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歆：《中原行》

【导读】

散文中的发现——蒋蓝

作家们在散文里，不断记录着自己的发现——在常人熟视无睹的状态下，自己总是设法去穿越慵懒的、表层的、概念化的青苔，说出自己的发现。这样的发现并非“知识的考古学”的重床叠屋，而是对于事物的敏锐与表达的新颖。但鉴于观察的弱力与比较的平台较为窄逼，趋新的青年散文家往往寄希望在字词造句上，渴望别出心裁、一鸣惊人。但武歆却显得成竹在胸，即便是在难以出新的游记里，也写得摇曳生姿。

《中原行》里提及的不少城市点位，我也去过，因为找不到切入点只好缺如。但武歆的观察却是细致的，来自地质专业的眼光让他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事体真相，并毫不费力地予以呈现。奇妙的是在《陌生而又熟悉的新乡》里，他宕开一笔，并不重点写地下的文物启示录，而是对新乡市的刘庄与天津的大邱庄来了一场地缘政治的对话。词锋之外，感叹丛生，也昭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精神，恰恰是不同时代最为金贵的大纛。

在发现之余，更有跨时空的比较，才是一个成熟的散文家具有的心法。武歆说：“站在河南新乡的一个小村子里，望着村民们忙碌办喜事的场景，我却想到了在德国威尔斯堡的'偶遇’，想到了'距离’，想到了东西方文明，想到了这两种文明的比较，还想到了更多的事情……”也许一种文化能够得到不同族群的尊崇的原因，应该是它蕴含了更多的共性与曙光。

而《安阳的地上地下》一文，那一大段对于袁世凯墓地的思索，恰是多年前的我置身于此就曾想清楚的：“一个极好的说明：台阶很小，陵墓很大，但台阶比陵墓更加雄岸。”

李敬泽曾对我说过，一个成熟的作家，能够代表其最高审美与认识的文体往往是随笔。武歆的随笔《写在纸片上的字》，无疑道出了一个作家写作与积累的秘密。我们总是通过阅读去认识古人、揣摩百转千回的心境。福克纳有一句颇为讽刺性的名言：“你往酒里放一只蟑螂，得到的是一只金龟子；你往酒里泡个南方佬，得到的可是位绅士。”福克纳关注的是变奏，这种变奏往往就是生活的迷人所在。事实上会发现，通过阅读认识到的那一份心迹，往往比生活里的那个人要可爱得多，可靠得多。如此一来，阅读的魅力就胜于写作本身。

多年前我有过一次中原游历。想一想，竟然已经记不清具体的年月，但是洛阳石窟、白马寺、嵩阳书院、少林寺等古老的遗迹还铭刻在心，沉静下来细想，其实也只是一个形状、一个名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河南”给予我的始终是一个“过去时”的状态，是一个博大厚重的地理符号——中原。

以郑州为中心，在方圆百多里的范围内，对登封、洛阳、安阳和新乡进行一次无拘无束的漫游。对我来讲，这不是一次双脚的行走，而是一次精神的游行，是一次历史与现实的“中原勘探”。用“勘探”来形容，并非造作，实在是与青年时代向往地质勘探有关。那是我四十二年前填写高考志愿时的理想，虽然最终没有走进长春地质学院，没有手握地质锤走遍高山峡谷，但这是后来我对所有行走都喜欢用“勘探”两个字的初始依据。

无论我手中的“地质锤”能否凿出时光隧道，但不用质疑，我的身体和精神始终努力前行，始终用心品味。

登封的夜与昼

登封，这座“佛、道、儒”三教荟萃的全国著名的“文物之乡”，与我更早之前的听闻还是有变化。但我心中有个固执的观点，无论怎样的变化，在这座千年古城的上空，古老历史的气息永远不会散去。因为历史的积淀深入土地深处，不管千人、万人如何踩踏，不管出现怎样的现代建筑，都不可能镇压住历史的呼吸，古人古事总会在寂静的夜晚悄悄升腾起来，弥漫在城市的角角落落，等待着太阳升起时与今人相遇。

