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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是东北军这个军事集团的一个主力军，曾经驻守延安。张学良与红军达成合作抗日的协定后，该军从延安撤防。西安事变时，六十七军的军长是王以哲，属于坚决支持张杨行动的高级将领，捉蒋的部队，主要是张学良的卫队营和六十七军。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临上飞机前留下手令，令王以哲暂时统领东北军。由于蒋的背信弃义，张学良一到南京即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争吵，王以哲的身份地位难以弹压。最终，1937年2月，东北军发生内讧，王以哲被激进的少壮派代表，亲自带队攻入华清池捉住蒋介石的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枪杀。随后，副军长吴克仁接任军长。同年3月蒋将该军调到安徽整编并参与围剿鄂豫皖红二十八军，以达到分化瓦解和消耗东北军的目的。该军由四个师被缩编为三个师。 抗战爆发后，吴军长通电请缨抗战，先是率部沿津浦铁路北上沧州，接应第二十九军撤退，战斗中击毁日军汽艇5艘，缴获山炮三门。'10月，六十七军调入平汉线作战，吴克仁率领部队坚决抗敌，虽给日军以杀伤，但是部队也伤亡惨重。
淞沪会战爆发后，国军的两个德械师87师、88师携手向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了进攻。日军仅有3000兵力，国军有10比1的优势，不得已，日军临时将在上海的日本侨民武装起来。国军装备精良，还动用了宝贵的战车部队参战，但是，由于日军据守的是高楼，国军只能沿街道发展攻势，虽前赴后继取得一定战果，仍未能一举解决。之后，87师、88师的姊妹师第36师从潼关紧急调入战场，宋希濂指挥部队拼死冲锋，终于攻到汇山码头，将日军一切两半，并对日军最大、最坚固的据点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发起了攻击。
眼看胜利在望，局势突变，增援的两个日本陆军师团在上海北部的川沙口、白沙口登陆，对国军形成夹击，并威胁到连接上海至南京的宁沪铁路。在北部战线，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全体殉国，由此，国军从十日围攻转入抗击源源不断增援的日本陆军。此后，十八军死守罗店，在这场被称为血肉磨坊的战场，中日双方均付出重大代价，日军被迫放弃切断宁沪铁路、断绝在淞沪国军退路、直接攻击南京的企图，沿宝山--温藻浜--大场一线向上海发动攻击。 随着增援而来的桂军5个师反攻大场失利，国军在淞沪会战失败已成定局。当时，前线将领张治中、陈诚、罗卓英、张发奎等多次向蒋建议部队后撤至吴澄线、锡澄线既设国防工事，但均遭蒋拒绝。大场失守后，几十万国军撤过苏州河，南北日军会师，上海已经事实上沦陷。但是，蒋为了等九国公约会议，让留一个营在四行仓库，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八佰》。此时的最佳策略是，赶紧将大部队从淞沪战场撤下来，部署到二线的国防工事，以达到节节抗击迟滞日军进攻的目的。 11月1日，四行仓库的守军退入租界，上海市区战斗结束。但是，没有蒋的命令，几十万国军在上海城下不进不退，也不知蒋排长是怎么想的。 11月5，日军第十军从杭州湾的金山卫和全公亭大举登陆，随即向松江方向猛攻，企图从西线迁回到中国守军的后方，淞沪战场国军主力危矣！刚刚赶到淞沪的第六十七军于11月6日接张发奎电令，坚守松江三天，为七十万国军逃出生天争取时间。
当时，在松江城只有少量溃兵，六十七军二万余将士没有友邻部队支援，他们面对的是日军最凶悍的第六师团的全力攻击。为了掩护我方大部队撤退，拼死一搏。战至8日，死守三天的任务完成，但是，六十七军仍死战不退。9日，两万余人的一个军仅剩千余人，军长吴克仁率余部从北门突围西撤，试图渡过苏州河前往昆山，在泅渡时遭日军飞机和追击日军袭击，不幸中弹殉国，尸骨无存。
