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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7日深夜，一阵强烈的血腥味和烧焦味，笼罩了整座歌乐山。面目狰狞的国民党特务闯入渣滓洞、白公馆，将关押的“政治犯”聚集在一起,疯狂扫射了整整20分钟。紧接着又点燃熊熊烈火，企图将满地的尸体连同罪恶焚毁殆尽。此时距离重庆解放，仅仅只剩3天。却有207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毒手，壮烈牺牲在黎明前夕。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引发举国震怒，民众们纷纷呼吁严惩凶犯。 中共中央也于第一时间成立缉捕组，专门负责捉拿参与“11.27”大屠杀的国民党特务。例如渣滓洞看守所所长徐贵林，就在万人公判大会上被当众枪毙。 然而，当1953年7月20日，又一名渣滓洞特务被判处死刑，准备立即执行时。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竟让法官瞬间改变心意，不仅当场赦免其死刑，还于28年人改评其为“革命功臣”。 这名渣滓洞特务究竟是何来头？他又对革命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两口活棺材，藏满罪恶1948年起，经过解放军强有力的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连连溃败、伤亡惨重、士气也遭受重创，全军上下可谓一蹶不振。尤其是下半年，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接连打响，解放的号角迅速响彻大江南北，国民党是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
极度劣势的局面，令蒋介石愤怒又焦虑。他不甘心就此认输放弃，于是派出大量军警、特务，下令全力搜捕中共党员，企图从他们口中撬出重要情报，借此绝地翻盘、扭转战局。其中在陪都重庆，这个国民党主力败逃中国台湾后，留守残军负隅顽抗的最后基地。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还亲自花费一周时间考察，于歌乐山寻到了一处小煤窑，适合改造为完美的监狱。此地位于山林深处，十分隐秘，且四面八方山峦崎岖，背后还是极其陡峭的悬崖峭壁。不仅防备森严，能确保“政治犯”插翅难逃；还与世隔绝，方便国民党特务掩盖残害同胞的龌龊罪行。这里便是臭名昭著的渣滓洞集中营。其与2.5公里之外的白公馆，被并称为“两口活棺材”。
1948年6月，渣滓洞又迎来了一批新的革命者。其中就包括家喻户晓的江姐。江姐原名江竹筠，19岁便加入共产党，先后负责过通讯联络工作、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发行工作、组织学生运动和发展新党员等等，是重庆地下党的核心人物，人人都尊称她一声江姐。
1948年春节前夕，江姐的丈夫、时任中共川东地委副书记兼重庆地下党领导人的彭咏梧，在一次行动中不幸牺牲，头颅还被敌人挂在城门上示众。彼时的彭咏梧正奉上级指令，组织领导着川东地区的武装起义。就在这群龙无首之际，身为丈夫左膀右臂的江姐挺身而出。她强忍悲痛，送别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毅然决然上了最前线，带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激烈斗争。奈何天有不测风云人，因为叛徒出卖，江姐于6月14日被捕，随即押解至渣滓洞监狱。为了从这位核心人物口中，挖取有关重庆地下党和川东暴动的重要情报，军统特务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老虎凳、辣椒水、吊索、电刑，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酷刑，一一加诸在江姐的身上。她的十指被竹签扎得鲜血淋漓，浑身上下更是被带刺的钢鞭打得血肉模糊，简直体无完肤。
但无论敌人如何威逼恐吓、轮番施暴，江姐始终挺直脊梁，开口只有两句话：“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 不过，在这群残忍暴戾的敌人之中，有一个特务却显得与众不同。那人名叫黄茂才，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不仅打着四川自贡老乡的名号，主动和江姐套近乎；还会趁着四下无人时，对江姐嘘寒问暖，乃至帮忙打扫监舍。
