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的时候我们是主动选择遗忘，有的时候明明发生了的事，我们就跟根本不知道一样。大量无用的信息，大量真信息、假信息、半真半假的信息，对我们认知习惯的冲击很大。 “所有人都是艺术家”，这句口号早已不只是电子产品的广告词，在图像处理技术的支持下，原先属于“艺术创作”范畴的种种，每个“一机在手”的普通人都可以去做了。但是张力奋教授有点不同。他是正经学过摄影的，扛着大镜头，在暗房里捻新拍完的胶卷，为一张拍得不成功的照片心疼，他都体验过。可是，当他发现手机的拍摄成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立刻成了一个疯狂的手机摄影迷。 在思南书局办的这个手机摄影展，是他办过的第三次同类摄影展。小小的展厅里，展出四十多张黑白照片。房顶的瓦片，拆净了的旧屋，平凉路一户拆迁居民在搬家中一幅画，龙华殡仪馆走廊里的人群，幼儿园门口的接孩子大队，成都北路的“龙柱”，黄浦江上的运砂船……都是的的确确的“寻常”景观，但放大上墙以后，陌生化效应为它们引来了注视、思考和解读。
张力奋上一次办这类展，主题是“2016年上海的最后一天”，他在那天拍了500多张照片，展出的有50多张。他说：“我在回上海之后，用手机拍照一下子多了起来，因为我觉得，我对故土上海的记忆在迅速退化。”一般人只是感叹两句上海“变化快”而已，而他一直在自觉地做着保存记忆的事情：一是拍手机照，二是收集有重大的见证意义的旧报纸。 他旅居、工作二十多年的英国，有着注重保存记忆的悠久传统，无论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各种高等学府、收藏机构，还是民间、社区和家庭。在张力奋看来，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意识是比较弱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以及维护这种集体记忆的基础，都非常薄弱。”展厅中间的展柜里就摆放着几份张力奋收藏的上海旧报纸，每天更换。他积累的中外珍报与印刷藏品总共有近千件，它们都是十六世纪后印刷为王的年代的产物 。印刷品和瞬间成像的数码图像截然不同，却成为张力奋的两种“方法”。“我只关注和收藏中外新闻史上最重要的报刊，以及它所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 展柜中的三份报纸是《新民报》北平版，均为原件，记录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
Q：张教授是2016年从英国回到上海的，后六年里就一直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吧？老报纸是您从专业衍伸出的爱好？ A：我是复旦的全职教授，当然还是有不少学术会议要飞国外。我喜欢拍照，收集旧报纸，是跟我专业做新闻史研究有关，也是我的关怀所在：我们自己的记忆显然有太多的残缺了。我26岁去英国，受过那里的教育后，才明白他们对自己的历史的记录是多么详尽，我们往往觉得英国历史很长，实际上它的历史比中华文明短得多了，但为什么感觉长呢？就是因为他们收集的东西多，他们不但收集自己的东西，还收集全世界的东西。这都是记忆。 Q：确实，我们一说“大英什么什么”就感觉它囊括了一切似的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无所不包。 A：别人说我是“XX收藏家”，我对这个称谓总会比较谨慎。因为我的选择性很强，我只收五百年来有重大影响力的老报纸，并且只收记录某个重大时刻的报纸。我希望我收集的东西能够凝聚历史的瞬间。
Q：在一百多年前，上海这边的纸媒好像特繁荣的样子，是不是有不少人能靠着给报纸写东西来养活自己了？ A：我感觉这样的人是很少的，我是说那些有文艺复兴时期气质的人，他们什么都懂，各种涉猎，能做学术研究，能画画，能写书法，还能给报纸写点文章，《大公报》《新闻报》《申报》等等。这都是兼职做，除了写连载小说的人，他们做兼职很难，必须全职，写着写着，他们忽然发现有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说到纸媒多，就讲汉口路吧，那就相当于英国的舰队街，那么短的一条路，当时开了四十多家报馆，彼此都是竞争对手。《申报》是大报，申报馆是第一家专门为报纸建的馆，其他报社都是租一个民居两层楼，就在那里办事了。 Q：我看到您拍的相片里，有五六张平凉路拆迁房的照片，您是跟那里的老宅和居民有什么亲属关系吗？ A：不是的。那是我带着14个学生一起做的一次田野考察项目，照片是“副产品”。两年前，我们在了解到平凉路有一片拆迁房的情况后，用半年的时间，介入了他们的拆迁，也介入了相关重要居民的口述史，成果写成了一本书，有三十万字，就在这两个月内能出版。
Q：怎样跟他们熟悉起来，让这些居民开口讲他们的故事呢？ A：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用诚恳，把我们的意图全部告诉他们，一点点打消他们的疑虑。这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大部分居民都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访问他们，上来就说你从英国大老远跑过来做这个干什么，纯粹浪费时间，他们说“这里都是破烂，乱七八糟，我们就希望早一天搬走。” 还有就是，一旦要做口述史，一定会触痛他们心中某些伤心的事情，痛苦的记忆，他们若是回避这些，就说不出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花了太多精力，才取得了十五六位居民的信任。 Q：那张家长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的照片，您是怎么想到要拍的呢？ A：那就是我家旁边的一个幼儿园，那条路很僻静，可是每天早上下午，一大群人聚集过来都会妨碍交通。我拍的这是个十分中国式的现象，十分普遍，每个幼儿园门口都这样，上百个家庭。实际上中国城市的安全度是非常高的，上海尤其高，安全记录要比国外很多著名城市好得多，但是人们的内心却又始终有着不安全感。
