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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 北京还有一个山西 作者：田加禄 王孝平 赵孟岚，1922年9月15日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洪水乡北郝峪村一位贫苦农民家里。15岁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转业地方工作后，为孝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了42个春秋。1982年离休，副厅待遇。1999年去世，终年78岁。他是倍受孝义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赞誉的县委书记之一。 苦难童年  赵孟岚生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自幼生性刚强，天资聪颖，一心想念书识字，长大后要做大事，光宗耀祖，决心要改变这个穷困潦倒的家境。在他的一再恳求下，9岁那年贤良的父母把他送进本村小学读书。家里人多地少，辛苦一年也只有半年粮菜。孟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无奈，12岁那年就辍学务农，跟随父亲赵广盛起早搭黑上地劳动，有时还给别人家打短工，虽然挣不得几文，但亦能聊补家人的衣食不足。农闲季节，孟岚和伙伴们上山打柴、放牛，还步行30里路去矿山捡煤核。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分两路侵入山西，晋军溃兵到处骚扰，闹得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继而，日军又攻占了太原，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关头，孟岚受牺盟昔阳县分会和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影响，一天，他对父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要参加抗日军队。”赵广盛深思良久，权衡利弊。心想：当亡国奴更不好活。横下一条心，最终同意了儿子的主张。 卫国从戎 1937年11月，年仅15岁的赵孟岚在父母亲的支持下毅然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昔阳县抗日游击队。由于他机智灵活，勇敢善战，屡建战功，是年底就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粗通文字的赵孟岚在游击队里就算是文化人了，他给大家读宣传材料、写家信、教唱革命歌曲，每到一地书写标语、宣传演讲，动员群众捐粮捐物，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动员百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打倒日本鬼子！他成了连队的活跃分子，很受领导和战友们的赞赏。并被选送到八路军129师5旅2团3营8连当了通讯员。此时，一贯倔强的赵孟岚有点不愉快，觉得当通讯员不如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冲锋陷阵痛快、光荣！经他多次请求，首长把他送到武西敌后武工队。 赤胆忠心为革命，克服苦难寻部队。在1943年冬的一次迂回作战中，战斗既激烈又艰苦，赵孟岚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在寻找部队的过程中又怕敌人发现。只好黑夜走路，白天躲藏。睡觉只能在山洞或破庙里。饿了，当“叫花子”向贫苦农民要点吃的。有时碰到敌人搜山不敢出动，就会饿上一整天。1944年春节，下大雪躲在山洞里饥渴难忍，天黑了，才在一个山庄要到点吃的。流浪了3个月后，终于找到部队了。孟岚和战友们拥抱在一起，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看着又黑又瘦的赵孟岚，首长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命令他好吃好睡一星期后再归建制参加战斗。他赤胆忠心为革命的举动受到了上级首长的表扬。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4年8月，首长见他是块好料，有培养前途，便把他选送到太行军区政工训练队学习。1945年9月，他被分配到决死3纵队9团1营3连任指导员。他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上党战役等100多次战斗。由于他身先士卒，勇猛杀敌，多次立功受奖，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在1949年的平汉战役中，赵孟岚身负重伤，被送往冀鲁豫军区医院诊治养伤，被定为三等甲级残废，并发给证书。两年后转入地方工作，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执政为民 1951年9月，他被榆次行署抽调到合作社训练班培训学习，1月后调到孝义县供销合作总社工作。1953年5月，被调孝义县5区任区委书记。