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东坡传李一冰著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故，新登基的皇帝哲宗赵煦只有十岁，因其年幼，群臣奏请高太后垂帘听政。54岁的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她让司马光复位，马上扭转了政局，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止。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因而，宋哲宗时期是北宋最后一个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国势较强的时期。高太皇太后也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同时，由于高太皇太后器重苏轼，苏轼到京城汴京八个月中，官位升了三次，由七品到六品，跳升四品，最后成为三品的翰林，负责起草诏书。  苏轼雕像 在元祐八年，坊间流播一个说高太皇太后有意废除哲宗赵煦，改立自己儿子继位非常荒谬的谣言。高太皇太后听到了，精神上大受刺激，不久就病倒了。也由于高太皇太后长期干政，也让小皇帝宋哲宗一直心生不满。公元1093年（即元祐八年）9月，宣仁太皇太后驾崩寿康殿，十八岁的哲宗皇帝，忽然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君权， 而且怀抱着激烈的报复心理，急欲彻底变革元祐的故常。但是，就在宣仁太皇太后病危时，朝廷罢免了苏轼礼部尚书的职务，以两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一职去守边定州。这或许是太皇太后为保全苏轼所提前做的安排，也或许是宋哲宗早已听从了新党分子的教唆，先把这位将成为障碍的师傅打发出去，省得将来产生麻烦。不过无论如何安排，在这政局震荡、谣言纷纭、人心浮动之时，能够脱身是非之场，对苏轼个人来说，总应该是一件好事。  元祐八年九月十四日，苏轼将要守边定州（即今河北省定县地），在东府辞别了自己的弟弟苏辙。苏轼遣散了在京城汴京家里的仆人杂役等一干人等，却发生一件无心插柳的故事。据南宋王明清所撰的《挥塵后录》记载，苏轼家里有一名杂役名叫高俅，他原本是苏轼府中的一名行走小吏，专职负责苏府里抄写的文秘工作。由于高俅的文章颇具风采，书写功底过硬，苏轼也是个惜才如命的人，故而很欣赏高俅这个人。苏轼本来打算把高俅送给翰林学士曾布使用的，由于曾布家文书的人员太多了，曾布谢谢了苏轼美意没有接受。于是，苏轼便将高俅托付给了当时他的好朋友驸马都尉、贵族画家王诜。由于苏轼与王诜是挚友，所以，高俅在驸马府中一住就是七年。那么，这个高俅就是施耐庵在《水浒传》刻画的那个奸诈无比的典型奸臣高俅。 《水浒传》中高俅形象 公元1100年（也即宋哲宗元符末年），苏轼的好朋友王诜任枢密都承旨一职，主要负责承接、传递章奏的枢密承旨的工作，王诜与宋神宗第十子端王赵佶关系很好，因为他们属于当时京城中花花公子那种类型。 一日，王诜和端王赵佶在朝堂外等待皇帝接见，端王赵佶想整理仪容发现忘带篦刀子，只好向王诜求助暂借一把篦刀子修理胡须和鬓角。王诜便从腰袋里取出一枚篦刀子来借给端王赵佶使用。修理完胡须鬓角后，赵佶对篦刀子爱不释手，啧啧称赞：“这件篦刀子款式新颖，造型别致，很不错。”王诜闻弦音而知雅意：“我前几天刚刚制作了两副篦刀子，还有一副尚未启用，下朝后我派人给您送到端王府去”。当天晚上，王诜就派高俅把那副尚未启用的篦刀子送去端王府。高俅到了端王府里，恰好端王赵佶在后花园里蹴鞠，在当时宋朝，上至皇帝，下至大臣与平民，蹴鞠是一种贯穿于普通生活的一种体育兼娱乐运动。宋朝的皇帝甚至将它作为一种在重要场所中的娱乐表演。其中，全国成立了不少蹴鞠社团，社团中主要成员就是达官贵族，可见在当时蹴鞠活动就是一种风尚。这时，端王赵佶看到高俅站在一旁看时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就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当时出于年轻气盛还是老谋深算已无法得知，总之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后，便下场与赵佶一同蹴鞠。高俅便使出浑身解数，将球踢得柔顺丝滑。赵佶一眼看出高俅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蹴鞠高手，心中便暗暗窃喜。随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篦刀，连同你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于是高俅便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由于高俅情商很高，乖巧善佞，百般迎合讨好赵佶，所以，高俅得到了端王赵佶赏识信任。 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赵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宋徽宗。高俅因此鸿运当头，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得到了宋徽宗的不断提拨。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高俅的父亲高敦复升为节度使，哥哥高伸也借着高俅的势焰，位居显臣之列，高家子弟皆为郎官，一门荣耀至极。高俅也在几年后官至节度使，很快又升为枢密使。由此可见，高俅此时已然平步青云，位高权重。所以说，苏轼是高俅能混迹于北宋政坛，最后飞黄腾达的第一推手。但是，高俅飞黄腾达之日，恰恰是苏轼遭遇灭顶之灾之时。  宋徽宗 高俅虽然腐败，不善于带兵，在他的领导下，导致公元1127年几十万禁军被金兵全歼，北宋也因此走向灭亡，“靖康之耻”由此而发生，但往往历史人物是复杂的综合体，高俅也不例外，他有一个很值得人称道的优点，就是知恩图报。高俅始终对苏轼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苏轼对他的提携之恩，后来，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周济打点他们的生活。在北宋末年期间，像这些元祐党人的子弟境遇是非常悽惨的，这些人不许在做官，连进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即便在流放安置之处，也时常受到当地官员的凌辱和践踏，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苏轼的子孙在那样的逆境中，能得到朝廷高官高俅的庇护，实属不易，甚至可以说是个奇迹。  苏轼一生磊落坦荡，从无小人之心，是个地地道道的性情中人。虽然，苏轼与高俅政见相左，人生取向上大相径庭，完全不属同道之人。然而，当苏门子弟在存亡危急之时，恰恰是高俅救了他们的性命，使苏轼的子侄们得以在南宋时重振家风，或许这正是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广阔胸襟，对谁都以诚心相待，才使得“坏蛋”高俅也为苏轼对自己的提携而感恩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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