六十七军在松江苦战时，蒋介石仍没有马上下令国军主力撤退，直到最后事已无可挽回，在所有国军高级将领的恳求下方才同意。由于匆忙且组织无序，撤退行动最后演变为溃退，战前花重金打造的吴澄线、锡澄线未起到丝毫作用，溃败的部队一路逃至南京方才稳住阵脚。日军方面也犯了大错，没有派出有力部队展开追击，而是忙于在上海搞入城式，庆功会，仅派出航空兵搞了个效果不大的“飞机追击”。 淞沪会战后，国民党以六十七军伤亡惨重无力整补为由撤销番号，英勇抗战的事迹也未大力宣传，军长吴克仁也未追晋。而在四行打死打伤十几个日本最弱的海军陆战队的八佰则人尽皆知。从六十七军在西安事变后的境遇来看，在民族危亡关头，蒋仍然不忘通过日寇之手达到消除对手的目的，而六十七军在抗战中的表现也证明东北军也是热血男儿。 六十七军被打散后，由于番号被撤销，且也无其他部队收容（当时整个国军都处于溃退中），幸存的官兵无依无靠，流落到武汉、婺源一带。 1938年初，我党派到东北军担任六十七军政治教官的中共党员刘冲等人被推举为代表，前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要求抗战。周恩来和叶剑英接见了这些代表。代表们表示：“现在东北沦亡，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是无娘的孩子，我们要跟着共产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回东北老家去”。周副主席、叶参谋长根据他们迫切要求抗日和“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介绍他们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去，由第四支队领导他们抗战。 2月，他们持着周恩来亲笔介绍信，在延安派到四支队工作的程启文带领下，步行5天，于3月初到达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 不久，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少校副官韦郁周带领 21名官兵和中共派到一〇八师新闻电台工作的周复生等同志，也几经周折来到七里坪与刘冲会合。此时，已经聚集了103名原六十七军官兵。
3月8日，新四军第四支队誓师出征。中旬，这批六十七军官兵随四支队到达安徽霍山县流波䃥（即流波镇）。在这里，四支队召开了军政委员会会议，经讨论，决定将这些官兵单独编为一支游击队，到皖东敌后去，自筹粮饷，自己发展。在确定该游击队名称时，参加会议的刘冲表示，这些官兵都是东北人，将来要打回东北去，建议使用东北，抗日，挺进等词，最后会议决定，命名该游击队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1938年7月，改名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9月，改名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董东翘任司令员，不设政委，韦郁周任副司令员，刘冲任政治处主任。
挺进队的臂章使用了新四军最早的臂章图案（1938年度），下面标上“向着白山黑水前进”字样。这个图案，一位战士身背草帽向前冲锋，既表明东北挺进队是受新四军领导的部队，又表达了这些来自黑土地的儿女打回老家去的决心。
1937年12月，日军进入滁州地区，1938年5月14日日军由巢湖西进占领合肥。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溃败西撤，皖东十几个县盗匪如麻，帮会蜂起，溃兵骚扰，搞得民不聊生。 1938年3 月下旬，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下称挺进队）经庐江越过淮南铁路到达巢县，与张恺帆、冯文华领导的巢县黄山游击大队建立了联系。张恺帆时任中共皖中工委委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在巢县元山的“抗日干部训练班”任民运教官，该训练班由冯玉祥的侄子马忍言（冯宏谦）和冯玉祥的随从副官冯文华（1935年入党）举办。 挺进队向张恺帆介绍他们在武汉接受中共领导，是新四军第四支队派到皖东来开展抗日斗争的先遣队。张恺帆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向刘冲等同志介绍了皖东巢县、和县、含山、全椒、定远、滁县一带情况，并请刘冲给干部训练班学员作了政治形势报告。 