走在夜晚街道上，吸一口登封的空气，好像还能闻到当年武则天封禅中岳时那庞大的仪仗队所腾起的路尘；睁大眼睛，好像十三棍僧带着十三种表情，正在护卫迷茫的唐王，似风一样在眼前掠过，一时间让人恍惚不已。在登封的日子里我时常迷蒙，身边忽然闪过一个脚步疾快的无语之人，就会立刻想到从黄帝到宣统历代帝王来此巡游祭祀的往事。这在我居住的天津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不可能有这样的古旧感觉。但在登封，举手投足都能带起一片久远的历史追忆。

在登封不能不说少林寺。因少林寺而闻名世界的“少林功夫”，就像空气一样充斥在登封人生活的细节里：少林功夫不仅在寺庙上演，也在早上小学校门前的空地上出现——登封的孩子们对武术有着天然的领悟和喜爱，就在上学前短暂的时间里，也要挥一下拳、踢一下腿，那一招一式，看上去有模有样，看得我欣羡不已。

当我见到“少林寺”三个大字时，心里升起一种亲近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拍下照片，仔细端详三个大字后面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其他含义。听说当年全民经商时，寺里随处可见悬挂的“经营科”“洽谈室”的白牌子，还有各种活动的喧闹的宣传标语。时光易逝，我们终于从幼稚、荒唐走向了成熟、沉静，少林寺也回归了原本，如今看上去清雅素淡，与庙宇谐和。

但也有变的，那就是常住院内的银杏树，一定比以往更粗了，已经转黄的树叶，像油画的油彩一样，看一眼，就会把眼睛完全遮住，鲜艳夺目。站在树下，引人凝思，顿发怀古之思绪。还有改变的，是寺院西侧山坡上那些错落有致的塔林。当地人告诉我，过去那些造型各异、种类繁多的佛塔破败风蚀，上面长满了随风微动的蒿草；如今做了许多修整，整齐干净，尽管塔上还有淡定的鸽子，但是说实话，少了一些历史沧桑。这样的判断，我也只是窃窃私语，没有大声讲出来，因为我还没有思考成熟。

还有一处幽静之地——嵩阳书院——也有变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到书院门前时，天已经黑下来，书院已经关了大门。门前没有一个人，特别寂静。

我看过一个关于嵩阳书院的纪录片，门前原本是两条自然的没有人工痕迹的小溪，一条缓缓南流，一条汩汩西来。在溪水的两旁是碧绿的农田，还有低矮的农舍，似乎还有一只、两只匆匆夜归的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可是如今的书院门前，是一片水泥地，溪水还有，但已圈在了砌好的水泥渠道里，很浅的溪水慢慢地流，仿佛一个散漫的学生正在光明正大地逃学。

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只是想说我们可以变，但不应改变整体氛围。我想，当初洛派的理学大师程颢、程颐之所以聚生徒数百人在此讲学，就是因为这里远离喧闹，回归自然，而如今……我无法想象对于我来讲，“勘探”还有何种广泛深刻的意义。乡村向城镇过渡，城镇吞噬着乡村，当大片的农田变成楼群时……当嵩阳书院门前变成水泥地、庞大的轿车可以直接开到门前时——这座建于公元484年、北魏时期的、后在宋朝成为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现代文明让古代文明变得模糊。这种模糊也会逐渐吞噬某种思想。

最有意义的是在登封的夜晚，“离开人间”来到月光下的山间，体味在古老中岳嵩山的一次“后现代生活”——聆听“禅宗少林 音乐大典”。

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还能清晰记得当年的情境。音乐大典的现场，在远离市区五公里一个叫“待仙沟”的地方。假如仅从地名上做推测，是否有等待仙人光临之意？夜晚的“待仙沟”真的很冷，山风掠过山水，带着潮气和阴凉，我寻找舞台——原来就在两座山峰的中间，有人工搭建的庙宇、小桥、亭台和茅草小屋，异常逼真，当然还有自然的溪水、草地和圆润的巨石，亦真亦幻，一时间分不清真假。

在山中看演出，那是我的第一次。本来就有几分期盼，再加上此台音乐会是由谭盾作曲，于是也就更加充满了期待。当时天气很好，天空有星，也有月，还有飘然的白色的云。这为演出增添了一种天空帷幕的感觉，可谓天公作美。正在兴奋中，忽然间感觉有音乐响起，引颈前后左右寻找，只见茅草小屋前，追光灯下，两个乡村女子在小屋门前的水边上，正在用手击打铜盆中的水。以自然之音的水声取代乐器，并作为开端，无疑为这场音乐大典做了最好的注释。再看以山石做字幕板的上面，赫然写着“水乐·禅境”字迹，恍惚间真有一种置身世外的感觉。

