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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与聂耳 每当我们唱起庄严、雄壮的《国歌》，崇高的爱国热情就会油然而生。她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虽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弘扬民族精神、壮我国魂的赤子衷肠，至今令人感怀不已。 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口述、李华钰整理的《我同聂耳最后相处的日子》一文，称：“1933年秋至1935年春，我在上海音专继续从黄自教授学作曲。当时正值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日寇铁蹄横行上海，国难家仇，激励着我参加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青年作曲家聂耳和戏剧家田汉，亦在此为救亡运动效力。我曾看过聂耳参加演出并作曲的《扬子江暴风雨》，深感他那些富于时代精神和战斗气息的歌曲，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田汉（右）与聂耳（左） 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为戏剧活动家、戏剧家、诗人，“1930年前后参加民权保障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并任执行委员）和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辞海》）聂耳（1912—1935），云南玉溪人，为现代作曲家，于1930年至上海，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工作，从事创作及艺术评论活动。”（《辞海》）田汉年长聂耳十四岁，他们既是肝胆相照的战友、同志，又是才情并茂的文朋诗友。 《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田汉所作歌词的雏形，“是田汉1934年5月创作的《扬子江暴风雨》主题歌《前进歌》：'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同年冬，田汉又为上海地下党创办的电通公司写了一个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他在一张香烟盒包装纸的背面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为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后来，夏衍完成了分镜头剧片，交给聂耳谱曲。”（陈漱渝《田汉的命运》） 著名作家、报人曾敏之，为田汉好友。他说田汉一生写过六十三部话剧、十二部电影剧本、二十七部戏剧剧本、新诗旧体诗二千多首、七百多篇文章，此外还有翻译作品、书信等，总计一千万字左右。“在三十年代与聂耳、洗星海、张曙合作创作了许多歌曲，其中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广泛流传，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号角，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浩歌声里请长缨——记田汉》） 参予《风云儿女》音乐创作的，有贺绿汀、聂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则由聂耳作曲，贺绿汀说此曲：“以慷慨雄壮的旋律，坚定勇敢的进行节奏，鼓舞人民团结抗战，它唱出了时代的声音、人们的吼声。不久，聂耳怀着提高音乐文化素养、提高音乐创作的心情，经日本去苏联学习和考察。他走后，我只好去找阿甫夏洛穆夫配乐队伴奏，这样，这首歌曲通过影片和唱片，冲破了黑暗社会的阻力，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我同聂耳最后相处的日子》）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当时的田汉，作为左翼运动的领导人，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受尽磨难，刚刚出狱不久。闻此噩耗，极为悲痛地写下《哀聂耳》一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为吾民诉不平。” 