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温声誉：过往行为如何塑造国际政治  作者：Alex Weisiger 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政治科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战争与和平、冲突后的和平建设、博弈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等；Keren Yarhi-Milo，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安全、危机决策和政治心理学。 来源：Weisiger, A., & Yarhi-Milo, K., "Revisiting Reputation: How Past Actions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9, No.2, 2015, pp. 473-495. 导读 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学家长期以来认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声誉，特别是关于“决心”（resolution）的良好声誉。然而，近来批评者主张，关于决心的声誉是无法形成的；因此，过去的行为不会影响观察国在后续国家间互动中的决策。本文认为，这一结论在理论上存疑，且缺乏实证支持。特别是，当过往行为是影响观察国而非行动国对利益的信念时，将声誉与权力和利益的并列是一种误导；而重视危机外交决策的研究倾向则忽略了声誉对一般威慑的影响。本文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论证推导和统计检验，发现过往行动与后续的冲突爆发密切相关，并且声誉的影响范畴还涉及过往冲突间接影响到的国家。因此，尽管声誉并非国际关系中的首要因素，但领导人最好将国际冲突中政策决策对声誉的影响纳入考量范畴。 领导人经常声称，关于“决心”的声誉值得他们为之奋斗。通过唤起公众对国家声誉的担忧来为一项坚定的政策辩护，可以成为领导人获得公众支持的一项有效的“修辞工具”（rhetorical tool）。但是，领导人应该重视国家的声誉么？声誉的好坏究竟会如何塑造国际政治？政策决策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一般而言都会给予上述两个问题肯定答案。然而，由于在历史记录中关于“声誉”的证据的乏善可陈，越来越多的文献从理论和经验上认为，国家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关于“决心”或者“优柔寡断”（irresolution）的声誉。这一结论表示，领导人建立和维护这些声誉的努力实际上是无用功。 本文认为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尽管声誉可能不会像早期威慑理论家所声称的那样重要，但国家表现得“坚决”或者“优柔寡断”确实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声誉的批评者误解了声誉形成与影响的战略逻辑，因此无意中使他们的研究偏向于反对声誉的存在。原因有二：第一，将声誉与权力和利益并列，但声誉的影响主要通过行动国估计对手（观察国）的利益来实现；第二，将注意力集中在危机外交（crisis diplomacy）而非一般威慑（general deterrence）上，忽略了在危机外交领域声誉影响是非常模糊且很难观察到的。简而言之，领导人应该关注国家的声誉。与声誉批评者的预测相反，本文发现国家过往行动和潜在的新争端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 理论与声誉 为了检验关于决心的声誉和国际争端爆发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清楚定义“决心”和“声誉”。参照乔纳森·默瑟（Mercer Jonathan）[1]的界定，决心是指“国家为实现其目标而发动战争的意愿程度”，其依赖于行动国对于战争利益和成本的估量，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性格（dispositional）特征。“坚决”的行动国更愿意承受为在政治争端中取得理想的结果而付出的代价。虽然一个国家的决心是关于本国战争意愿的私有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但是对潜在对手国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决心”的声誉指的是其他国家对行动国愿意冒战争风险的认知（perception）。并且因为国家间单纯的对话（talk）是“廉价”的，所以这种声誉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过往行为。国家过去的让步意味着未来还可能会在类似的争端中退让；而“坚决”的国家则更倾向于冒险战争。然而，认为一个国家“坚决”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总是在任何争端中选择战斗；维持“坚决”声誉的好处之一是：它应该说服对手在面临争端时提出更温和的建议。 