3月底，挺进队由巢县黄山进驻全椒小集周埠村，司令部设在小集张家仓房，不久，挺进队移驻大马厂。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是我军第一支进入皖东的武装，而由于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对执行中央和军部向皖东挺进的命令有抵触，直到5月，四支队的七、八、九团和手枪团方才全部进入皖中。 挺进队当时不过百余人，人数虽少，但是大多数配有驳壳枪，武器装备较好，不足之处是步枪很少。四五月间，挺进队在全椒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各界抗日团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部队发展到200余人。 挺进队在皖东的第一仗是打管家坝。管家坝是全椒县的一个集镇，南京保卫战后，精锐的德械师第八十八是基本崩溃，以原八十八师排长彭志雄为首，纠集了30多个散兵游勇，修筑碉堡，霸占一方，聚赌抽头，拦路抢劫，奸污妇女，作恶多端。挺进队曾派人去争取，要求他们放弃土匪行径，共同抗日，但彭志雄他们根本不听，继续为非作歹。 5月10日，挺进队从黄家庵开赴管家坝，化装进入集镇，一举歼灭了这股土匪，缴获了全部武器，其中机枪一挺，步枪30多枝，手榴弹多枚。此战挺进队牺牲3名战士，挺进队司令员董东翘受伤，转武汉治疗。司令员由韦郁周担任，同时由刘冲和董东翘两人介绍韦郁周加入了共产党。 5月15日，挺进队联合当地民众自发成立的武装组织和“刀会”，采取夜晚偷袭等游击战术，夜袭全椒县城，让日军不得安宁，第二天，驻全椒县城 1000 多名日军被迫撤出全椒县城。由于一些小的战斗未有明确记录，只是笼统的记载为在五月中旬袭击日军，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战斗是滁全公路腰铺伏击战，击毁军车一辆，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和布匹。因而，新四军首战日军的光荣归属于九团5月12日的蒋家河口伏击战。 在挺进队和当地自发组织的武装打击下，三三两两的鬼子再也不敢肆无忌惮进入乡村烧杀抢掠，祸害百姓。 5月底，挺进队驻扎在和县善厚集。 6月，混进巢县黄山游击大队的曹仁民与李彬、昌登贵、靳华堂等人，秘密勾结已被游击大队收编的从南京溃散下来的川军，企图夺取游击大队领导权。他们枪杀了游击大队第二支队长王子龙和指导员方纯一，并企图谋害大队长冯文华和政委张恺帆。根据张冯二人的要求，挺进队派部队到巢县击溃了这股叛变的川军，被打散和胁从的巢县籍战士纷纷归队。此后，巢县民众抗日游击大队随挺进队一起在和县北乡进行抗日活动。 至6月底，经过3个多月抗日剿匪，挺进队名声大振，许多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挺进队打鬼子，甚至出现了老百姓在田里劳动，看见挺进队的队伍在行军，丢下锄头跟着就走的场面。含山县抗日自卫军仙踪区队副薛汉昭，不满原含山县长范国瑛的统治，带领区队六七十人枪集体参加挺进队。加上在这之前挺进队在全椒赤镇收编刘子清的土匪武装100余人，挺进队发展到1000多人。 7月，挺进队在巢县黄山休整，队部设在巢县小殷洼村。挺进队领导派含山籍战士张克林送信到庐江向第四支队领导汇报，要求派干部加强领导。 四支队随后决定将挺进队更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并派出四支队九团政委高志荣、七团的营政治教导员文明地（女）、八团的民运股长周利人，以及时生等干部，加强对挺进队的领导。高志荣原来在红三十一军任特务营政治教导员，是延安派到四支队工作的干部，解放战争时任华野二纵四师师长兼政委，1949年整编时任二十一军副军长，1955年授少将，他是战斗在挺进队中唯一被授予将军衔的将领。 挺进纵队下设三个支队，编制序列为：纵队司令韦郁周，政委刘冲，政治处主任高志荣。第一支队为原挺进队建制，韦郁周、刘冲分别兼任支队长、政委；第二支队由原巢县民抗游击大队组成，冯文华任支队长，张恺帆任政委；第三支队（原刘子清土匪武装），刘子清任支队长，柳（刘）树华任政委（挺进队派去的中共党员）。