此台音乐大典，一共五个乐章，分别为水乐、木乐、风乐、光乐和石乐，与之相配的是禅境、禅定、禅武、禅悟和禅颂。场面因灯光而变得忽大忽小，演员也随之多而少，或歌声山外飘来，或功夫天上飞过，近六百人的演员队伍，皆由当地习武僧人和乡村少年、少女所扮，在现代光科技的衬托下，进行了一场精彩而又浩大的禅武颂唱，在近一个小时的演出中，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

那天晚上，我坐在温暖的黄色蒲团上，迎风听溪，观武品禅，身体几乎有一种慢慢升腾的感觉，仿佛沉默少语的老子就坐在不远处，正在朝着我们慢慢地吹一口气……顿感飘摇直上云端。当然也有遗憾，晚来的人在身穿灰色衣衫（仿出家人的打扮）的服务员手中锐利的手电光的指引下，不断穿梭行进，因而也就不断地被生生地拽出那种超然的禅境中。我突发奇想，能否将服务员手中的手电改成红色的纸灯，那样就使那些不遵守时间的游客，也变成了演出的一部分？变成匆忙夜归的村人？

那年，我在登封只有短暂的一天一夜，但却好像经历千年时光。这就是古城的魅力，这是无法替代、无法篡改的历史基因。

洛阳的窟和花

关注历史的人，提到洛阳，首先想到的就是“十三古都”这个钉在洛阳前面的定语。这个定语，就像大河中矗立在中央的一块礁石，把这个四面环山、四河（伊、洛、瀍、涧）流经其间的古都，牢牢地托举在河的中央，无论历史怎样变换，都不能抹掉它在大河中的显赫位置。从夏朝开始，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建都史长达1500年。哪个城市能比得了？“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陆游对洛阳的感慨，至今依然能引发人的一声长叹。于是，洛阳在我的心里也就无比庄重、无比悠长起来。

其实洛阳对我的震撼，在还没有进城前，就已经开始了。记得在去洛阳的高速公路上，一边是笔直的路，一边是考古发掘现场，我计算了一下，以每小时129公里的车速行驶了十分钟，考古现场一直没有中断。当地的朋友告诉我，高速路要拓宽，在没有拓宽之前，考古队要先行进驻。我问为什么要先进驻呢？当地朋友笑起来说，洛阳的地下，你就挖吧，啥时挖，啥时有宝贝，只要动土，考古就先行。朋友说得肯定，好像这是件用不着讨论，板上钉钉的事情。还没到洛阳，洛阳悠久的历史积淀就已经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来到洛阳当然要看石窟，这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好像你来到一户人家，主人端上一杯茶水一样，这是必然的待客礼节。

那天的洛阳，天空有些发灰，不冷，但总是令人唏嘘长叹。青灰色坚硬的石洞窟好像钢铁一样。站在宾阳三洞前，我忽然想到了莫高窟。在来河南之前，我去莫高窟采风，甘肃的朋友曾经问我一个问题，能不能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描述莫高窟。我没有想出一句话，只想出了两个字——漫长。而今站在三世佛造像、莲花藻井飞天、伎乐人雕刻、万佛洞的那一万五千尊小佛面前，还有梅兰芳先生大加赞赏的身形呈S形的飘美的菩萨像前，笨拙的我，依然只是想到两个字——虔诚。只是宾阳的一个中洞，八十多万个工人，用时近30年才开凿完成，不是对佛的虔诚，不是内心里有一种向往，还是什么？要知道莫高窟的佛像是泥塑的，而洛阳石窟的佛像则是在坚硬的岩石上雕刻而成，佛像衣裙的皱褶、莲花的花瓣、手上的掌纹等，无不雕刻清晰、细腻，没有一种对佛的精神的向往和虔诚的内心，就是给更多的赏赐，似乎也不能如此逼真地描述。

站在佛像前，我的耳边依然响着铁与石碰击时所发出的声音。那每一次的凿击，都是心灵向天空的一次攀爬、一次上升，也是通向“觉悟”的过程。在一切追求速成的当下，“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早已成为唇边的童话。站在洛阳石窟前，现代人应该沉思，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未来。