之后，相继任中共孝义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部长；梧桐公社、白壁关公社书记；孝义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孝义县委书记等职。赵孟岚为孝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42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那豪爽强犟的个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坚决而又顽强的革命精神，在孝义的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一、组织起来，走集体富裕的道路。 1956年春，身为孝义县委农工部副部长的赵孟岚，受县委指示蹲点大孝堡乡创办“七一”高级农业合作社。这个农民的儿子，时年35岁，正值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岁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广大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是他多年的夙愿。他夜以继日的工作作风，大孝堡的老农民仍记忆犹新。 1956年春，中央一声令下，合作化高潮到来了。县、乡、村党组织闻风而动，大孝堡乡2000余户农民，仅半个月时间除13户外，都加入了“七一”、“东星”、“阳光”三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当时“七一”社是全县组办高级社的典型引路社，县委要求要为全县办社树立榜样。这里倾注了赵孟岚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的无数心血。当时的《孝义报）经常介绍“七一”社的材料。如：怎样进行社员入社生产资料评估工作；社员的义务与权利；财务管理；定额管理；生产计划管理；受益分配方案和整党整社经验等。 呕心沥血，日夜奔忙为人民。1957年3月，赵孟岚任中共孝义县大孝堡乡总支书记。当时，农村快步走入高级合作社是个早产儿。就拿“七一”社所属大孝堡、长兴、文明、张魏、西盘粮、长黄、马庄营7个村而言，办高级社前只有大孝堡、文明、长黄3个初级社，而且农户少，集体资产单薄，管理经验不足，生产效率低。在这种情况下，猛然办大社可见难度有多大！期间，他为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培育社、队干部的领导和管理水平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他主持的党员干部会，多是在黑夜召开，一开一个后半夜。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从来不耽误生产开会。他白天骑上自行车跑村里，跑田间，查备耕，促锄苗。尤其在夏收龙口夺食时，忙选种，忙估产，查麦场。对于全社各队每块地的苗情，他都了如指掌。 他当书记，文字材料从来不假手于人，报告、计划、总结都是他亲自动笔。忙碌一天，每天晚间他才开始办公。桌上摊着好几本笔记本，记着密密麻麻的调查报告、汇报资料。常常是办公于孤灯下，睡觉于鸡啼时。有时彻夜不眠，天刚明，抹一把脸骑上自行车又下乡去了。 尊重老农生产经验，竭力推行先进科学技术。50年代，大孝堡乡粮食年年增产，对国家贡献大，社员收入多，山西省委领导王谦还到东盘粮观摩小麦。这和赵孟岚书记结合实际推行科学种田是分不开的。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只要生产搞好了，一切都好办！他恭恭敬敬拜老农为师，好多村地地道道的农民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好老师。像大孝堡的水利主任李耀章、队长李致和、老农王绍唐、马庄营的陈贵琪等。长兴村的任天桂年已90多岁，至今提起赵孟岚都伸出大拇指说：“共产党像那样的干部少！”他每到村里就和这些老农访谈，商量农时节令各种农作物的操作技术。因此，他对各村每块地的土质，宜种何种作物都了如指掌。他相信老农生产经验，但不因循守旧，把推广科学技术放在兴农的重要位置。如：小麦从种到收的三浇水过六关的管理技术，棉花的五打整枝，氮、磷、钾化肥的合理施用，以及各种农作物按农事节令的整地、施肥、下种、浇水、中耕和治虫，样样都讲得头头是道，令农村干部和社员心服口服。  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一年正月，时到惊蛰，已开了全社春耕动员大会，还有些社员外出走亲戚逛庙会。他把乡干部叫来，分工把守路口拦截社员。他说：“惊蛰不毯地，蒸馒头走了气。农忙到了，有些人不上地还七游八散，像话么？”乍听起来是笑柄，但在当时集体劳动出勤的情况下，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加强经营管理的权宜之计。毛泽东有句格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孟岚书记办事一丝不苟，比如：每年的夏季小麦估产，见小麦长势喜人，往往是估产过高。而社、队干部和老农深怕报产高多征购影响社员口粮，有意压低产量。为此，他和科技人员分区划片，三等九级，深入地块选出代表田，算株数、数粒数，称重量，得出的产量八九不离十。而且通过查苗定产，他还能调查出某村某块地宜种哪样小麦品种才能丰收的第一手资料。 二、抓水兴农，顽强拼搏。 