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朝建立之后依照惯例需要修撰前朝史书，但在撰修《宋史》时，元朝史学家却在《儒林传》前新增设了《道学传》。  并且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二十四人列入其中，还选录其学说，叙述其事迹，将“传道”与“传经”群体进行区分，推崇把这些将“圣人之道”昭明流传于后世的大儒。 《道学传》的出现，与宋代道学的勃兴、元代的文化政策以及史官本人的学术旨趣都紧密相关，受到了多方面因素影响。 而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程颐。 程颐道学作为一种新的儒学形态，可以说是儒、佛、道长期融合的结果。  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在中国的大环境中日益壮大，其心性论思想方面发展尤为迅速，也使得佛学思想对中国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 再后来，开放政策的推行，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就体现出了强大的包容性，形成了儒、佛、道并存发展的局面，尤其是佛教发展最为鼎盛。 同时，程颐还将道学与佛学相结合孕育出道学新文化。正因如此，程颐在有宋一朝的道学新文化中占有着主导地位。  程颐的道学文化思想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宋代理学是儒、道、佛三家融合交流发展的结果，其中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是理学框架的重要构成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宋代理学也被称为新儒学的原因。
天理是程颐道学中重要的理论范畴，在程颐学说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始终贯穿于程颐的整个道学学说理论当中。  程颐认为，天理是万物的基本根源，是属于第一性的。 关于理的具体内涵，《二程遗书》中有相关的记载，书中说的大概意思是：凡是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包含着理的。 因此程颐所创立的理学也就是所谓的道学，从思想内容上来看，程颐道学的初衷是强调发挥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同时程颐对如何探求知识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方法。 程颐道学的创立原本是为了通过统治集团内部，伦理纲常的整治来改变北宋发展之后的现状。 除此之外程颐还有一个重要的定论就是天下一理，所谓天下一理是指，理是一种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程颐认为，无论宇宙和世界如何变化发展，理都是不变的和客观的。 在程颐看来格物致知是成圣的必经之路，格物致知并不是把所有的事物都要一一探索出它的道理，而是专注专心探索某一事物极致的道理，格物致知是一种积习到对知识融会贯通的发展过程。  格物致知讲究的是学习的连贯性和连续性过程，积习达到一定程度就发展成为贯通的结果，这也就是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达到质变的飞跃。 关于理学的应用方面“存天理”，“灭人欲”是二程道学中伦理道德观的核心思想，程颐的这一观点是对中国历史上理欲之辩的继承和发扬，人的欲望和贪念是与生俱来的。 程颐认为，欲望的存在是需要用“理”去节制和克服的。存天理灭人欲主要是为了遏制普通百姓的欲望和贪念。 程颐认为，虽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人万万不可见利忘义。虽然人们都是趋利避害的，人不能没有利义，但是一定要做到利不妨义，抛弃义理的行为是要坚决反对的。  在教育的问题上，程颐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程颐主张以义理为师，要求学习者在认真学习传统道德理论的基础之上，做到理论道德和言行相统一相一致。 程颐以理为基本的哲学范畴，将儒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构建起一个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 其道学思想的精华被后世朱熹继承和发展，对现代社会生活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至今看来，程颐的道学仍然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程颐道学新文化与佛学之渊源程颐的道学形成于北宋时期，当时一些道学家们也去悦禅习佛，由此可以看出佛学思想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
自此佛教传到中国以后，通过不断发展，已经在中国稳定了地位，佛教在其心性论思想方面有着很大的成果，从而使得佛教的思想对人们影响甚大。 佛教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宗派，但是以禅宗影响最大。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佛教在继承印度原旨佛教教义的基础上，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使得原有的佛性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摆脱了印度佛教把佛性作为抽象本体的束缚，突显了注重心性的特点；二是继承了印度佛教中的大乘佛教思想，提出了人人皆有佛性的思想。 后来由于长期以来儒学日益衰微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程颐为了更好的再发展儒学，融会儒、佛、道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把佛、道尤其是佛家思想中有关心性论等内容融合到儒家的思想中，从而促使了道学新思想的形成。 在二程道学与佛学的关系中，程颐与佛教中的一些教徒也是交往甚多的。 传说程颐晚些年间在四川时曾写信给佛教徒灵源问佛道，灵源复信中透露程颐曾向灵源的老师黄龙山的晦堂祖心问佛道。 《二程遗书》中也多次提到他们读《华严经》，由此可以看出二程与佛教徒来往是很多的，而且对佛学也是很有研究的。  程颐认为，佛乃西方贤哲，应当受道学的尊敬。 又问：“佛当敬否？” 曰：“佛既是胡人之贤智者，安可慢也？” 佛既是贤智者，其人其理论自应受到重视。 因为“佛说直有高妙处。” “释氏之学，亦尽极乎高深。”