在洛阳要看的东西太多了，白马寺、关林，还有千唐志斋，当然最要看的，就是花了——名闻天下的洛阳牡丹。但因错过牡丹花开的季节，遗憾的同时却看到了别样的牡丹——平乐农民牡丹画。

在孟津县的平乐镇平乐村，在这个有着六千多户农民的原汉魏故城的遗址上，家家户户画牡丹，就像我生活的天津，千年古镇杨柳青，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会画年画的人，毫不稀奇。

那天来到平乐村时，正是洛阳画院的画家来平乐村辅导点评农民作画的日子。在一间由大厂房改做的画室里，用人潮涌动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学画的人中间有年轻人、中年人，也有老年人，他们认真地作画，画家们不时地走过来，纠正几笔、点评几句，话不多但皆是要点。作画的农民们脸上带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专注、欣喜，还有陶醉，这和以往我印象中的农民表情有着极大的差异。这样的表情我在杨柳青镇同样见过，手拿画笔，脸上也会拥有色彩。在一个中年妇女的画室里，虽然她的手略显粗糙，但她手上精致的画笔，还有画案上夺目的牡丹花，看上去并不觉得违和。这是色彩的魅力。

在这个村庄里，没有喝酒打牌的，没有乱串门的，没有张家长、李家短的搬弄是非，而是用画笔勾勒日常生活的炊烟。如今，平乐村的牡丹画不仅销到国内其他地方，还远销日本、美国和东南亚一带。

厚重的历史土壤、传统文化的传承，厚植在村庄的鸟鸣声中。

安阳的地上地下

去安阳必看殷墟，还有周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羑里城。在去安阳之前，我两去红旗渠，与上述两点近在咫尺，却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前往，很长时间里心中总是有一种隐隐的落寞。

站在殷墟遗址前，望着红色的方正门框，我正在走神儿，感觉脸上有点冰凉，用手摸一摸，倒没啥感觉；但抬头仰望天空，这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忽然飘起了细雨，很小，几乎看不出来，从地面上斑驳的湿迹才判断了出来。那一刻，我感到眼前的红色门框正在离我远去，最后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圆点——我无法读懂的一个字母。殷墟，这座千年的遗址之处，倏忽之间就变得虚无缥缈起来。

走进红色大门，正面就是巨大的司母戊大方鼎。关于这座大方鼎，我在中学地理课本上就曾见过，那时也曾遥想过它的模样。想一想，从图画到眼前（尽管是仿制品）竟也有数十年了。时间如梭，我也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脸上有皱纹的正在迈向老年行列的人。一时间，心生感慨。

看殷墟，当然要看地下。沿着石阶而下，顺着设计独特的脚下朝代图表，再往下，我终于看到了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土”、中国“最早的骨”，还有世界最早的文字——世人皆知的甲骨文，就从这里被农民的铁锹扬上了天空，仿佛礼花一样照亮了天空和大地，让人类文明史的脚步，一下子向前奔跑了几千年。

在安静的展览厅，借助放大镜，我看到了龟背上那纤细的符号——人类最早的文字，是那样精美、娟秀，弯曲的曲线，像是乐符一样漂亮好看。中华民族的聪慧才智，从这些仿佛蝌蚪一样的曲线中，慢慢地成长，顺着大江大河，顺着宇宙太空，走向了世界，走向了永远。

在遗址的大院内，有一个长长的长廊，墙壁上面雕刻着几百个文字的演变过程，从甲骨文到现在的简体字，好像要把几千年的历史，微缩到那一个个精巧的文字当中，欲找出其中的喜怒哀乐、人生悲欢，能吗？

安阳的地上，首推羑里城。

细雨过后的羑里城，人很多，到处都是匆忙的行人和车辆，因为正在修路，所以给人一种拥挤嘈杂的感觉。但走进周文王的幽禁之地，立时感到一种清冷，好像与外面的市井之气，顿成两个世界。

这里人很少，青砖、青石，还有青树，安静得现在看来还是适合做软禁之地。虽说是“监狱”，可是地势很高，院子里有亭，站在亭上，可以看见较远的地方。只有幽静而没有压抑，但这是游客的感觉。对于曾经权倾一时的君王文王来说，从那么辽阔的疆域视野，缩小到眼前这样局促的小城，七年的拘禁生活，会是怎样的心境？可能有的君王，早就会抑郁而死，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了伟大的玄深高妙的《周易》，也就没有了那块令我们感慨万千的“万古臣纲”的牌匾，站在演易坊的石牌下，心头浮出“无语”两个字。我不懂《周易》，也看不懂《周易》图标，更不明白其中博大精深的奥妙，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向《周易》致敬，向中华文明顶礼，也向文王内心的广阔致远深深地瞭望。