1958年春，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赵孟岚书记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一心想把劳力用在兴修水利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上。通过调查研究，实地勘察在大孝堡乡上马了东水西调的二级提水高灌工程。第一级高灌站建在芦南村北的文峪河岸，往西建送水渠1000米；到芦北村南处建二级提水高灌站，从此提水往西扬程1300米送水渠到文明村东；到此处，跨越旧孝河建渡槽向南延伸送水渠200米，到东盘粮村南三渠为止。计划东四村旱地变水田受益面积5000亩。工程仅垫土方就是20万方，在50年代机械缺少，靠人抬车拉的情况下，一般人是没有这样的胆量的。那是农历大年初一，召开了全乡4000人动员大会，他在动员大会上讲：“自古河水向东流，如今让它向西走，两级提水浇旱田，牵着龙王夺丰收。”动员会后，劳动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工地破土动工。这天，中共孝义县委、政府机关干部都参加了工地劳动。此项引水工程，在他领导下于1958年春和夏收前组织全乡劳动力大战过两次。因公社化运动，他被调到梧桐公社任书记而停滞，就这样一放19年。1976年11月，赵孟岚担任了中共孝义县委书记，上任伊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孝堡的两级提水高灌工程。坐在县太爷椅子上的赵孟岚香烟一支接一支，“这个工程完不成就是我对大孝堡人民的罪过！到时候了。”他坐着县委的北京吉普车直奔大孝堡人民公社，和时任书记殷士明具体商榷，两人一拍即成。殷士明书记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亲临工地指挥，再现了1958年大跃进时的热烈场面。不仅完成了遗留的土方工程，而且在地、县领导的支持下，投资48万元，完成了两级提水高灌站及渡槽基建工程，送水渠的水泥预制板工程，并使两级提水机械设施全部配套。1977年开始提水灌溉，把芦南、芦北、东盘粮、西盘粮的6000亩旱地变为旱涝保收的水浇地。群众说：“这是孝义的'红旗渠’，应给赵、殷二位领导树碑！” 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1958年9月，在全民大战钢铁的运动中，他被调梧桐人民公社任党委书记。依照上级的命令，将全社的男女全部劳力和辅助劳力全部调到钢铁战线。他人在西山心里却惦记着社队成熟待收的庄稼。这年秋天，雨水大，庄稼长势好，却都泡在水地里。农家出身的赵孟岚深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当时有民谣说：“豆角放了炮（豆角破裂落地），棉花挂了孝（白棉花脱壳），高粱、玉菱站了哨。”眼看丰产不能丰收的现象。赵书记心里痛啊！他遵照县委李惠春书记的做法，先调部分劳力抢收粮棉。而其他公社将学生和老头儿都赶上西山挖矿第一线虚报上马人数，受到领导表扬。而他实话实说，为此他被作为右倾分子受到批判，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被拔了白旗，罢官回县作检查。当同志们看望他时，他心平静气地说：“运动是暂时的，不白之冤终究会水落石出的。”不长时间，他被平反，官复原职又积极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58年10月，全县农村实行食堂化前，上级要求逐户动员，砸锅卖铁，收粮，收米面，一律食堂化。赵孟岚觉得这种做法欠妥，所以他只在会上介绍了一下上级的要求，没有硬性强调。故而，梧桐公社的食堂化办的比较晚，也没有硬性没收社员家的粮食和米面。维护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受到了群众的拥护。 合理安排，科学管理。他亲自考察后知道梧桐地区是块地肥水美的风水宝地，适合搞稳产高产试验田。他的想法经公社党委会同意后，亲自同南梧桐、中梧桐、北梧桐和仁顺的干部磋商后抽出40亩土地组建了梧桐小农场，并选拔北梧桐的杨金生担任场长。为了加快科学试验的周期，建起了二分地的土温室（这就是现在孝义市农科所的前身），根据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具体要求，扎扎实实地进行农科试验，成功后在梧桐六队的万亩田推广，逐步向全公社推广，达到稳产高产的目的。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件大好事，不仅对梧桐，就是对全县乃至全区、全省的农业发展也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其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件大好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1967年3月的一天深夜，仁顺大队的“造反派”把他从家里揪到梧桐小农场批斗，要求他把小农场的土地归还仁顺大队，家里人一个个忧心忡忡。身经百战的赵孟岚却若无其事，“同志们，天明后把北、中、南三个梧桐和仁顺的支书、大队长都叫来，讲明情况后咱们再说处理的办法，行吗？”红卫兵同意了他的意见。上午，在四个大队的干部和红卫兵参加的会议上赵孟岚讲明，“当年建小农场是梧桐公社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土地的调整是4个大队挤兑出来的，并非仁顺一个大队的土地。小农场在指导科学种田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仁顺大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是受益最大的。