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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秧  作者：蒋正亚
一根长达3米的木杆，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参加集体劳动时“量秧”的工具。 现如今，花甲上下年纪的人，说起“育种”“扯秧”“抛秧”“栽田”“锄禾”“打谷”无不印象深刻，但当我向他们问起“量秧”的时候，却是记忆模糊。也难怪，毕竟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记得。 “远看青枝翠叶，近看翠叶青枝。老子养你一个月，洗干屁股就动身。”说的就是“扯秧”。作为种子的稻谷，在温室里破壳长芽之后，被均匀地撒在秧田里，一月之后，青枝翠叶，长成“禾”的样子，被连根拔起，洗净根部的泥巴，扎成一把一把，抛撒至被“犁、耙、婆滚”熨平的水田里，然后或两三根或四五根一蔸，成行成垅地栽下去。唐人就是这么干的，有诗为证：“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种田人苦呀。尽管扯秧不是最繁重的活儿，主要由妇女来干，但是春插前水冷，夏插时闷热，弯腰弓背，手用暗力，还得忍受蚂蟥的叮咬，扯秧也“扯得人死”。曾记得她们一边扯秧一边讲古的事。有道是，有人出句“稻草捆秧父抱子”，某才子立对“竹篮提笋母怀儿”。她们读书不多，但也记得些道听途说。我似懂非懂，大约也知道是讲人情物理之往复循环。 197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了，十三四岁的年纪已然是半个劳动力，在生产队长伯均爷眼里却是个大知识分子了。双抢季节，他安排给我的工作是“量秧”。 伯均爷比我父亲稍长，辈分却是“爷”，有些口吃，出工的哨子吹起来却是流畅响亮。他是我的邻居，打小就喜欢我。 那时候虽然不再吃“公共食堂”，却依然是大集体，全屋场不分男女老少，统一参加集体劳动，按工分计算成劳动收入。平日里，男人，每日计10分；妇女，每日计7分；小孩，3至4分。一年下来，把工分折算成收入，每十个工分可分得0.2或0.3元人民币，除去口粮，多数人家是“超资”。“双抢”季节，为了“抢收抢插”，则实行“计件（量）工作制”。我的“量秧”即是为“扯秧”计件（量）。 人心是自私的，但人类又有制约自私的办法。按计件计算，扯秧的人会把秧扎成小把，有如一个个瘦小的“羊角粽”，没有人把它扎成一个个肥硕的“狗腿粽”。有人提议，不如“量秧”，即丈量被扯秧的“米”数（那时候，“米”作为一个长度单位，还不被大多数习惯使用，人们习惯使用的长度单位是“尺”“丈”，甚至“米”的读音是“密”）。大家觉得公平，伯均爷特意请木匠做了一根长达三米的量秧杆。 每日出早工，或是出晚工，伯均爷的哨子一响，我就扛着这根比我个头长一倍的木杆，像孙悟空扛着个金箍棒，跟随着扯秧的妇女大军奔赴秧田，一路上颇有几分雄赳赳气昂昂。 “量秧”，却不是预想中的那么容易。 一杆一杆地量过去，一格一格地数下来，量完之后，在小本子上开始记录：“李嫂，6.8米；王婶8.9米……”手上有水，记录下来的字迹被水一沾就模糊了，须上岸根据记忆，重新记录一遍，再报告给计工员伯愚爷（老先生的父亲是地主，阶级成分却是贫农，写得一笔好字），一一登记，以备年终折算成工分或收入。 人心是自私的，但人类又有制约自私的办法。你量长度吧，每厢秧的宽度不一样，大家就左挑右选找那些窄一点的秧田下手。这于我是一个考验。几天之后，我终于发现情况不大对劲。数学知识告诉我，我表面上计量的是长度，实际上是面积。大体来说，每厢秧田的宽度是1.1米，但毕竟有宽有窄，秧田的边边角角甚至还有梯形、三角形、半圆形。我必须用数学公式计算出面积，再除以1.1，才能折算出其长度。某个妇女不认可我的丈量结果，气鼓鼓地向队长伯均爷投诉：“亚婆（我的小名）量得不对，我明明比某娭毑扯得长……”伯均爷说：“你的这厢窄些嘛，要相信亚婆，他是读书人……” 人心是自私的，但人类又有制约自私的办法。你用面积折算成长度，我也自有盘算，反正这秧不是自家的。某个从远地嫁来的婶婶，长得牛高马大，但心眼却是极小。大家都知道她手脚麻利，我在量秧时却发现，她的麻利也有名堂：扯着扯着，就将某段秧苗踩进泥巴里。我说：“……”其实我不敢说，只是指着从泥巴里不时拱起来的秧苗，悄悄提醒她。她一点就明，极像了花鼓戏《打铜锣》里的林十娘，嘴是硬着，心里着实惭愧了。 如今种田，包产到户，工序少了，劳动强度低了，你甚至看不到耕田的牛，基本上采取“抛栽”技术，不用扯秧，更用不着多此一举的“量秧”了…… 但我记得，我曾经用一根三米长的木杆，丈量过少年的时光，以及我根本不懂的人性。 又问同龄上下，那时的“量秧”，是在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妇女们“扯秧”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我的“扯秧”又由谁来丈量？他们说，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了。他们说：那个时候，你就相当于一个吃“轻松饭”的“小干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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