起初，考虑到“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江姐还怀疑，军统方面是意识到毒刑拷打没用，才转变方法，找来个所谓老乡实施软化策略。所以对黄茂才处处提防。直到敌人对策反江姐彻底灰心，将其移送至集体牢房后，她才终于从一位叫曾紫霞的同志口中得知：黄茂才已被成功策反，现在是自己人了。渣滓洞看守，弃暗投明1933年6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出台《中华民国兵役法》，随之开始实施征兵制。“男子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备兵役时，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军事教育，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 
仗着这白纸黑字，不管抗战还是内战，一旦国军减员严重、兵力短缺，国民党立马就会在国统区范围内挨家挨户强制征兵。一边从地主、富商、社会名流手中受贿“买命”；一边强行将贫苦家庭的儿郎送上前线，如若反抗甚至会当场“处决”。而西南一带作为国统区曾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成为了强行征兵的重灾区。
黄茂才于1923年出生在四川自贡荣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他成年以后，黄母每天提心吊胆，生怕儿子被国民党拉去抓壮丁。到了1945年4月，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率8万多大军，向湖南湘西一带发起猛烈攻势。眼看大战打到“家门口”，预感又一轮征兵即将开始的黄母，在极度担忧之下，终于按捺不住。她找上地主家的大少爷刘重威，低声下气的恳求他帮忙给儿子某份差事，再苦再累没工资都好，只要能让他躲过这一劫。彼时刘重威正巧在国民党内部担任要职，是川康绥靖公署二处副处长，同时兼任通讯队队长。或许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被黄母的真诚所打动；亦或党内正值用人之际。刘重威二话不说便在特务机关，给黄茂才安排了份文书工作，还直接将他提拔为少尉军衔。
由于一直生活在消息闭塞的偏僻山区，对外界情况、战争局势不甚了解。黄茂才根本不清楚，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成为了一名国民党特务。他只知道这份工作是母亲费尽心血求来的，自己必须好好干，努力赚钱贴补家用。此后几年间，黄茂才一直勤勤恳恳、矜矜业业。被调动至渣滓洞监狱担任看守管理员后，他也是谨遵前辈们的示范、教导，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严厉管理着这群犯人。然而，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渣滓洞呆的时间一长，黄茂才渐渐察觉到不对劲。这些犯人丝毫不像他原本听说的，是犯下杀人纵火等重罪的穷凶极恶的罪犯。反倒是看守们个个凶神恶煞，动起刑来手段残忍至极。
黄茂才虽不敢当面提出质疑，却情不自禁的缓和了对待犯人的态度。而他的变化，曾紫霞等革命者都看在眼里。她们意识到黄茂才心存道德良知，便决定尽可能将其策反，以实现里应外合，谋求一线生机。就这样，借着放风的机会，曾紫霞悄悄接近黄茂才，先是操着一口地道四川话，跟黄茂才闲聊，然后趁机透露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在确定对方对此的态度，不是害怕、排斥，而是震惊与崇敬后，曾紫霞趁热打铁，开始源源不断给他传输革命思想。从共产党自建党初期，便开始打地主、分田地、为贫苦农民争取权益；到中共战士为抗击日军、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再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等等。
在曾紫霞发自肺腑的劝导之下，革命的种子迅速在黄茂才心底生根发芽。没多做什么犹豫，他立即表达了投诚立场，并明确告诉曾紫霞等人：当然，嘴上说得再怎么天花乱坠，都不如一个实际行动来得有说服力。曾紫霞并非一开始，就给予了黄茂才毫无保留的信任。她留了一线，先后拜托黄茂才悄悄送出去几封不痛不痒的信件，好好试探了一番后，才打心底接纳他、信任他。然后就有了，江姐对这位过分热情的特务看守提出疑惑时，那句斩钉截铁的：黄茂才是自己人。营救计划破产为了最大程度帮助这些身在囫囵的革命者，黄茂才主动向狱长徐贵林申请，负责看管女狱室。然后假意与其他看守交好，摆出一副玩忽职守、耽于享乐的模样。借机频繁出狱送信，成为了江姐等人和中共川康特委之间沟通的桥梁。