“洪宪皇帝”袁世凯的墓，我是偶然进入的。说实话，我对袁墓，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因为“袁皇帝”太过铺张，仅天津就有他的故居九处，几乎就是随处可见。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如此之多，令人不再重视，所以袁在天津的故居被拆了不少座，没有拆的，有的也没有标牌，就那样混同民居。如此之大拆，似乎也没有见到什么名人出来呼吁保护，可见事情并非“多多益善”，犹如面对乾隆的题字，后人早就没有了惊讶和激动。

但在袁墓，我最感兴趣的是一处台阶。

这处台阶有七八层，很普通。台阶的后面，是一堵灰色的斑驳的高墙，台阶前面，就是袁世凯的圆形陵墓。在这个台阶上，坐过一代伟人毛泽东。

1952年，毛泽东视察安阳，在这里歇息过，曾经望着袁的陵墓。当时有人提议，要把“窃国大盗”的陵墓拆掉，毛主席说还是留着吧，留着做反面教材。就因为毛主席的这句话，袁的陵墓才得以保存到今天。

我在想，在1952年的那个夏季，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望着这个巨石围绕起来的坚硬的陵墓，还有里面那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复杂的政治人物，他在想什么呢？当时他是怎样的面部表情？

作为一个普通人，伟人的内心离我们太过遥远，无法猜测，但是一个轩昂的陵墓和一个简单的台阶，就这样直直地对望着，并且都成为一个景点（在台阶旁，有一个说明牌，说明毛泽东曾来此），说明什么呢？一切事物，不在大小，不在繁简，皆出于人的缘故。是“台阶”保护了“陵墓”。一个极好的说明：台阶很小，陵墓很大，但台阶比陵墓更加雄岸。

本来毛泽东和袁世凯没有什么联系，但在1952年的这个夏天，他们成了一个对比，成了一本教科书并且延续至今。

陌生而又熟悉的新乡

第一次到新乡。

对于新乡的认识，源于多年前“正宗新乡红焖羊肉”的招牌。那时候在我们天津的大街小巷，忽然间到处都是“正宗新乡红焖羊肉”的餐馆，一家连着一家。前来就餐的人身份庞杂，社会各阶层啥人都有，因此生意红火。我吃过，的确好吃，至今一说起来，嘴里还是口水连连。后来去其他省市，同样是满大街的“正宗新乡红焖羊肉”餐馆。再后来少了许多……再后来……

假如对新乡的认识，还是以“正宗新乡红焖羊肉”来走近，那是对新乡的误读，那是狭隘的偏见。

新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人类生存，至今遗迹多处，譬如龙山文化遗址等。新乡是典型的平原地区，过去以农业为主，曾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如今除了农业，还有强劲的工业和科技，在医药、化工、机械、纺织等诸多工业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大手笔”。走在新乡的大街上，宽阔的街道、现代的建筑，处处都给人一种阔大的感觉。从这座城市的建设布局来看，能感觉出一种大气和沉静，能看出新乡人的稳重，在一种不慌不乱之中运筹帷幄，一切都在长远的安排计划之中。

我还是喜欢看乡村，当在城市居住久了之后，对乡村的渴望，犹如吟诵杜甫的“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的向远心境。

我站在一排排造型别致的小洋楼面前，望着干净整洁的街道，还有神态安静幸福的村民，一时间恍惚不已：这哪里是乡村，这分明是度假的别墅区。三层小楼外加一个地下室，所有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地下室里还有打乒乓球的球台，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有人告诉我，这个村庄叫刘庄。

迎着清凉的中原大地的秋风，听着村人们谈论他们热爱的史来贺。是的，号称“五十年红旗不倒”的史来贺，他的名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响遍了全国，他曾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的多次接见，仅毛泽东就先后九次接见过他。他的名字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并列，虽然他已经去世，但至今站在这里，大家还是不断地提起他。史来贺将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村庄，建设成了一个“红色亿元村”“中原首富村”，建设成了在当代中国具有典范意义的农村。