你们说，这样的好事散了摊子吧？”在场的干部和红卫兵们一笑了之。风波平息了。 四、坚守岗位，忠于职守。 ”作为中共孝义县核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的赵孟岚始终抓住农业生产不放松，他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不管你是革命派，还是造反派，都得抓农业生产，反对抓农业生产就是不革命的。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社会就会大乱。”文革期间，孝义的农业生产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其中也有赵孟岚的一份心血。这正是“人正不怕影子斜”，只要你走的正，做的对，什么都不怕。 “是党的事业，我责无旁贷。”1967年元月的一天晚上，好久未回家的赵孟岚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省革委来电话，要县里派人去太原领王元金烈士的骨灰”，开门后见一位解放军和造反派骑着三轮摩托在门口等他。赵孟岚说，“是党的事业，我责无旁贷。”拿了条围巾，穿上棉衣上路了。北风呼啸，寒风刺骨。到了太原时，冻得赵孟岚话也说不出来了。回县后，于2月3日中共孝义县核心小组、孝义县人民武装部在县委门前召开了 “庆贺王元金立功，欢送王元银入伍”大会，同时将烈士故乡下坞头村命名为“元金村”。 五、重振旗鼓，决战白壁关。 1970年11月，赵孟岚就任中共白壁关公社委员会书记。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经过“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和“整党建党”运动，社队党组织逐步走上正轨。到1971年底，农村党支部全部恢复重建，社队两级青、妇、武、调解和治保等组织也相继建立。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他走遍了白壁关的河沟山巅，丘陵高原。并请来时任水利局技术员的清华高材生王绍汾（后任孝义县常务副县长）实地考察勘测，设计绘图，制订计划。白壁关的“南水北调”工程开始了，从下堡河高阳段至孝河的梁家庄2000米的河床上铺开了一处“截潜流”四处“挖群井”，然后汇集成流二级提水“南水北调”工程，有三处是三级提水。渠经孝午公路设计了“倒虹吸渠”，横跨铁路构筑混凝土渡槽。贾家庄村的高渠还筑了气势宏伟的门洞桥。渠系总长超万米，高灌站12处，动土方40万方，筹集资金18万元。到1973年夏季，全部工程竣工，机电设备配套，上水受益，新增水浇地万亩，并且在高原试打深井成功，结束了白壁关公社没有深井的历史。
知人善用，任人唯贤。当时，任中共梧桐人民公社委员会委员的张雪，工作扎实能吃苦，亲自下到仁坊村大口井底同社员一顶一的苦战，农村工作经验也很丰富。深受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赞赏。然而，被“文化大革命”的左倾路线批判为“老右倾，老保守”、“农业学大寨的绊脚石”……并要求县领导调离。赵孟岚闻讯，立马请示县委主要领导同意，并亲自到县委组织部把张雪的工作关系转到白壁关公社。梧桐公社的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知道后，都觉得十分惋惜。张雪去了白壁关不久，就被调整为中共白壁关公社委员会副书记、白壁关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赵孟岚的好搭档，整天奔波在南水北调工程的工地上。因此，白壁关南水北调工程也融入了张雪的汗水。故而，当时的干部们都这样说，“赵孟岚是伯乐识骏马”。1974年春，他被上调任孝义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组长后，张雪接任中共白壁关公社委员会书记。 六、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1976年冬，赵孟岚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同中央首长和与会同志合影留念。回县后，立即传达会议精神，动员全县人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新高潮。
为政清廉，克己奉公。他接任县委书记后，经常到基层调研，往往是先在田间地头实地考察和群众交换意见。再到单位听汇报。要吃饭时他不预先通知，拒绝大吃大喝，基层同志也来不及准备，往往是手端一碗。司机们都不愿意同他一起下乡，嫌吃的不好又没补助。他不收礼，也不会送礼。有一个冬天，一位上级领导的爱人得了病住了医院，打电话要吃梧桐小农场温室里种的西瓜，他没当回事儿，人家很不满意。他就是这样一位“为政清廉，克己奉公”的好书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1977年10月1日，县委书记赵孟岚主持县委全委会，根据中共中央“今冬明春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指示精神，提出了建设大寨县的蓝图。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孝义县农田建设总指挥部”。