根据黄茂才传递来的情报，时任重庆地下党负责人的林向北，很快制定了广撒网式的营救计划。其一，林向北紧急联系上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大队长陈昌。他是中共特科成员，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还曾打入过蒋介石的侍从室。借助陈昌之手，林向北抽选了几名地下党员，将他们安插进入第一旅。按照计划，陈昌会在最短时间内，将他们提拔到班长、分队长、司务长等职位，然后形成良性循环、借机安插进更多人，同时在敌人内部动员策反。逐步将这支负责渣滓洞、白公馆外围警戒工作的第一旅，转变为我党的势力，成为实施营救的一大主力。其二，安排部分成员打入国民党新开设的“干部训练班”和“二十四兵工厂护厂队”，尽可能发展力量，以便行动时进行策应。其三，由黄茂才出面策反渣滓洞警卫连连长武子升，说服对方弃暗投明，关键时候率部起义。
与此同时，江姐、曾紫霞等人也没有坐以待毙。她们不断收集石头、瓦片挖隧道，用罐头的铁皮锯铁窗，想方设法的进行自救。2007年7月，一场大洪水席卷山城，导致歌乐山发生泥石流，渣滓洞遗址遭受损毁。随后的修缮期间，工人意外在2号女牢内发现了一个深1米的大洞，里面藏着一根15厘米的铁条、一块18厘米长的石条、六根铁钉等17件器物。这些物件和那个洞口，正是江姐等人的血汗泪，是她们不灭的求生希望，是她们极力自救的证据。可谁能想到，还没等我方做好营救的万全准备，敌人竟率先出手，打了个措手不及。
1949年9月，随着解放军乘胜追击，接连解放西宁、宁夏、湖北、湖南等地，以及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西北全境宣告解放。一时间，国民党的势力被压缩至西南地区，彻底陷入穷途末路的绝境。气急败坏之下，蒋介石萌生了鱼死网破的念头：无论如何也要最大程度让共产党不快活。作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毛人凤听懂了其中的言外之意，火速制定了代号“密裁”的杀人计划。于9月6日，将西安事变发动者杨虎城及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共6口人，秘密杀害于戴公祠，连宋琦云年仅8岁的儿子小萝卜头都没放过。
而针对在押中共党员的屠戮计划，也就此拉开序幕。10月28日，陈然等10位烈士就被杀害于大坪剧场。听闻风声，林向北胆战心惊，意识到营救计划迫在眉睫的他，立即下达指令：不惜一切代价，展开武装营救。奈何计划赶不上变化，或许是蒋介石的心态从负隅顽抗，转变为了鱼死网破。短短时间内，国民党在重庆的部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干部训练班突然宣布解散；二十四兵工厂护厂队被调往前线作战；陈昌意外暴露，被迫离开重庆，将第一旅化敌为友的方案中途破产；就连已经被黄茂才成功策反的武子升，也于10月份突然接到调职通知。原以为万无一失的营救计划，就这么被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变故，摧毁得彻底。穷途陌路，反动大屠杀此时，蒋介石已经率领国民党大部队撤逃至中国台湾，只留下少数残军做垂死挣扎。至于黄茂才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喽啰，则被提前打发、遣散回家。值得一提的是，黄茂才离开之前，还帮江姐传递了她的遗书。那是江姐写给帮忙养育儿子的朋友的：“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没曾想一语成谶，不幸真的降临到江姐身上，11月14日，她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9岁。尽管黄茂才亲眼见证了江姐的牺牲，但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期待：新中国已经成立，光明已经到来，其他同志获救应该指日可待。11月中旬，眼看刘邓大军已经席卷西南一带，距离重庆仅剩一步之遥。蒋介石带着毛人凤亲自飞回重庆，正式启动屠杀计划。