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了天津静海区的大邱庄，还有那个禹作敏。我曾经办事路过大邱庄，正是黄昏，一切都显得那样清凉和肃杀，大片的厂房没有人，厂院里长满了半人多高的蒿草。曾经煊赫一时的大邱庄和禹作敏，只经过短暂的辉煌，迅速消失殆尽。尽管大邱庄正在恢复，但因为伤了元气，所以恢复得极为缓慢。为什么刘庄和史来贺能如此坚挺，而大邱庄和禹作敏却如此脆弱？

文化在这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原地区深厚的文化背景，那埋藏在地下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无不滋养着史来贺们，还有刘庄们。

刘庄的地下埋着甲骨文，而大邱庄地下呢？

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但是世间什么都要受它的支配，所以老子才继续阐释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甲骨文就是刘庄的“水”。

在新乡的乡村漫游，总有许多画面令我感慨万千。在一个叫八六的社区，我看见了一家农户正在办喜事。喜事大棚搭在十字路口上，大棚四周都是漂亮的小楼。办喜事的碟子、碗、筷子、铲子、勺摆满地上，仿佛一片白色的庄稼地。几十个男人女人，正在紧张忙碌着生火做饭。看得出这些忙碌的人，来自许多个家庭，来自那些小楼里的众乡亲。这样的场景我很多年没有看到了，这样办喜事说明什么？说明一种自信，说明一声召唤就会有人来“热闹”，说明良好的邻里关系。

如今人们讲求距离，但在这里却走得如此亲密。乡村改变村貌，改变生活质量，但没有改变人的友善亲近的内心。这让我感动，也让我深思。

那年在德国威尔斯堡的一个小车站购买车票。人们彼此之间离得很远，不是一米线，而是大约四米线，这让陪同我们的翻译很是为难，不知道后面的那个人是不是购票者，但又不好上前询问（在西方，别说打扰别人，哪怕就是去帮助他，那也要说一声“对不起”的），所以只好躲在更远的后面观察：前面的那个人买完车票走了，后面的那个人慢慢走上前去，果然是一个购票者。曾在德国居住了十多年的翻译告诉我，当初他在德国时，好像等待购票的距离没有这样远，大约两米；他离开德国三年多了，原来距离又拉远了。坐在威尔斯堡去科隆的火车上，我想着购票的情形还有翻译的话，还有在德国街道、剧院、商场等各地时，所看到的人们越来越远的距离，以及当你不小心走近一个人时，那个人脸上所出现的惊异和不解。没错，人与人之间应该有距离，应该有距离产生的隐私安全，但如果一味地要求距离，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人与人之间的陌生。而这种“距离与陌生”的互动，最后有可能导致个体性格的孤僻与执拗。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种探讨、一种观点，没有其他特别的指向。

站在河南新乡的一个小村子里，望着村民们忙碌办喜事的场景，我却想到了在德国威尔斯堡的“偶遇”，想到了“距离”，想到了东西方文明，想到了这两种文明的比较，还想到了更多的事情……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他的散文集《我的求学生涯》中，曾经讲过一段故事。他说罗素对中西方文化曾经有过极为客观的评价，说得相当中肯。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有三点优于西方文化：一是象形文字高于拼音文字；二是儒家人本主义优于宗教的神学；三是学而优则仕高于贵族世袭制，所以中国文化维持了几千年。但儒家伦理压制个性发展，象形文字限制国际交往，不容易汇入世界文化主流，对人类文明的客观价值有限，所以应该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文明的高度，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部分。

罗素的观点，暂且放在一边慢慢琢磨，不再多议，说个小插曲。记得那年，当我从河南回到天津后，发现自己胖了，整整胖了三斤，平均一天长了不到一斤。天津人把出门在外爱说成“跑瘦了”，意味奔波，容易消瘦。我在回津的飞机上，摸着圆鼓鼓的肚子，想说一句话：河南好，河南的粮食好，还有一点最重要，河南人实在，真的。谁要不信，那就来河南慢悠悠地走一圈。一次、两次或是更多次，那样你才能有自己的经验。经验一定要是自己的，千万不要省力，趸来他人的经验，然后“胡言乱语”。那样的话，你委屈了自己，也冤枉了别人。想念河南，想念河南的山、水，还有友善的河南人的笑脸。

中原行，让我的“地质锤”又蘸了一次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