聂耳二十三岁辞世，为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而田汉这样一位对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才华横溢的文化巨擘，却在“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数年前，我曾访云南昆明，到西山拜谒聂耳之墓。墓碑为郭沫若题字，碑文镌刻田汉、聂耳合作词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尘前事，读之使人铭记先贤的丰功伟绩。他们与《国歌》同在，将传之千秋万代！ 高长虹这个人 由萧乾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的《新笔记大观》中，收入姚青苗的《我与高长虹同住一孔窑洞》一文。文中说：“我初会高长虹是在1941年秋天，当时我在阎锡山的妹夫梁綖武主持的二战区党政委员会挂了一个名，住在资料室……高到来时，身着一套蹩脚的西装，手提一只皮包，没带行李，风尘仆仆。”总务处安排高长虹与姚青苗同住一孔窑洞，每夜面对一盏暗淡的油灯，两人作长谈。高长虹“对春秋史兴趣浓厚，时作谠论。还记得他几次谈到由欧洲回国途经香港时见到茅盾的情形，他把应茅盾之请所写的几篇论文的剪样拿出来给我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那篇记述他与许广平交往经过的记录”。 在鲁迅的日记、书信、文章中，关于高长虹也有多处记载。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在新文学史上，颇让人注目。
高长虹 “这个仅有小学毕业证书的山西盂县旧书香之家子弟，1924年二十二岁时只身闯入北京，实行他的文学'狂飙运动’，以所办的《狂飙周刊》获得鲁迅的青睐，遂结为盟友，共建'莽原社’。”（张放《孤独的“狂飙”高长虹》）当时的鲁迅很欣赏高长虹的才华，称“他很能做文章”（《两地书·一七》），曾全力提携他，还熬夜为他编校书稿。鲁迅一般不参予“语丝诸子”等文人们饮宴，却愿意同高长虹等文学青年聚餐，如鲁迅1925年4月11日的日记，写到他们“共饮，大醉”。 高长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受尼采作品影响，自信到狂傲的地步，当他渐成气候，就表现出难与鲁迅和平共处的姿仪，或在编辑事务上与鲁迅意见相左，或主观臆想产生误会。还有一个隐潜的原因，是高长虹暗恋许广平而不得。“鲁迅结识许广平时，长虹与许广平也有过'八九次’通信联系讨论文学，然而谁也不知道他正对许患着单相思，当鲁许明朗化后，长虹即多少转入一种阴暗的报复心理。”（见张放文）陈漱渝在《高长虹的家世及其与鲁迅交往的始末》一文中，对此亦有详细的记叙。高长虹在诗《给——》及一些随笔中，对鲁迅进行含沙射影或露骨的攻击。如：“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给——》）“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走出出版界》） 对于高长虹的胡搅蛮缠，鲁迅不能保持沉默了，于是进行有力的反击。对于高长虹所称的“月儿”“交给”“夜”的关系，写出《新时代的放债法》一文，给予辛辣的讥讽与尖刻的驳斥，令高长虹在圈内圈外无地自容，不得不败北而隐匿。以后，他飘泊海外，穷困潦倒；到抗战时方回国，在1941年后去了延安。 高长虹对鲁迅的不恭和误解，其错在自身，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在更高层面上说，他于抗战时回国，并去革命圣地延安，表明他对时局具有明晰的评断。姚青苗在文中称：“高长虹的皮包里还装着一篇他写的《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未胜利》的草稿，直言不讳地揭露和指斥国民党当权派的腐败堕落与后方社会的混乱、黑暗。”此文还被油印了七八十份，散发给一些“进步同志传阅”，同时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但此文并非出自共产党人之手，而是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的手笔，他们也无可奈何，只好视而不见。” 1941年底，高长虹由向导领路，徒步去了延安。经有关方面考察，“给了他一个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的职务，还在鲁艺兼课。他在延安住了大约五年。1946年随军奔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病逝抚顺，刚届知天命之年。”（姚青苗文）姚说的“病逝”没有说明是患什么病，张放文中则说高长虹的思想、性情，与革命队伍的格调、氛围难以“完全合拍”，“故此生活郁郁寡欢，神智渐出问题，据说四十年代末病故于东北解放区一所精神病院。” 在张丽婕所编的《民国范儿》一书中，有《高长虹》一文，称高长虹生于1898年，卒于1954年。“《太原日报》有文章说，找到了当年在沈阳东北大旅舍招待科负责照料和管理高长虹的当职员工崔远清、阎振琦、李庆祥三位老同志，他们共同回忆……1954年春季的一天早上，二楼服务员向招待所报告，高长虹房间没开门，人们都以为他在睡觉。到了上午九点许，阎振琦见门还未开，赶忙跳到二楼外雨搭上，登高往内眺望，才大吃一惊地发现老人趴在床边地板上。阎设法打开房门，才得知老人已经死亡……经检查确认高长虹夜里系突发性脑溢血死亡。”此文还说：“高长虹生活很俭朴，享受着供给制县团级干部待遇，吃中灶。” 齐白石与装裱名师刘金涛 俗语云，三分画，七分裱。自古及今，佳妙的国画作品，无不经精装细裱而更显风采。于是画家与装裱师之间，往往情深谊重，心心相印。 丹青巨匠齐白石与北京装裱名师刘金涛，便留下一段令人称颂的佳话。
