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69年4月，中央召开九大前夕，纪登奎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大会。 出乎预料的是，纪登奎刚到北京，九大主席团成员就找他谈话，要求他作为革命干部上台讲话，尽管九大主席团成员一再对纪登奎说，让你作为革命干部上台讲话，是毛主席的意见，但纪登奎还是摇头拒绝。 当时来找纪登奎谈话的人很为难，就问他：
纪登奎回答道：
毛主席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并派人来传话，仍然是要求纪登奎发言。见此情形，纪登奎也不好推辞，只好临时准备发言稿。 不过，更让纪登奎也感到意外的是，就在九大会议期间，当他站起来要发言时，毛主席转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一句话：
毛主席以“我的老朋友”来称呼纪登奎，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毛主席虽然是对身边的人小声说话，但在会场还是有不少人都听到了，纪登奎还没讲话，会场上的全体代表们便报以热烈的掌声。
更让纪登奎意外的是，他在九大上不仅当选为中央委员，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据说纪登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毛主席提议的。 而这一年，纪登奎也不过才46岁，正是当打之年。 毛主席称纪登奎：我的老朋友毛主席之所以称纪登奎是“老朋友”，是因为两人至少有20年的交情。 1951年，毛主席乘专列南下视察，途经河南时，与时任许昌地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有过一番对话。 当时，纪登奎还不到30岁。 应该说在当时，毛主席要见纪登奎，纯属一个偶然，纪登奎事先也没有准备任何汇报材料，但当毛主席问起许昌当地的土改、治淮以及抗美援朝等等工作时，纪登奎全程侃侃而谈，没有打一丝一毫的磕巴。 从侧面也不难看出，作为一名地方干部，纪登奎对地方的具体事务很熟悉。 毛主席也因此对这个小他30岁的年轻干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离开许昌后，毛主席专门派人到许昌地方进行调查，发现纪登奎所言确实无误，并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不久之后，纪登奎便被提拔为许昌地委书记，他也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地委书记。
之后陆续几年，毛主席每次到河南，都要见纪登奎，几乎每次都是临时抽查，纪登奎尽管每次准备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对毛主席的提问，总是能够信手拈来，因此短短十年时间，纪登奎升任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1965年，纪登奎又担任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 从这一任职经历也不难看出，毛主席对纪登奎的重视。 纪登奎也是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兵，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按照纪登奎自己的回忆，他虽然也参加过战斗，指挥过部队，但最大规模不过是一团级单位，更多的时间还是从事地方工作比较多。 无论毛主席如何考察，纪登奎总是能够信手拈来，是源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据和纪登奎有过共事的老人回忆，他确实是一个“工作狂”。纪登奎的子女也称父亲是“拼命三郎”。 总而言之，纪登奎是一个领导能力很强的干部，在工作中总是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短时间之内就能将工作干的有声有色，是一个杰出的实干家。
1963年，纪登奎调商丘任地委书记，当时商丘刚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整个豫东地区一片汪洋，老百姓颗粒无收。 纪登奎一上任，便主持了商丘灾后重建工作，通过对基层不断的调查走访，纪登奎注意到洪涝灾害发生的原因是河南、安徽交界地带的永城县、濉溪县修筑了许多大坝，一旦河南境内发生洪水，水流无法及时排出，容易造成水患，当时两县的居民常常因为水坝的问题而起争执。 1964年大年初一，纪登奎登门拜访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李葆华，当时有人就劝纪登奎：
纪登奎并不以为然，而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话又说回来，李葆华在见到纪登奎的一刹那，是很吃惊的，等到真正聊起来的时候，李葆华才意识到，纪登奎是来解决问题的，两人就这么你一眼我一语的畅聊起来，更为关键的是，纪登奎虽然是两手空空上门，但却是带着解决问题的办法登门拜访的，几条观点一罗列，说的李葆华频频点头。 末了，纪登奎与李葆华共同决定，以两省的名义上报中央，申报专款用于解决豫东地区以及河南地区水患的问题。 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纪登奎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一些影响。 有那么将近半年多的时间，纪登奎吃了不少的苦，甚至就连家人也见不到他，只能在开大会的时候，看到他站在台上，才能确认他的情况。 可灾难在纪登奎身上维持的时间很短。 到1967年1月，纪登奎便又重新出来工作了。 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好表述，但大致的总结起来，可能和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方面是因为毛主席的关注，而另外一方面，纪登奎在河南主持工作期间，成绩有目共睹。 图|毛主席 1968年春，河南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纪登奎出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河南省的全面工作。 纪登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也意味着他正式迈入中央领导人行列。 1969年5月，毛主席赴河南视察，当时河南省委汇报工作后，毛主席单独留下了纪登奎。
纪登奎当时既感到惊喜，又感到忧虑，他连连推辞：“我怕我干不好。” 毛主席也笑了笑说道：
1969年6月，纪登奎被调到北京工作，参与中央决策。
纪登奎调中央工作后，仍然发挥的是自己突出的一面，处理各省市、厂矿的一些问题，有时也协助周总理参与政府的一些具体的工作。 1970年，纪登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 请粟裕出山尽管纪登奎在战争年代有过指挥部队的经历，但他的工作重心，主要仍然是在地方上。 可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直接点名，让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 毛主席不仅点名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还点名纪登奎担任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的成员。 在纪登奎上任之前，毛主席专门把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全部召集起来，并光明正大的宣布：
纪登奎也在时隔多年后回忆称：