国际关系中声誉的研究源于冷战时期关于威慑的文献，尤其与托马斯·谢林（Schelling Thomas C）的观点有关[2]，即如果不对苏联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做出回应，将会导致苏联在其他地方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由此，如果一个国家始终履行其承诺并践行其威胁，其将拥有“坚决”的声誉；但一个在危机中让步的国家将被视为“优柔寡断”，其随后的威胁也将受到怀疑。考虑到国家未来的行为会效仿过去，观察国更容易挑战那些过去曾经选择在争端中退让的国家。这个理论的核心在于假设跨议题、跨地区、跨主体之间的国家承诺是相互影响的，因而声誉的形成和维护对国家决策来说非常重要。国际关系学界对正统声誉理论的广泛接受是基于其清晰的内部逻辑和强有力的政策建议，而不是基于实证检验。此外，理论中承诺的相互依存更多地依赖于假设，而不是理论论证。但事实上，研究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政策制定者的决定是基于对手过去的行为；传统的权力和利益等现实主义变量对危机行为和结果的解释，远远比观察过去行为得出的预期更有说服力。 然而，上述研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没有解释为什么领导人广泛认为声誉很重要，在实证研究方面非常匮乏；忽视观察国对敌国利益的估计会受到敌国以往争端处理中的行为影响；忽视声誉影响主要的作用领域是在一般威慑层面。因此，有必要对国家“坚决”和“优柔寡断”的行动后果进行更加深入的定量研究。 理论预测 现有文献中关于“决心”的声誉存在两种不同且不相容的理论，本文将对两种理论衍生的经验性假设进行检验。对于批评者而言，领导人在随后的互动中对对手行为的预测是基于直接的权力和利益，而不是基于对手的声誉，因而声誉好坏本质上并不影响。基于具体的观点差异，声誉反对派共可形成如下假设： H1：最近曾选择让步的国家并不会更容易成为其他国家的攻击目标。 H2a：在过往争端中表现坚决的国家并不会因此更不容易受到挑战。 H2b（Mercer）：在过往争端中表现坚决的国家更不可能受到挑战。 相反，对于声誉的支持者来说，声誉只会在两次争端具有相似特征的时候发挥作用。声誉的作用机制本质上是国家的学习行为，通过将行动国/被挑战国愿意承担代价以实现理想的政治目标的私人信息共享给观察国，从而降低观察国/挑战国行动的风险，并最大程度增加战争带来的回报。在模型构建方面，根据互动中决心的高低水平可以将国家划入坚决（high-resolve）组和优柔寡断（low-resolve）组；在最初互动中被挑战国的回应即被视作该国在行动上的决心高低；此外，争端之间相似性也会影响声誉作用的大小，例如牵涉国家、领导人和议题领域。声誉支持派共可形成如下假设： H3：过去曾让步的国家更可能受到挑战；相反，表现坚决的国家则不太可能受到挑战。 H4：当潜在争端更类似于过往争端时，声誉的影响作用将更加明显。 数据 为量化争端，本文采用军事化国际争端数据集（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MID），其中包括从1816至2001年国家间所有已知的2332起军事化事件，包括威胁使用武力、展示武力、违法越境和实际的暴力冲突事件。为了检验上文假设，本文依赖于一个定向的二元年（directed dyad-year）框架[3]，在该框架中，只有挑战国向被挑战国主动发起争端时，此时冲突才被编码到争端开始的特定年份，以限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为了产生明确的预测效果，从过往行动中得出的逻辑推理必须是明确的。一个选择战争但失败的国家可能会被视为虚弱（weak），从而可能引发更多的战争；但同时它应该被视作坚决的（resolved），特别是如果它遇到了一个特别强大的对手或者在军事成本高昂的情况下依然推迟做出让步。本文认为，从过往行动中得出的推论在两种情况下特别明确：当一个国家在没有战争的争端中投降（“优柔寡断”组），或者当一个国家选择战争且取得胜利（“坚决”组）。 本文使用MID数据集生成对声誉变量的测量，集中关注过往争端的结果。其中，僵局（stalemate）和折中（compromise）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声誉影响；而让步（yield）和胜利（victory）则只会产生一种影响。在实际测量中，如果一个国家在不诉诸武力的争端中选择让步（即在争端中最暴力行为的敌意级别低于4），将被编码为“优柔寡断”；并使用国际危机行为（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ICB）数据集的不同版本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声誉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从起始值1下降到0，逐年递减0.1），因而，来自最遥远过去的行动在预测未来的行为方面变得不那么有用。本文还根据以下公式生成了一个国家声誉的替代性变量，其中，AltRepit是国家i在t年的声誉（∈[-1，1]），且值越大意味着国家更频繁地选择让步；BDit是国家i在非武力情况下选择让步后t年的争端数量；FWit是国家i选择战争且胜利后t年的争端数量；ODit则是指在僵局和折中等情况下国家i在t年的争端数量。本文还包括国家能力、二元民主（dyadic democracy）、毗邻（contiguity）、联盟、权力地位、行动水平（activity level）和时间依赖性（temporal dependence）等控制变量。  