赵孟岚任总政委，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主任常定国任总指挥，县人武部政委毕和章任副政委，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郭镇俊任副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办公室、政宣部、工程部、供给部和后勤部，总指挥部机关驻张家庄水库院内，下设10个分团，共5000余人。每个团设团长、政委各1人，团部机关同总部机关对应，“大兵团”的干部是从县级各机关抽调的200余名精兵强将，兵员是从全县18岁-22岁的农村青年中选拔的基干民兵。“大兵团”的粮食、车辆、工具由各所在社队供给，后勤开支是向全县干部职工筹借一个月的工资（总额33万元），解决了大兵团上马的急需资金。 “大兵团”的第一战役是在东部平川拉开的。西起曹溪河，东至文峪河的10万亩平地，是孝义的粮仓，但由于缺乏系统彻底的治理，有水为害，使土地盐碱化。根据规划，“大兵团”的10个团就在这里铺开了挖河、筑坝、开渠、架桥、修干道的多项工程。3个月时间，修通社队公路5公里，基本奠定了县与社、社与社之间的交通线，疏通文峪河、曹溪河，挖开排碱干渠30公里，架设桥梁7座，使东部平川20000亩盐碱地变成了能排能浇的高产良田。为方便文峪河西岸社员的生产、生活，还新建了7座水泥曲拱桥。 第二战役兵分两路，寒冬腊月打响了彻底治理西泉、下堡两条河，赵西、招携两条沟和阳泉曲东山的战斗并抽调一部分兵力，配以拖拉机等农机具铺开了建设田家庄水库大坝工程。为了支付工程与机械等后勤供给方面的开支和供应，总指挥部又先后办起了水泥预制厂、铝矶土厂、砂厂和煤窑。历时两月，筑拦河坝7公里，造地2500亩。第三战役，总指挥部重新调整部署，西面一支人马拉上了令狐塬，大搞田园化建设，进行渠路配套工程，完善兑镇河水坝工程由“七一”高灌送上令狐塬，并修筑由西向东长达3公里的总干渠。再建500余处喷灌，使令狐塬2000亩耕地受益。东面一支人马拉上东许堀，铺开田园化建设渠路配套工程，把宜兴水库的水引上堀头，使1000余亩旱地变成良田。还有一支部队战斗在横贯孝义东西的孝午公路，把从新城到桃红坡的4米宽三合土砂石路，拓宽为8米宽的砂石路。这一战役历时3个月。至1978年7月，“大兵团”共调运汽车60部，拖拉机120辆、马车500辆，各种物资总价值36万元，历时10个月。1978年中央发布《关于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指示后，县委决定解散“大兵团”，妥善处理了全部遗留问题。这次组建“大兵团”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虽然有“一平二调”的倾向，但它的功勋是有目共睹的，30年的实践证明是为孝义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自然把它与赵孟岚书记的胆略和功绩联系在了一起，是赵孟岚留给孝义人民的形象工程。 七、为人正直，豪爽无惧。 赵孟岚脾性刚直，不管你是天王老子，还是骁勇群雄，只要你做的不对，他就开门见山，是非分明，一针见血批评一顿。开始领略，谁也有入骨三分的惧怕心理，故而人们给他起了个雅号叫赵犟，赵犟犟（jua—孝义方音）。久而久之，人们发现他不记后，无毒心，就像麦秸着火一样就那么一阵子过去就没事了。而且品出了味道，他强犟时都是为了工作，不含半点私心。因此，“赵犟”在人们的目中逐渐变为亲切的雅称了。 1958年春，大孝堡乡一位副乡长带领全乡民工日夜奋战在八一水库（现在的张家庄水库）大坝工地上。工程进度为全县上马乡镇第一 名，经常受到工地指挥部的通报表扬。然而，有一天他来工地检查工作，发现一名民工躲在草滩睡觉。“赵犟”见到副乡长不分青红皂白，当着众多民工的面就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你这个官僚主义，工地上少了人都不知道，干啥吃的！”副乡长心里受屈，泪流满面。后来他想通了：作为一个领导，队伍里出了逃兵还不知道，这不是失职行为吗？何况我遇的又是这样一位严师呢！ 1979年，吕梁行署在汾阳召开平川四县（孝、汾、文、交）的县委书记和植棉大队支部书记会议。因为没有结合孝义实际情况，地区分配给孝义的棉田种植面积任务过大。赵孟岚在会场上当面和李专员顶得面红耳赤！顶头上司在台上无法收场，毗邻县委书记个个注目相看。 为了孝义城的蓝天绿草，拒绝上级在城西建设大型煤焦发运站的规划。1980年秋，吕梁行署领导同有关部门的人员专程来到孝义县同赵孟岚书记商讨在城西建一处大型煤焦发运站的事儿，分析利弊后，赵孟岚说：“孝义地区经常刮西北风，如果在城西堆放了大量煤焦，西风一起孝义城的居民就遭殃了，我不能办有损孝义人民健康的事情。”由于他的反对此事未办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但与他个人的私利毫无干系。 保持晚节 他离休后仍坚持读书看报，每晚的新闻联播是雷打不动。有时骑自行车沿街锻炼身体，闲暇在三贤路街旁同市民们对棋。但他心里仍惦记着孝义的建设。1995年4月8日，中共孝义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义务修路筹资工作的意见》。离休在家的赵孟岚听到消息后高兴的说：“这是市委为孝义人民办的一件大好事，必然会得到全市人民的鼎力支持！”于是他主动到时任市委书记章霍生的办公室，把500元钱交给章书记，“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就算是以实际行动表态吧！”他对继任的县委领导从不妄加评论，只是在适当场合从善谏言，诚恳待人，深受新老干部的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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