Q：确实有个对比，东方西方，说不上哪一方做得更对。 A：我觉得这些都是真实的：安全也是真实的，不安全感也是真实的。人们始终放松不下来，总觉得“Something may happen”，于是门口的接送人群就成了一个很大的景观。这种照片我拍了很多，选了这张，我觉得一百年后的人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是需要做一些解释的，这是一个中国人曾经经历过的时代。我不能解释不安全感的成因，不过我可以介入，用拍照的方式。 Q：您有在龙华殡仪馆拍的照片，还有一张一根电线杆下面一个人抱着头的照片。 A：我是比较敏感，对司空见惯的景象我会有不同一般人的感触。这个抱着头的人也是在殡仪馆外边，显然是深度痛苦中的。很多人说张老师能看到别人不能看到的东西，我说是啊，我的眼睛对我来说最重要。敏感是我的性格，也跟我受到的教育，尤其是西方式的教育有关系。我拍的照片很难上报纸，你看到，我的照片都有种淡淡的忧伤的，我想说我是用一种比较自然主义的方式，很自然地关注到那些社会中比较底层的人，或者说，一些在挣扎的人。权力的东西，从我的画面里都是清除掉的，这样场景才会显得正常，我想一种正常的人文主义的感觉也就是这样的吧。我在国外做展的时候有的人说“你的视角犀利”，我也不知道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Q：这些人所处的环境也让我觉得有忧伤感，比如平凉路那些场景。 A：我做田野考察，就想做杨浦区。杨浦区在上海是多么重要，上海的经济少了杨浦区根本不可能，可是它的人文和文化记忆又如此缺位，它只有工业记忆。上海这个城市提供了太多的情绪的可能性。杨浦区和虹口区就不一样，和法租界就更不一样，在每一个环境里我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情绪。必须去关注它们。 我展出的照片里有一张是我外公的老宅。我是在虹口长大的，去年有一次我从封闭中溜出来，边走边看，走着走着发现要到公平路了，我外公以前就住那里，我突发的想法就是，去看看那个两层楼老屋还在不在。结果发现居然还在，上了锁，看起来很平静很普通，但是对我来说就不一样了。我外公在解放后，是按政府的要求开一个烟杂店的，因为铺面开了店，客堂间的光线就给挡住了，我那时就记得外公家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开着灯的。然后还有通往阁楼的那道木楼梯，陡得不得了，我就喜欢去外公家，爬这个楼梯，每次爬都有冒险的感觉，很刺激。 Q：实际上无数环境，根本谈不上也不需要有什么“景观”，你只要置身其中，什么事都不做，都会有感受，我认为是在“存在”层面上的感受。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电子媒介为王，一切都转化为数据碎片，转化为“信息”，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忙于接受所有这些东西。 A：所以记忆的能力也为之折损。每个时刻都有新的东西刺激我们的认知，所以我们就连上周的事情都记不住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主动选择遗忘，有的时候明明发生了的事，我们就跟根本不知道一样。大量无用的信息，大量真信息、假信息、半真半假的信息，对我们认知习惯的冲击很大。
Q：就是“后真相”。 A：是，我一直用的词是“短记忆”。我们一直认为记忆应该是长的，但现在悠长的记忆变得几乎不可能。在伦敦时我没有这么强的感觉，因为有那么多博物馆、画廊，有那么多的书和图书馆，可以引用、可以查找、参考的资料、物品太多，能让我随时从当下退入过去，所以不会产生记忆会快速消失的感觉。 而到了上海之后，大概也是因为离沪太久导致了饥渴吧，我感觉这城市已让我不熟悉了，感到陌生了。我突然发现，手机是我非常好的日记支持，我用来记日记，我看到某个东西没时间细想的话，我就先把它摁下来。时间长了，它就成了一个有效的记录工具。 而且记录的成本几乎低到零了。想我八十年代学摄影的时候，胶卷多么节约，135的胶卷，拍坏一张很心疼，三十六张胶卷，最好能拍出三十七张来，装胶卷时小心一点，多出一张来，我就会觉得赚了。我到了伦敦后借专业暗房冲洗，还是很贵，很麻烦的，三十六张里往往只有一张可看的。 现在成本这么低，可拍的东西那么多，我就觉得我得对得起这个进步的技术。我现在抓拍的技术，我觉得比十年前就进步多了，这是练出来的，我怎么敢用胶卷去练呢？不过我很少去整理自己拍的照片。
Q：您拍了这么多上海的场景，可以说说这几年对这个城市的体会吗？ A：无论是作为记者采访还是作为教授，我对上海的好感度是在增加的，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认为它也比较有温情。我感觉到它越来越方便。伦敦非常好，但是在方便程度上，伦敦不如上海。就都市生活的舒适度而言，上海也很不错。我唯一感到遗憾的地方，是这个世界级的大都市能够提供的文化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城市，毫无疑问它落后于伦敦、纽约、巴黎，落后得太多太多。我在伦敦花很少的钱，排个队就能听到柏林爱乐了，可是这里就不行。假如有一天，世界级的大乐团要搞国际巡演的时候，觉得“上海毫无疑问必须是一站”，到了这个程度，上海的文化地位才算是起来了。 Q：也许亨利-卡迪埃·布列松式的摄影是您想要看齐的？ A：我没有刻意去学他，但是精神上肯定是相通的。我会去拍有反差的东西，有张力的东西，人物都在放松的、自然的状态下，没有刻意地去摆布什么。我希望场景中会有一丁点让你意料之外的东西，也希望有幽默的、新鲜的东西。我会为了等待一个好画面拍很多，因为有时就是几秒钟的差别，光线就不一样了。有时感觉错过了一个场景，我还会回到原地，去捕捉那个场景。 （配图照片均为作者所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