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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平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第2624期04版 名家助人轶事 文 | 介子平 优雅是一种习惯，体面地资助穷学生，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做法。 胡适广助他人1920年，林语堂获官费至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资格，并答应胡适学成回国后到北大任教的要求。不料到美国后，官费未按时汇至，生活陷入困境，遂打电报向北大告急。不久收到两千美元汇款，使之顺利完成学业。其先后两次得到以北大名义汇款的保证金，各一千银圆。回国后，“我去找校长蒋梦麟，感谢他借支两千大洋。蒋博士诧异地说：'什么两千大洋？是胡适自掏腰包。’”此事直至1970年代林语堂回台湾定居后，在胡适墓前才向世人泪流满面地讲述，令在场之人无不为之动容。胡适一生收入丰沃，然去世整理遗物时，发现只有余款153美元。  年轻时的林语堂 其实，胡适体面资助他人的行为早已感染了林语堂。林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在美国出版后，重印多次，仅抗战期间的销量就达25万册。虽如此畅销，他却不肯自己译成汉语。1940年，林语堂致信当时在南洋的郁达夫，请他翻译此书。为示郑重与诚意，他从美国寄去500美元作为翻译订金。林语堂赏识郁达夫的文才，以这种方式使之体面地赚得了一笔资金。  林语堂一家在纽约，1942年 1930年，罗尔纲于中国公学毕业后，因没有合适工作，校长胡适便请他到自己家里。半年后，胡家迁北京，罗随行，未几，罗因母病回乡，又于1934年春重返师门。为在生活上资助之，且使之坦然接受，胡适请他辅导自己的两个儿子学业，再则帮助整理父亲胡铁花遗稿。 据曾与胡适在驻美大使馆共事四年的傅安明回忆： 有一天晚上，胡先生在使馆宴客，客散后，他叫我到书房去，交了几封私函给我，托我次日到银行去替他买几张英镑的汇票分别附在这几封信内，然后挂号寄到英国伦敦去。原来他在伦敦的几个门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失业断粮，他寄去小款，或为他们在英生活费，或为来美路费。并叮嘱我：“此事不可对人言。”他说：“中国读书人最重气节，不愿受人馈赠。故我每次寄款总说暂借，以免伤到他们的自尊心。” 1924年，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停刊，经与同人协商，有意创办《努力月刊》，由即将回国的张奚若（见下图）担任主编。然此时人在欧洲的张奚若却因缺少川资，迟迟不能回国，遂写信向杨杏佛求助，杨杏佛将他的求助信转给胡适。为助其回国，胡适以《努力周报》的名义，借给千元。回国之后，《努力月刊》终未办成。张奚若直到1932年才开始分期归还，其6月14日致信胡适：  弟前所借《努力》千元，数年来无力归还，真是抱歉万分。今承慨允每月归还廿五元的轻而易举的办法，衷心非常感激，请即自本月起实行，预计三年四个月即可还完…… 最终，这一千元张奚若也未还清，其中一部分转为《独立评论》的创办经费。 被体面助人品格感染的徐悲鸿徐悲鸿资助学生，并非送一包钱过去了事，而是在学生举办画展时，真金白银购买其作品，且在画作旁高调标出“徐悲鸿预定”的字条，以此提醒买家。为傅抱石（见下图）留学事，徐悲鸿曾找过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熊也同意出资，却不够留学法国，只好改行日本。傅在东京生活困难，行将辍学，无奈写信求助徐悲鸿，徐则拿出自己的作品筹得一笔款项，终使之完成学业。  徐悲鸿也是被体面资助他人的品格感染过的。当年为躲避包办婚事，徐悲鸿自宜兴跑到上海，人地两疏，陷入困境，正当不名一文、饥寒交迫之时，投靠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创办的审美书馆。幸得高氏兄弟帮助，他应审美书馆之命以春、夏、秋、冬为题，画就一组四美图，获酬五十大洋，方得以渡过难关。 留法期间，徐悲鸿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正在欧洲游历的新加坡华侨黄孟奎。其对徐悲鸿的画欣赏有加，随之给予一些接济，但无法给予更大支持，遂给在新加坡经商的二弟黄曼士写信，请其设法襄助。黄曼士则邀徐悲鸿到新加坡为富人画像，由他负责张罗，其事先为徐悲鸿打广告称：“纵使你有钱有地位，百年之后默默无闻。惟有大师为你画像，名画带你流芳百世。”徐悲鸿由此大赚一笔，如为陈嘉庚及其家人画像，得润格二千五百块大洋。  左起：徐悲鸿、黄孟奎（坐者）、黄曼士 对黄氏兄弟的这段情谊，徐悲鸿始终不能忘怀，特意画了《黄孟奎像》《黄曼士像》两幅素描，以示纪念。 蔡元培为陈独秀奔走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1933年4月，被南京江宁地方法院判处13年徒刑。就在此间，蔡元培专程赶来监狱探望，并为《独秀文存》第九版写了序文。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序言的影响，扩大发行量，为困境中作者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二是重申自己与作者旧交，为其提供道义上的声援。  北大时的蔡元培（左）与陈独秀 或因此序的原因，该书出版即畅销，一年后亚东书局发行了第十版。同时，由于蔡元培、章士钊众人的奔走，陈独秀的徒刑改判为八年。狱中，其潜心研治文字学，《小学识字教本》的初稿《识字初阶》即在此间完成。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释出狱，1938年8月，移至四川江津居住，从此闭门著述，继续撰写《小学识字教本》（见下图）。上部完成后，原拟由教育部所属的国立编译馆排印出版，并为此预支了五千元稿酬。然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认为书名中的“小学”二字欠妥，建议修改之，陈独秀则坚持“一个字也不能改”，出版事遂搁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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