挺进纵队建立纵队党委会，高志荣任党委书记，刘冲、周复生、张恺帆等任党委委员。纵队党委下设3个党支部，张恺帆等任支部书记，党员总数约为 100 人。四支队派去的时生负责地方党的工作。 7月，高志荣带领挺进队在巢县东山口伏击一支由巢县县城向北进犯的日伪军，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人，活捉并枪杀了替日军带路的汉奸，缴获军马两匹和一批军用物资。 为了便于发动群众，筹集粮饷，挺进纵队在巢县尉子桥建立了巢县县政府，由地方开明士绅李季康先生任代理县长，派挺进纵队中共党员袁佑农任县政府秘书。不久，我党通过统战关系，由省政府任命进步人士马忍言任巢县县长。县政府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挺进纵队大力支持，挺进队在巢县黄山地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挺进队在皖东抗日剿匪，大小数十战，威名大震，部队日益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极大震惊。设在全椒县古河镇的安徽省第五行政区督查公署专员赵凤藻一方面暗中调集各县武装，伺机围剿挺进纵队。另一方面派人打入挺进纵队内部，收买刘子清。 刘子清土匪起家，被招安后任全椒县赤镇区后备大队大队长，因与县长王宗正有矛盾怕被吃掉，故伪装进步投靠挺进队寻求保护。由于挺进纵队领导放松警惕，让其整建制保留，刘子清利用抗日名义私自在地方上招募地痞无赖等发展壮大队伍。这事被教导员文明地发现后向刘冲和韦郁周汇报，刘冲扬言要撤刘子清的职，引起了刘子清恐慌，再加上新四军生活艰苦，遂叛变脱离挺进纵队。1942年，刘子清投降日军，当了汉奸。 同月，由我地下党控制的国民党滁县县政府获得赵凤藻要调集7个县武装围歼在巢县活动的挺进队的密令，立即派人送信通知挺进队。然而，送信人途径全椒县时被县长王宗正部下查获，王宗正掌握滁县县政府通共“罪证”后，亲自带兵攻打滁县县政府，砸烂电台和办公用品。 月底，全椒县抗日自卫军政训股股长王永到巢县黄山向挺进纵队领导报告：全椒县长王宗正拥有2个常备大队6个中队1000 多条枪支，不积极抗日，领兵镇压不同意被他收编的抗日群众组织陈家浅“刀会”，焚烧了几十个“会堂”和村庄，屠杀许多无辜民众，到处收缴民枪扩充队伍，还在全椒县古河镇布兵设防，监视挺进纵队活动等，王宗正已经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挺进纵队韦郁周、刘冲、高志荣、时生等人研究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由政训股王永、何若人、童苏群以及县常备大队教导员罗应生、副大队长张士孝、中队长田国祯、中队指导员华龙（卢其龙）等领导的武装作内应，打掉了王宗正直接指挥的一个排反动武装。 8 月，挺进纵队除留少数人员坚持黄山斗争外，由韦郁周、刘冲、高志荣、时生等带领 700多人，经含山、和县到滁河搭浮桥进入全椒县赤镇，兵分两路。一路在王永率领的县抗日自卫军策应下顺利占领县城；另一路攻打王宗正亲信掌控的东王乡后备中队，中队政训员卢其农作内应，击毙拒不缴械反抗的中队长，其余人员全部被收编。县长王宗正事先带一个排前往古河，事发后被国民党第五行政区督察公署关了起来。此战缴获1000多条枪，其中重机枪7挺，轻机枪24挺，高射机枪1挺，挺进纵队发展到 2000 多人，进入全盛时期。 然而，矛盾很快发生。时生、王永等全椒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建议不要收缴各区乡后备大队武装，让他们维护社会治安，并建议选派县长领导抗日斗争。刘冲坚持全部收缴各区乡后备大队枪支，并要把时生关起来。负责军队党的工作的高志荣指出：“时生是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派来负责做地方党的工作的，你无权关押。”刘冲只好派文明地将提意见的时生送回第四支队去。 在随后全椒县小集乡召开的会议上，王永等同志提出不能随便收缴地方武装，应该与地方武装商量如何相互支持，刘冲在会上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谁不同意收缴武装，就对谁不客气！”会议不欢而散。 