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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笏墨背后的历史

 攒菁堂 2023-04-28 发布于甘肃
转载于《笔墨宫坊》

这笏重约二两(老秤)民国时期由“胡开文正记”监造的“日本水利观光纪念”墨,墨背面阳识“汪胡桢 张伦官 杜联凯 万晋 刘念兹 许止禅 王元颐 同敬赠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从这笏墨本身而言就颇为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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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墨背面七位人名笔者在网上检索得知,汪胡桢、万晋、许止禅、王元颐四位皆是时任国民政府的水利官员、著名学者。这其中汪胡桢在解放后于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其余张伦官、杜联凯、刘念兹三位虽然未搜索到相关信息,也可推知是当时与水利相关的专家。清代属有定制人全名款的墨,大多都是各级官吏上贡皇帝的“臣”字款或“奴才”款的贡墨。此外便是带有学生、下属全名的馈赠师长定版墨。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单人全名,属双人名款的墨已是罕见。到了民国时期,定制墨的形制开始逐渐起了变化。但在同一笏墨中连属七人全名的定制墨,还是笔者仅见。

“胡开文正记”为解放后歙县胡开文墨厂前身之一,应开设于晚清、民国时期。但民国时期在胡开文一系中“正记”相较于“休城胡开文、屯镇胡开文、胡开文广户氏、胡开文沅记”这四大家,其名不著。近年来在国内外古墨市场中,也未见流通有什么精品墨。而此笏墨,除了底部开磨过的磨口外,墨体浑厚硬挺没有丝毫起皮、开裂,正反面阴识、阳识字口清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正反面四周凸出的细边框,历经八十余年而没有丝毫磕碰、缺损,墨质之硬朗可见制作时、胶法得当、捶打到位,称得上民国时期的上乘墨品。想来定制者在向“胡开文正记”定制时下了不少本钱,墨家也是不惜工本。

相比墨的本身,墨上的文字透露出来的信息,更是让人颇费思量。“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也就是1937年五月,此次民国时期国内知名的水利专家集体访日,观光日本水利设施的时间,距离当年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爆发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当年的“七七事变”绝非偶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吞中国东三省后,日本蚕食中国的步伐一刻未停。中日之间又接连在32年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三月的“长城抗战”,1935年在中日双方签订《何梅协定》之后,当年十一月日本便鼓动大汉奸殷汝耕在河北发动了“冀东事变”,以利于日本推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936年6月,日本又通过“第二次张北事件”逼迫中国签订了“秦土协定”割让了察东主权。紧接着在当年十一月,日本特务机关又通过蒙奸德王组织伪军,侵占了内蒙百灵庙,引发了与中国军队的“百灵庙战役”。36年12月,随着“西安事变”的解决,国共双方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日双方的局势愈发剑拔弩张。1937年2月开始,日本军队便一刻不停在处于三面包围的北平地区进行各类军事演习。而在如此敏感时局下的中国水利专家集体访日之行,绝非这些在国民政府内担任行政职务的专家个人行为,明显是带有中日双方官方背景的准外交活动。此笏连属七位专家名的定制墨,应也是国民政府的相关机构出资定购。但在当时中国反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此类活动非但没有低调行事,反而还制作定版墨大肆宣扬,从现代人角度来看就颇为让人费解了。其实1937年,中日局势虽处于一触即发之际。但国内并不乏言和派的声音,即便是在“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全面爆发战争。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熊式辉、胡适、陈立夫、高宗武、罗君强等人,经常骤集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花园洋房地下防空室里议论时事,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们诬蔑人民的抗战呼声“寄托于镜花水月的幻想之中”,是“唱高调”。为此,胡适为周佛海住宅取名“低调俱乐部”。主张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和日本侵略者“互相抱头痛哭,彻底的忏悔和觉悟”,以便实现中日“和平”。这些“低调俱乐部”成员,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的党务、行政与学界系统。而汪精卫便是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有这拨人执掌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也就不难理解此款墨的由来了。

而当时接待中国水利专家的日本方面恐怕也没有按什么好心。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便一刻未停的在中国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尤其是中国山川水利的相关地理信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缴获日军物资中,最被中国军队看重的不是机枪、大炮等军械物资,而是日军绘制的中国相关区域地图。日军地图,不但有地图功能,还有用兵的要素,比如山有多高,山的坡度,形状,水有多深,哪里可以渡河,哪里有桥,桥坏了哪里有修桥的材料,城墙多高多厚,有多少个门,人口分布等信息。远比当时国民政府自己绘制的军用地图要精确、实用。显然随着中国水利专家的集体到访,日本相关情报机构怎么可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1943年,日军占领了天津意大利租界,抓捕了为大后方源源不断提供华北水利信息的吴树德、金海洋、于鸿猷三位水利测量专家。为了从三人口中获得相关水利信息,对三人进行严刑拷打。

而此款制作精良的“日本水利观光纪念”墨,本身恐怕也如当时的中国时局一样命运多舛。二两墨从绘稿、刻版、熬胶配料、捶打再到翻晾阴干起码需一年的时间,才能交付定制者。从1937年五月到了来年五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各个机构已经从南京撤退到了武汉,又不到半年的时间随着武汉保卫战的打响,国民政府继续西撤至重庆。而在安徽歙县制作的这款墨,墨家即使想交付,恐怕也无能为力穿越层层火线,交付到定制机构手中。而这款原本为了刻意宣扬中日友好交流的墨,在山河破碎的那时中国更是让人五味杂陈,即便是当时当下,让人看了也是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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