月，丁玲住在沈阳鲁艺，林伯渠找她要一本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告诉她：江青跟他说，这本书很好，周扬却压住不让印。不久胡风从香港来到沈阳，他也“没有想到，像丁玲这样在共产党里很有地位很有实力的作家，出版作品还这么难！”

一直到建国以后，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评奖问题上，周扬始终是反对派。

朱子奇说，他1950年春天在莫斯科时，“一位苏共中央负责人”问他，听说中国有“权威人士”对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发表了否定性的评论”，如果这部作品获得斯大林文艺奖，会产生什么影响？朱子奇将此意见转告给在莫斯科养病的任弼时同志，任弼时说这本小说他看了，是部好作品，至于有同志指出缺点，那是次要的，如同看一个干部，主要方面是好的就是好干部，没有十全十美的干部，大概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小说吧！朱子奇把这些意见转达给那位苏联同志，他很高兴，也很赞同。

严家炎回忆：1962年秋，在中央党校举行唐弢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 提纲讨论会，“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向周扬提了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是怎样向苏联推荐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的？周扬的回答却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他说：'我们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去获斯大林文艺奖。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小说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但我们又补推荐了几个作品。经过几个来回，双方才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最后周扬又重申了一句：'我们中宣部确实没有推荐过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是由苏联人自己提名的。”

（转自公众号：民国风文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