由于受到威胁，王永就带领柏青、何若人、卢其农、田国祯等连夜离开挺进纵队，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转延安抗大学习去了，有的同志就地隐蔽起来。 刘冲去缴大马厂区后备大队余德洋领导的后备大队的枪，余不同意，刘冲带领队伍去攻打，遭到抵抗败下阵来。 同月，国民党专员赵凤藻指使和含抗日自卫大队500多人，在刘子清团叛军配合下，突然袭击位于全椒县小集张家仓房的挺进纵队司令部。挺进纵队经奋力抵抗，突破敌人包围，贾副司令（贾大队长）等壮烈牺牲，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由于部队大量减员，挺进纵队被迫从全椒转移到巢县陆家硔进行休整。 8月，周恩来征求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意见后，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向皖东挺进。接到命令后八团立即由舒城县西汤池等地向皖东敌后挺进。
9月，八团由合肥西沿合（肥）六（安）公路西进进入寿县，穿越淮南路到合肥东梁园地区。挺进纵队从巢县黄山迎至肥东县石塘桥与八团会合。第四支队决定将挺进纵队整编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总兵力约800人枪，有重机枪5挺，轻机枪10挺，战斗力较强，但由于失去地方支持，处境比较困难。 四支队决定挺进团由八团统一指挥，跟随八团行动。八团的装备不好，从豫南誓师出征时全团没有一挺机枪，挺进团支援八团几挺机枪和一部分武器弹药。八团为加强对挺进团的领导，先后从八团抽调班排连干部30多人到挺进团，挺进团从机关到连队都有八团派去的骨干。 挺进团这时下辖2个营、1个直属队和政治处，团长韦郁周，政委刘冲，政治处主任高志荣（兼党委书记），一营营长冯文华，教导员张恺帆，二营营长温玉贵，副营长杨靖宇，教导员周利人，政治处组织股长黎立坚，干事傅义方，宣传股长蓬荆，工作人员宋宾、李菲、范黄录等。 挺进团领导提出和八团联合起来消灭刘子清部队，八团没有接受这一意见，挺进团带着情绪不服从八团安排，回到巢县活动。 挺进团和时任县长马忍言刚开始关系很好，县政府帮助挺进团解决粮饷，挺进团派1个班给县政府作警卫工作。不久，组织上分配已到四支队政治部工作的时生和冯文华到巢县地方工作，时生任中共巢县特支书记兼巢县抗日自卫军政训处主任，县长马忍言兼任巢县抗日自卫军司令，冯文华任副司令兼抗大队长。一些巢县籍战士认为跟着挺进团将来不知打到什么地方，不愿意离开家乡，遂纷纷离开挺进团，参加马忍言建立的巢县抗日自卫军，挺进团只剩下300多人，转入低潮。 刘冲认为是马忍言唆使巢县籍战士离开队伍，就和张恺帆到巢县县政府所在地汪家桥，刘冲用机枪对着县政府大门，要见冯文华，冯文华不在，见到县长马忍言，就气愤地打了他两个耳光，马忍言随即到八团告挺进团状。 不久，八团越过淮南路进驻全椒县大马厂山根王村，随即将在肥东县梁园休整的挺进团调到大马厂驻山根李村。八团和挺进团派出民运组在大马厂一带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日，双方一度配合很好。 9月，挺进队在油坊集消灭地主胡载之反动武装。 10月，为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允许随便打土豪、吃大户，挺进团就向八团要粮饷。八团本身供给也很困难，没有粮饷给挺进团，挺进团误以为八团克扣了他们的军饷，对八团意见很大，闹起了矛盾。 挺进团副团长温玉贵原来是红二方面军干部，因叛变革命被开除党籍，参加抗日武装后向教导员周利人提出要“恢复党籍”。由于温玉贵很会笼络人心，在挺进团很有影响，周利人向高志荣作了汇报，他俩觉得很棘手，决定拖一拖，由周利人告诉温玉贵此事需请示中央，并向八团政委林恺汇报。
