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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溪点编 1937年11月底，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我们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1月初，全闽东各路红军游击健儿800余人，先后集中在宁德县桃花溪一带，过几天，便在桃花溪接受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指定的省保安二旅官员的点编。  我们与国民党闽东当局从谈判到达成协议，一直是斗争过来的，在点编问题上，我们又同样同他们有斗争。先是点编地点，我们坚持地点由我们来定，不能去他们指定的地点;接着是点编方式，他们坚持要全体集中点编，我们则强调场地小，部分部队必须担负驻地周围的警戒任务，不能全部集中，只能一个连一个连地拉上来，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最后点编官员不得不照我们的意见办。 点编前，我们对部队进行了思想动员，给战上们说清楚，我们是为了民族大局，才同国民党合作的，不是编到国民党的队伍里去，更不是投降，改编后我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要求大家点编那天，一定要精神振作，队伍整齐，服从命令听指挥，表现出我们红军战士高昂的士气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思想动员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几天队列训练，为了多争取到一些服装和经费，我们每个连都还空报了十几个人数，事先交代好一部分战士，在一个连队点编完拉出来后，再悄悄地插到其他连队去，记住自己的假名。点编那天，我们也做好了战斗布置，防止国民党利用点编来偷袭我们。一切都准备就绪，那天上午吃过早饭，部队就按计划集中在几个地方等候点编。 点编地点就在桃花溪村祠堂前的一块空地上，场地不大，只能站一个多连的人员，这是我们有意选择的。我带的独立师一纵300多人编为第一营，第一批拉到点编场。点编官员是我们过去的老对手—国民党省保安二旅派出的5名军官，他们表情严肃地站在点编场上，当时叶飞、阮英平等领导同志在村里指挥整个部队点编行动，没有到点编场，就由我陪着保二旅军官们开始点编。 第一连拉上来了，排成两列长横队，先由一连长报告到场人数，多少枪支。保二旅领头的一个旅部副官还礼后发出口令，命令一连向后转，前进几步，又转回立正，然后翻开花名册，对着名册叫人，每念到一个名字，我们战士就大声回答“有”。我在队列前踱着步子，对战士们的精神状态感到满意。 点完人头后接下来是验枪，登记枪号。还是那副官喊名字，被喊到名字的人便出列，双手将枪递给一位验枪的军官，那军官熟练地拉拉枪机，查查机件，随之报出枪号码，由旁边另一名军官记录，没验几支枪，验枪官就显得很不耐烦，验完的枪就用力往我们战士胸前一扔，一个战士没防备，一把没接牢，枪托滑落在地上，发出“呼”的一声。声音不大，却把全场都震动了，不满和敌视情绪从一连干部战士的目光中流露出来，那验枪官在众目睽睽下，还冷笑了一下，又摆出老兵痞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又接过一支枪，验完，仍旧往战士胸前一丢。我心里不快，但当场又不好表露，我就在队列前提醒同志们说，大家注意些，把枪接好。 这时一个班长出列了，送枪给验枪官时也来个单手抓枪用力朝对方胸前扔去，那军官很老练地单手接住枪，得意地点点头，验完枪又扔回去。这下好了，后面出来验枪的战士全学着那班长样，不再递枪了，一支支枪只管往那验枪官胸前扔，那军官开始还故作轻松，满不在乎地一一接住，后来不断地这样接枪，大概虎口和手掌都让枪 撞疼了，手也软了，接过枪后也没力气往外扔枪，只好慢慢递回去。 我在一旁看看好笑，想在我的战士面前耍花招，现在吃苦头了不是。我心里赞赏一连同志们有志气，就是不能在过去的老对手面前服软。一连就是这样同验枪官暗扭着劲，把枪验完。一连队伍带下去后，上来的二连知道点编官想出我们的洋相，大家早有准备。那验枪官可能折腾累了，只好换出另一个军官验枪，他自己坐一旁休息去了。新上来的军官见过刚才那场面，验枪动作比上一个小心多了，验完枪都是递还给我们。 一营点编完由我带回去，这时才听战士说那个保二旅的验枪官是个排长，3个多月前在亲母岭反击战中，当了我们的俘虏，后来给放回去了，不知又怎么给混上了点编官。 