这最后一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他们自己也是很注重研究佛学的。 程颐道学思想与外来佛教达成有机的结合，实现了对佛学思想精华的吸收与整合，程颐适应时代要求，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异质文化的佛学进行了有利的吸收与改造，建立了道学新文化。  这种道学新文化其实也包含了佛学的理论结构和论证方式，提高了传统道学的哲理思辨性，使道学这一思想体系更趋严谨和缜密。 由此可见程颐道学的不断发展是离不开佛学思想的影响的，程颐道学中的一些思想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的。 他在吸取佛学精华创立道学新文化时，一方面也显现了佛学的理论魅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程颐道学与佛学思想关系的密切。 比如：程颐在心性学说方面的构建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鉴和汲取了佛学的心性学说的某些思想成分。 从程颐的言论分析对比我们可以得知，程颐道学的心性合一论和佛家的心体用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程颐的有关心性的言论说：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 但急迫求之，知识私已，终不足以达道。 又如在佛教中有关心性的言论，曰：若欲觅佛，但识佛心众生，即能识佛，即缘有众生，离众生无佛心。 综上所述，佛家思想以心作为万物的本体，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由心的幻象而产生的。 佛家认为，宇宙的中间没有真实独立存在的东西。佛教的人生观体现在人的生老病死方面。 苦则是人基本的标志，是人人活在世上必经的无法逃避的途径。 还有一点就是程颐道学思想中所提到的“天理”，万事万物都归于一理，一个物就需要一个理。 由此看来，程颐所说的“理”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精神本体，而佛教中的真如、佛性的意思则是最后的真理。 由此可见，程颐所说的“理”和佛教的“真如”、“佛性”是类同的意思。佛家的禅定功夫和道学家的修养也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的。 程颐对于宇宙万物及心象，采用极其精细的分析方法积极研究学问，促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儒学。 由此可见，佛学的思想方法和道学有着很大的关系。 佛学影响下的程颐道学新文化在佛教思想中，禅宗、华严宗是其重要的两种思想体系，对于程颐的道学新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 禅宗思想中的“佛性”以及华严宗的“理事说”对程颐的思想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禅宗中慧能把“心”说成了能生万物的本体之“心”，充分体现出了慧能的思想。 “一切现象由心起”，由此程颐受其禅宗慧能思想的影响则提出了心就是所谓的理，理就是所谓的心的理论思想。 程颐认为“世界的万物都是源自于人的心”。总体上讲，程颐的思想受到了佛教禅宗慧能思想的很大影响。 华严宗的教义主要是“理”“事”，二程道学则把“理”“气”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从而使“理”“事”、“理”“气”成为一种新思想。 这也充分的表明了二程道学在思想上是受到华严宗理事说的影响的。 程颐对佛学中有利的思想进行了汲取，尤其是在佛学思想中的佛性论思想方面，佛学的佛性论从思想上完善了儒学思想中关于人性论的内容，从而使得道学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完善。 北宋时期道学体系不断的形成和发展，其创始人程颐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儒学，对于儒学的改造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巨大贡献。 程颐及其弟弟程明道被认为是北宋道学的实际开创者。 所谓程颐的道学，就是以理去丰富和诠释儒家的经典思想，继而提出了新的自然规律、社会治理方式和人们安身处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在二程道学思想中，其核心思想是所谓的天理论。 在程颐的思想中，天就是所谓的理，万事万物中“理”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从而主宰着万事万物，同时也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人们要顺应天理而不可以违背。 程颐将自然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与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融为一体，将天理与人的道德相结合，从而构建了一种道学的体系。 在心性论思想方面，程颐对佛学进行了极大的汲取和改造。 还有当时禅风的不断发展对北宋时期的一些人士有着极大的思想影响，这种影响也促使了道学和佛学发生了碰撞，从而加快了道学新文化的形成进度。 在儒家的思想中，其心性论思想是最主要的一个思想，在心性思想方面，佛学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在北宋时期很多聪明之士都是利用佛学心性论思想中的精华去发展和充实儒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佛教为什么会在宋代发展鼎盛，原因就在于此。 结语作为儒学发展的新形势和新形态，程颐的道学新文化一方面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学。 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开始，儒学就经历了残酷而严峻的历史考验，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到西汉初的黄老思想，这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才得以确立的。 而佛道也在不断的争论和冲突中互相吸收，扬长避短，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化，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得到得到不断的推动和发展。 可以说程颐的道学新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封建社会中思想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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