林恺没有考虑到挺进团人心不稳现状，轻率地答复“叛徒不能恢复党籍”。温玉贵知道林恺态度后感到前途无望，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制造挺进团与八团矛盾，致使领导人之间不愉快的事不断发生，使两团关系难以相处。温玉贵不久后带着十几个人携枪投靠和县善厚集刘子清部。 11月，东北军缪征流部到达合肥地区。八团接到第四支队领导电报：“据悉挺进团与新到安徽的东北军缪征流部拉关系，请注意。”八团误信国民党特务“挺进团要投奔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七军”的假情报，在得到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戴季英“可以自行处理”的指示后，没有报告主席高敬亭，决定对挺进团采取行动。 在八团政委林恺、团长周骏鸣等人主持下，在全椒县大马厂一带采取召集挺进团主要干部来八团团部开会的办法，以挺进团纪律不好，破坏统一战线等为由，将挺进团刘冲、韦郁周、高志荣、张恺帆等人扣押并解除武装，随后包围挺进团予以缴械，取消挺进团番号，宣布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可以走。 韦郁周、刘冲被缴械后见到老部下李希群等人只能无可奈何地笑笑，不久被安排赴延安学习，高志荣留下转任八团政治处副主任。挺进团大部分散去，少部分留下的先入八团教导队学习，后被分散编入八团。被缴械的挺进团武器武装了八团，八团的装备得到质的飞跃。 事后，老八团领导找高志荣和周利民等了解情况，经过调查核实，并没有发现挺进团要投奔缪征流部的证据。韦郁周在延安抗大毕业后返回新四军，任彭雪枫六支队教导队队长等职，解放后任华东新兵训练二十九团团长，安徽省卫生厅康复医院管理局副局长，安徽省林业厅生产处处长、森林工业局局长、林业厅副厅长等职。至于政委刘冲，未查到后续资料。 1939年4月24日，八团扩编为两个团，其中，以八团1营和团警卫营为基础编为挺进团，团长成钧，政委祝世凤。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司令员张云逸回忆：“我到江北后，恢复了已被撤销的挺进团，并扩大了游击纵队。”这实际上是为挺进团恢复名誉。 挺进团被缴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抗战初期王明、项英右倾错误的影响，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展抗日武装；二是与刘冲个人工作简单粗暴使部队受到损失有关；三是挺进团一度不服从八团统一指挥；四是挺进团带有旧军队习气，成分复杂，少数成员思想不纯；五是八团接到挺进团要投靠国民党缪部假情报，经研究作出了缴械的决定。 时任八团参谋长赵启民将军晚年撰文：“在大马厂整编挺进团是必要的，采取缴械混编的办法是十分错误的，是上了国民党特务挑拨离间的当，应该说这是当时决策上的一次重大失误。”老将军回忆说，对东北流亡挺进纵队处理不当，是第八团到皖东后的“一大失着”，那时，如果把挺进纵队和第八团的兵力集中起来，首先消灭刘子清部叛军，尔后帮助挺进纵队整顿和巩固，对抗日武装的发展、皖东根据地的建立，将会创造更有利的形势。 大量事实证明，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是忠于党的，他们虽有缺点，是完全可以改造的。挺进队拥有较好的武器，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如采取加强领导，使挺进团和八团并肩作战，就可以在皖东地区形成两个拳头，皖东的局面很有可能早就打开了。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是中共领导的最早入皖东进的抗日队伍，虽然存在时间仅有9个月，但他们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组织和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日，发展抗日武装、打击日、伪、顽、匪，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利益，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津浦路西根据地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们在皖东地区是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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