为了给特务们施加动力，毛人凤还提出了相当狠毒的奖励机制：只要参加屠杀行动，就能获得一大笔奖金，以及一张飞往中国台湾的机票。1949年11月27日晚上，国民党特务闯入渣滓洞，将所有“政治犯”都赶进了位于一楼的8间牢房内。伴随一声哨响，敌人将铁门一锁，端起机枪就开始疯狂扫射，枪声足足持续了20分钟。扫射停歇后，特务分子还不忘进入牢房补刀，确保一个不留。期间，左绍英烈士的女儿，因为被母亲死死护在身下，好不容易逃过一劫。这个年仅11个月的婴儿，被震耳欲聋的枪声吓得哇哇大哭。紧接着“砰砰”两枪，残忍的杀害了这个襁褓中的婴儿。随后，敌人又在渣滓洞里里外外泼满汽油点燃，企图毁尸灭迹。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足足180名烈士悲壮牺牲，仅有15名伤者意外被掩藏在同志们的遗体下，侥幸幸存下来。至于白公馆，同样也遭受了灭顶之外。除了看守杨钦典最后关头弃暗投明，救出自己管辖监室的19人外，其余27名烈士也都全部身亡。如果扩大到整个1949年，牺牲于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则有321人之多。
听闻渣滓洞大屠杀的消息，回忆着江姐等同志的音容相貌、遵遵教诲，黄茂才简直痛不欲生。他甚至一度陷入自责情绪之中，埋怨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没能救出哪怕一个人。但日子还得过，他只能强打起精神，一边照料重病在床的母亲，一边在村里小学教书养家糊口。直到1951年2月，黄茂才曾担任渣滓洞看守的黑历史被挖出。他立即遭到关押审判，不明真相的群众怒斥他是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时隔28年，终于沉冤得雪作为渣滓洞集中营内，负责秘密联络狱内、狱外党组织的唯一交通员，黄茂才的身份无疑属于高度机密。尤其是革命者们基本全部牺牲后，想找一个人证明黄茂才为革命做出的贡献，简直难如上青天。一时间，他的处境就像那句俗语一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时间一晃就来到1953年7月20日，也就是黄茂才与另外4名被判处的反革命分子，正式在万人公判大会上被行刑的日子。“我真的是冤枉的，我不是杀人凶手，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 尽管此前黄茂才已经辩解过很多次，法院方面从未听信过他的一面之词。但这一次，死刑判决已经下达，眼看其余4人都自暴自弃、闭眼准备认罪伏法，黄茂才却还在试图自证清白。他表情和声音中流露出的迫切感和真诚，终于打动了执法人员。于是，在经过仔细商讨后，法官当场改判黄茂才无期徒刑，以便进一步审查核实。不幸的是，由于缺乏实质证据，法院迟迟没能确认黄茂才的清白，他背负“大屠杀刽子手”的污名数十年之久，遭受了无数白眼。幸运的是，因为劳改表现出色，黄茂才多次获得减刑，原本的无期徒刑最终降为11年有期徒刑，1964年便刑满获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7年的努力，他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曙光。1981年5月，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在清理档案时，意外发现了胡其芬烈士所写的《最后的报告》，这也是黄茂才帮忙传递的最后一封信件。“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 对那段历史有着深入了解的馆长，立即将蓝先生和长期伸冤平反的黄茂才联系起来。为了以防万一，他立即给黄茂才写信，告知了这个情况，并附带有曾紫霞的地址。曾紫霞在大屠杀爆发前，被家人营救出狱，由此逃过一劫。此时正在重庆医学院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
这年初秋的一天，黄茂才辗转来到重庆医学院，并顺利见到了曾紫霞。得知黄茂才几十年来的悲惨遭遇，曾紫霞心酸不已。她立即写下一封详细的证明材料，并设法联系上渣滓洞的其他幸存战友，一起为曾带给他们无限光明与希望的“蓝先生”洗刷污名。终于，1981年9月，黄茂才被正式宣判无罪。四川省委统战部还特意发布通知，任命黄茂才为荣县政协委员，每月发放30元生活费。并明确表示：“黄茂才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期间，为我地下党同志做了许多好事，当时是担了很大风险的。” 时隔28年之久，黄茂才终于沉冤得雪，从人人喊打的“刽子手”，成为了受人敬仰的“革命功臣”。谨以此文向他和红岩烈士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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