他验枪时看到一营战士手中有这么多枪曾是属于他那个被全歼的连队的(亲母岭一仗缴获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多留在一营，又大多数集中在一连)，难怪怀着一肚子恨，想借机小报复一下。 整整一天，点编工作才结束。点编后，部队开到石堂待命，在那住了20多天，又移到屏南县城和附近的棠口镇住了近1个月，这期间，叶飞同八路军代表顾玉良一块去了南昌新四军军部。1938年1月底，叶飞同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一起回到屏南，向部队宣布了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的命令，同时还宣布了六团领导干部的任命: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我任一营营长。春节刚过，六团就奉命开赴皖南集中。 离开闽东，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就我个人来说，感情上对闽东是那么依依难舍，这儿是我的故乡，生我养我，在故乡的士地上，我整整战斗了7年，7年来，人民天天用血汗和生命支撑着我们的战争，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我们是无法生存的。可是想到我们离开闽东时，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兄弟姐妹还是那样贫穷受苦，今后还要忍受地主、老财、土匪官兵的欺辱压迫，我感到一阵阵心酸，我们7年的战斗成效太小了，我们给人民留下的好处太少了。 当部队出发时，我一看见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乡亲们涌出村头送我们时，就不知怎么想哭一场，我不知道我留在闽东的母亲、弟弟以及无数熟悉的农民兄弟，他们今后的命运会是怎样?我知道自己一别闽东，可能永远回不来了，前面一定有恶战在等待我，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走吧，别想过去了，跟上队伍上前线，同日寇决战互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 挥师北上 1938年春节刚过，我和全团1300多闽东健儿，踏上了北上抗日前线的征途。此时，正是民族存亡的严重时刻，日本侵略者已占领南京，正向中国腹地进攻，日本军队的强大攻势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加上汉奸的造谣惑众，群众中的恐日情绪相当严重，一些群众见我们用这样的武器上前线打日本人(当时全团有近三分之一战士是扛着梭标背着大刀上前线的)，既表示敬佩又流露出担心疑虑。加上当时国共合作刚开始，作战对象变了，作战地区也不在闽东老家，一些干部战士的思想没有完全扭转过来，有些人就在这转折关头当了逃兵，最典型的是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三营长王培松带着20几人开小差了。但绝大部分干部战士，还是抱着与日寇决战的报国之心，坚定不移地走向抗日前线。  从屏南出发的当天，我营担任后卫，走到下午3点钟抵达政和县城时，忽然前面部队停下来天，一会传来消息说，政和县国民党当局不让我们进城，正在同他们交涉。我们就停下等着，一等一个多钟头过去了，部队还没起步，我跑到前面去，见叶飞、阮英平他们正在交代一名团部副官再次进城找县政府交涉。前面不远的政和县城大门关闭，城楼上站着县保安队士兵。城外停歇的干部战士们非常气愤，我们北上抗日，行军路线都是同国民党福建省当局协商好的，政和县政府竟敢阻拦我们，实在太狂了。我方派去的副官再次进城交涉，反复告诉他们，我们是奉命奔赴抗日前线的，谁也没有理由阻拦我们过境和住宿。但政和县当局一再推楼，借口县城没有房子可供部队住宿，要我们自己在城外找地方住。 这下叶飞火了，现在不是住或不住的间题，而是明目张胆地刁难我们，叶飞最后派人通知县城当局，我们已经同你们协商了两个多小时，好话说尽，但你们对抗日部队的正当理由蛮横拒绝，既然如此，我们就按与国民党省当局的协议办理，今晚这城里住定了，不让住就打进城来住，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即叫我把一营拉上来，我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回去马上把全营拉上来，叫战士全部上了刺刀，拿出手榴弹，摆开攻城架势。