刘金涛 齐白石与刘金涛订交，始于1947年，是因徐悲鸿的荐介。刘金涛生于1923年，出身贫寒，十三岁离别故乡河北省枣强县农村，只身来到北京的琉璃厂宝华斋学习裱画，开始了他此后漫长的装裱生涯。著名画家黄胄的夫人郑闻慧，在《炎黄赤子——回忆我的丈夫黄胄》一书中，就写到了刘金涛：“刘师傅除了是一位裱画工人，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齐白石和徐悲鸿先生生前就是这两位大师的座上客，为他们两位大师装裱过书画，如今他又是李可染和黄胄的好朋友……”著名作家、戏剧家吴祖光，在为《装裱名家刘金涛》一书所作的序中也说：“刘金涛是京城装裱字画的能工巧匠，今天还健在的老一辈文艺界的朋友都会记得当年在北京琉璃厂大街上有一处裱画店，门前一块蓝底金字的匾额是徐悲鸿前辈写的'金涛斋’三个大字。” 徐悲鸿认识刘金涛是1946年秋，“此次来北平，肩负国府重托，接收一度由日本侵略者控制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且被任命为该校校长。”到达后。他首先拜会了老友齐白石，并当面聘请齐担任该校教授；又因张大千嘱托他照应刘金涛，于是“刘金涛由王青芳引荐第一次与徐悲鸿会面”。（王立道《装裱名家刘金涛》）这一年，刘金涛二十四岁。见面前，徐悲鸿已从不少朋友口中，得知刘金涛不俗的艺品、人品，因此一见如故。接着徐悲鸿将自己的巨幅名作《愚公移山》、《九方皋》交刘金涛装裱，而且装裱质量让他极为欣赏，刘金涛的名声也由此广为人知。 《齐白石年谱长编》载：“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八十七岁。在北平。二月，应徐悲鸿之邀，与于非闇、王青芳、李苦禅、李可染、叶浅予、田世光等聚于徐（悲鸿）宅，捐助裱画工人刘金涛。” 在此之前，徐悲鸿为了刘金涛能认识更多的书画界名人，以便拓展他的装裱业务，曾陪同刘金涛去拜访齐白石，热情地推介刘金涛：“我的《愚公移山》、《九方皋》就是他裱的，裱得不错。以后有画不妨让他裱了您看看，满意了，就交给他裱吧。”齐白石连连点头。“不多日子，老人便打发儿子送了一批画来琉璃厂金涛斋……从此，齐白石凡有要装裱的画，都交与刘金涛了。”（《装裱名师刘金涛》） 徐悲鸿目睹刘金涛因缺少资金，租赁的店子太小，又无装裱大画的工作间，决定联合书画界好友帮扶他。徐悲鸿先邀约齐白石、张大千到家里来，“三人兴起，想作画，遂把刘金涛也请来了。金涛不会画画，却善研墨。他研的墨，浓淡适度，泼洒宜人。”这让齐白石、张大千交口称赞。尔后，徐悲鸿“在与白石、苦禅、可染几个商量以后，告诉金涛说：'明天，你去北京饭店请两位厨师来，在我家做些菜，请齐白石、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王青芳、黄均、田世光、蒋兆和、宗其香、吴幻荪等来我家吃饭。已与白石说好，请每位画家至少画三张画，多画不限。画凑齐了，开个画展，卖的钱，都给你，找处大房子裱画。”（《装裱名师刘金涛》） 众画家都积极响应，齐白石不但画了三张，还与徐悲鸿合作了两张。年事已高的齐白石扶贫济困，精神可嘉。 画展顺利进行，百余张画被抢购一尽，全部款项都交给了刘金涛。于是，刘金涛在琉璃厂开了一家比较像样的装裱店，“金涛斋”三字匾额由徐悲鸿亲笔题写。 春去秋来，北京和平解放了。1950年，刘金涛所租的店子到期，房主收回了房子。他虽然可以清平度日，但重租房子又需要一笔钱，他拿不出来。他想请徐悲鸿帮忙，但当时徐正执掌中央美术学院，忙得抽不出身来。于是他请徐先生写了张条子，向齐白石求援。“白石见了悲鸿的信，并不推辞，很快画了四十幅画，交与刘金涛……依他（齐白石）的定价，一尺画二万二千元（旧币），他言明只收一万一千元。而且是四十幅全部卖完后再付款。“（《装裱名师刘金涛》）这些画全部卖掉，金涛又卖了另外几幅画，重新租了原店隔壁的三间房作裱画店。刘金涛对齐白石充满感激之情，又一次让他走进了困境。 刘金涛从1947年认识齐白石，到老人1957年辞世，交往达十个年头。齐白石赠过刘金涛多幅画作，且意在周济，故多不题写受赠者的名字，若遇困难可卖之救急。但解放后刘金涛工作稳定，衣食无忧，齐白石在赠画上就写上刘金涛的名字了，山桃写意画题款为：“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白石九十三岁画赠金涛。”还有扇面画寿桃，题识为：“金涛老弟属。九十三岁白石老人。”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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