纪登奎后来到了军委办事组工作后，也的确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纪登奎身上还肩负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应对在边境地区苏联人可能的军事行动。 从60年代初中苏关系交恶后，苏联方面便不断的向中苏、中蒙边境增兵，不断挑起边境冲突的同时，还对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军事压力。一旦苏联百万大军在边境发动进攻，北京将会是首当其冲。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纪登奎对于工作一贯是认真负责，也善于发挥创造性，可军事上的事儿，毕竟他懂得方面并不多。 考虑再三，纪登奎决定请一个人出山帮忙，而他选中的这个人就是粟裕。 在过去战争年代，粟裕就是一员杰出的将领，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经验丰富，从某种程度而言，粟裕确实是不二人选。 纪登奎立即请示了中央，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林彪也主张请粟裕出山，早在1965年10月，粟裕在上海养病期间，主持军委会议的林彪就专程到上海探望过粟裕，还对他说：
粟裕将军当时已经离开了部队多年，但在接到任务后，还是立即出发了，纪登奎也为粟裕专门抽调了几名参谋人员，一行人就趁着吉普车，沿着中蒙、中苏边境转了几个月，然后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战略战役方案。 纪登奎收到这份方案后，找了军事学院以及老帅们看了一遍，确认方案可行后，纪登奎在彻底放心下来。
在那个极为困难的年代里，纪登奎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而且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因而也深得毛主席信任。 1971年，纪登奎除了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外，还兼任着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尽管他人在中央工作，但涉及到河南省委一些重大的决策的人事安排上，都要经过纪登奎同意。 1973年，在党的十大会议上，纪登奎再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在十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纪登奎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五十年革命工作之前我们谈到过，纪登奎在特殊年代仍秉持立场，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与“四人帮”斗争中。 1976年7月，毛主席病重，当时纪登奎曾接见过不少来自河南省委的领导同志，并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进行打招呼。 不过，纪登奎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纪登奎接到中央通知，到玉泉山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是在会议上，叶剑英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纪登奎对于中央这一决策部署，才表明了支持的态度。 粉碎“四人帮”后，纪登奎仍然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主管政法、农业工作。
一直到1980年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辞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其实就到这一年为止，纪登奎也不过只有57岁。 就在纪登奎辞去职务以后，邓小平曾找他谈话，并希望他能够继续出来做一些工作，纪登奎也没有推辞，但提出了两个要求：
在中央安排下，纪登奎主管了一段时间的旅游工作，对祖国的旅游事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82年，中央安排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查研究工作，并给他定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 在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期间，纪登奎仍然坚持到基层一线走动，并对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提了不少意见。 事实上，纪登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每月的工资应该是350元，但他一直领取的是9级工资，每月只有230元，他在北京工作，一直住在西单一处二层楼房里，每个月还要付房租150元，妻子王纯后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跟丈夫哭诉了一场，这才将房租调整为每月30元。 一直到辞职以后，纪登奎领取的仍然是9级工资。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纪登奎主动搬离了西单住处。
纪登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享受的是正部级的待遇，每次出去开会，身份牌上都写明了是“部级研究员”，可纪登奎对这个称呼一直很有意见。
担任正部级研究员期间，纪登奎经常要带着工作人员外出视察调研，按照他的待遇，每次出行是可以单独乘坐一个软卧车厢的，随行人员可以乘坐半个软卧车厢。 一个软卧车厢有四个床位，如果加上两个工作人员，纪登奎每次出行其实都可以报销六张软卧车票。 可纪登奎一贯节俭，从来不允许浪费，他每次外出，都会要求工作人员和他挤一个软卧车厢，这样一来原本可以报销6张车票，就能够省下2张。 尽管两张软卧车票看起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反映的却是一个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战士的殷切爱国之心。 据纪登奎身边工作人员回忆称，纪登奎每次外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特别能说，甚至能达到“口若悬河”的地步。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资历名望颇深的老人，只有与他有着相当资历威望的人，才会有这样说不完的话，但纪登奎则不同，他很愿意同年轻人聊，尽管他不愿意回答在谈话间隙的提问，却很愿意听年轻人说出自己的观点。 或许对于纪登奎而言，一同外出在一个车厢，既能够节省差旅费，有有个说话的伴儿，何乐而不为呢！
一直到晚年，纪登奎仍然做了不少工作，他按照承诺，整理了许多的资料，打算写一部详实的回忆录，总结自己一生的工作，特别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经历。 1988年夏，纪登奎到北戴河休息，准备着手写回忆录，他还打算把原来自己在河南时期的秘书也请回来，就从自己在河南担任地委书记、企业厂长书记和省委副书记的工作经历写起。 可惜的是，纪登奎并没有来得及做这些事儿。 1988年7月12日，纪登奎突然心脏病发作住院， 纪登奎这次病的很突然，因为他晚年的身体情况一直很不错，甚至就算是出差时，也从不用身边的人照顾他的生活，就连行李他也经常是自己一个人提。 也就是在纪登奎住院期间，不少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都登门看望过。然而就在7月13日晚21时，纪登奎因病在医院去世，享年65岁。 不少的老同志听闻纪登奎去世的噩耗后，都有些不敢相信，因为纪登奎就从年纪上相比于他们，还是比较年轻的。 据纪登奎的夫人王纯回忆：
按照秘书的回忆，他们两人吵架也只是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两人在争执中相互比起了“革命资历”。
不管如何，作为一个为国为民兢兢业业工作了50年的老人，纪登奎仍然值得我们铭记，正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纪登奎同志生平》中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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