结果 表1旨在检验国家过去的让步行为是否会招来后续更多的挑战。模型（1）表示一个在近期做出让步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随后一场军事化争端的目标（支持H3，否定H1）。然而，其并不排除声誉影响与国家参与国际政治水平的关联，一些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国家更可能面临挑战以及选择让步。模型（2）加入了对潜在目标国近期国际行动水平的控制，而模型（3）以不同方式检查了国际行动的影响，将分析仅限于在过去十年中至少参与过一次军事化争端的潜在目标子集。在后两种模型中，声誉变量的系数都有所下降，也就意味着模型（1）中观察的部分效应是虚假的。 模型（4）使用了基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集的不同编码规范的结果，即如果一个国家在危机中并没有使用武力，那么它将被编为“优柔寡断”。观察到的效应与模型（2）与（3）中报告的效应在实质上没有区别。模型（5）选用了声誉变量（AltRepit）的替代公式，结果依然与上述模型类似。以上回归都使用了合并的时间序列横断面数据，忽视了未被观察到的二元差异。因此，模型6展示了使用具有二元固定效应的logit规范的结果。没有任何冲突发生的国家样本的观察结果都将从分析中删除。尽管如此，基于过往让步行为形成的“优柔寡断”声誉仍然是国家后续面临挑战的一个重要预警器（predictor）。此外，表1中包含的控制变量的研究发现大多与此前研究一致。 表1 “让步”行为与后续争端爆发  图1显示了表1中模型（2）中变量的边际效应。在每种情况下，其余变量都控制在其中值处。经过一系列控制变量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发现，一个选择让步的国家更有可能面临后续其他国家的挑战。这种影响虽然比许多传统现实主义变量的影响要小，但比一个完全专制的国家转向完全民主所的影响略大。这一发现，最重要的是，表明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忧在争端中让步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图1 解释变量的预测效应 表2展示了过往行为影响的推广化（generalizability）结果。模型（1）重点研究表明“坚定”立场与后续争端数量的关系，结论与H3保持一致。在过去十年中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国家面临挑战的可能性比一个在前一年取得军事胜利的国家高出50%。表2中的其余模型关注的是在特定议题或涉及特定参与者的交互中获得的声誉的可推广性。正如H4所述，当所涉及的参与者或问题更类似于之前该国家获得声誉的争端时，声誉的影响将会更大。本文还期望，声誉的影响将在先前争端的直接影响国之外被观察到。 为检验这种可能性，在模型（2）中删除了过往争端参与方之间重复发生争端的观察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过往行动的任何积极影响都体现在以前未参与的观察国行为上。此时，让步行为仍然与受到挑战的可能性增加有关，尽管效果有所下降。结果表明，从过去的行动中得出的推论对以前存在争端的国家有影响，但观察国也吸取了让步政策带来的教训。 表2 声誉的推广性检验  模型（3）主要关注让步政策与领土分歧间的关系。如果任何参与国抱有领土目标，且当国家在领土相关的争端中选择让步时，本文将其编码为获得不良的领土声誉（bad territorial reputation）。在搁置与领土议题无关的争端的同时，本文还引入了一个变量来分析让步政策在非领土争端中的收益。与预期一致的是，在领土争端中让步与面临新领土争端的可能性急剧增加有关。但是，非领土争端中的不良声誉对新领土争端的发生没有同样显著的影响。结果表明，声誉涉及的议题领域具有其局限性。 最后，模型（4）将重点从各国转移到特定的领导人身上。以领导年（leader-year）为分析单位，根据Archigos数据集确定了领导人变量。然后本文生成了两个声誉变量：一个对应让步的领导者仍掌权时的不良声誉变量的值，另一个对应让步的领导者离职的情况下的不良声誉变量的值。如果声誉影响只适用于做出让步的领导人的在职期间，本文预计第一个变量的结果会比第二个变量的结果更显著。然而，实际上这两个变量在统计上是无法区分的，这表明领导层的更替并不能清空国家的现有声誉。 结论 关于声誉的其他重要问题仍然存在，例如诚实与可靠，以及领导人更迭和国家声誉之间的时间关联。结果表明，在国际政治中，关于“决心”的声誉是值得维护的；虽然让步政策不总是错误的选择，但领导人依然要意识到其带来的成本和挑战。 参考文献 词汇积累 危机外交 crisis diplomacy 一般威慑 general deterrence 推广化；可推广性 generalizability 译者：崔一丁，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政治系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理论。 校对 | 张倍祯 龙健欢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邵雨欣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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