改编后我们营是团的主力营，枪支弹药是全团最多最好的，400多人一铺开，城墙上几个县保安队士兵一阵慌乱，当时城内守军不足200人，城墙又不高，要打起来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两三个班的战士很快越过城南门外的一座小桥，直插城门口，城门上的保安兵呱呱乱叫，但不敢开枪，我们也奉命不开第一枪。亚僵持着，城门开了一条缝，挤出个穿长衫、戴西瓜帽的中年绅士，一见我们就点头哈腰，连声说误会了误会了，又自我介绍说他是县长，要见我们带队的长官，我们边应酬边挤开城门涌进去。城里两个连的地方保安队一看新四军进城了，忙退到城中一个小山上的两个大碉堡里不敢露头。」那县长一见叶飞连连道歉，又用“情况不明，未接上峰指示”来辩白。 叶飞告诉他，想刁难阻拦我们是拦不住了，我们说话算数，住一晚就走，你要不友好，我们也不客气。那县长此时只会点头，再不敢傲慢了，那晚我带一营就住在城门进去西侧街上的几座比较牢固的大房子里，团部和二、三营住在城外。叶飞交代我晚上住宿一定要留心，如果他们敢挑衅，就坚决反击他们，现在已不是住宿问题，而是同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作斗争的间题，那天晚上我们非常警惕，毕竟是在这种情况下住进县城的。我和连排干部们研究了应变方案，在驻地周围设下路障i主要方向筑起简易工事，布下了许多固定岗哨和流动哨r全营人员和衣而睡，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这一夜我们紧张，想必政和县当局也是睡不好的。天亮了，总算平安无事，一大早，我们吃完早饭就出发，下一个县城是闽东北的松溪县。 北上第一天就在政和县遇到阻拦，我们知道国民党决不会顺利让我们北上的，这一路上要准备受阻，还要准备万不得已时反击国民党的挑衅行为，全团干战都作了动员，做好思想准备。下午2点多钟，全团抵近松溪，这回所遇到的却大不一样了，松溪县长领着一批官员、绅士、学生出城五里来欢迎我们，还敲锣打鼓放鞭炮。想必他们是知道了昨天政和县长狼狈开门让路的消息，松溪县政府就来了个主动，表示出高姿态，他们在城里事先为我们号好房子，准备好稻草，对我们很客气。当晚，该县县长又设宴招待了我们营以上的干部，餐桌上县长和陪吃的县城头面人物还把我们大恭维了一番，称我们是抗日英雄，国家栋梁等等，好话说了一大堆。尽管如此，我们当时仍然很警惕，不多喝酒。这一晚全团都住在县城，仍保持着高度的战备。 第二天一早我们继续行军，走到与浙赣交界的闽北浦城，那县也大开城门欢迎我们，进城后，由县里一个抗日救国会出面，代表各界人士来慰间我们，还给全团官兵每人一件印有“抗日救国”字样的红字背心。在浦城休息一天后，我们开始走公路了，过去长年在大山上打游击，多走崎岖小道，走公路的机会是极少的，这次大摇大摆地沿着公路北上抗日，对大家来说实在是一件很轻松愉快的事。 上公路后我们行军的速度加快了，从闽北进入江西广丰、玉山两县到浙江开化县的华埠镇停下来休息一个星期。这一路上都还顺利。我们对友好待我的各县地方当局同样以礼相待，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真挚地希望搞好两党合作，不伤和气。虽然沿途国民党政府一些官员们，对我们背着简陋的武器上前线打日本表示怀疑，但新四军战士们的士气和抗日热情他们是看到的，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富有报效祖国勇往直前的献身精神。 在浙江华埠镇休息期间，我在这小镇上拍了有生以来第一张穿军服的照片(离开闽东前，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发了一部份军装给我们，我当营长的也发了一套军官服)挎着手枪，扎着武装带，蛮神气的。休息后我们继续行军，经过开化县的马金镇，沿着去皖南的公路一直走到安徽歇县，在距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的岩寺20余里的桥头村驻下。这样，20来天时间，我们全团顺利完成了北上集结任务。 从闽东到皖南，是我和闽东许多战士革命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从此我们结束了反抗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土地革命战争，开始投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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