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解囊资助革命
护法司令辗转襄阳
今天，我们来讲静卧于伏虎山的第一位英雄，这是一位总司令级的人物，刘公。
刘公，原名刘耀瑸，字仲文，1881年出生于襄樊市襄阳区东津镇大旺洲，刘家世代为当地大户，家产丰厚，据说是是清末襄阳三大富室之一，号称“刘百万”。
1901年，刘耀瑸开始了自己的游历生涯。这一年，20岁的刘耀瑸带着书童，从襄阳出发，一路北上，来到了古城洛阳，游览了龙门石窟、白马禅寺，也拜访了当地名士。随后又转入西南，游历了成都和重庆。
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重庆的名人，邹容。
邹容是谁呢？就是那个上了历史课本的名人，在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他写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示钟》、《猛回头》是绕不过去的几本标志性的书籍。邹容虽然只活了20岁，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1902年赴日本留学，结识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1903年在上海出版了《革命军》，提出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影响广泛。同年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经受折磨，于1905年4月3日病死于狱中，年仅21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还特别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
可想而知，结论邹容这样的人，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辞别邹容，刘耀瑸终于来到了当时的风暴中心——武汉，当时正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大办洋务的时候，因此派遣了大批士子学人出国游学，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日本，这当然极大地影响到了刘耀瑸的思想。
1902年，刘耀瑸也来到日本东京，游学于东亚同文书院。在这里，他对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推崇备至。为了唤起国内民众的爱国热情，他自费将上述文章翻印数万册，秘密运回国内，宣传革命。
1905年秋，刘耀瑸在东京与孙中山、黄兴相识，由于有共同志向，三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不久，孙中山先生与小自己14岁的刘公结拜兄弟，并且亲自为他改名为“刘公”，从此，这个名字成为了他对外最为知名的名字。
当时革命经费紧缺，作为家境殷实，而又十分慷慨的“刘百万”，刘公一度成了革命党人的“提款机”。
1905年11月，在日本的中国同盟会拟办一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刘公得知经费短缺，慷慨解囊，为《民报》捐出重金，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刘公出具了收条，举世闻名的三民主义，就是在刘公资助刊印的《民报》上最先发表的。
1906年，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刘公秘密回国，参加起义。可惜的是，这件事情却提前被泄密，导致起义失败。为了躲避军警追捕，刘公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此时，刘公因深度近视，不宜习武，只好转入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07年，刘公等进步人士在东京发起成立共进会。1910年秋，刘公携带着代表了十八行政省的十八星旗、还有革命文告和重要书籍回国，以图谋大事。
对于武昌首义而言，有两个机构的工作非常重要，一个是文学社，另一个就是共进会，在这段时间，刘公就正在主持共进会的日常工作，并且成为第三任会长。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其中，以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
清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的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遂决定抓住良机，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联合反清。然而，起义部队没有任何活动经费，枪支弹药奇缺。于是，刘公又一次主动担起筹集经费的重任。
为了筹集经费，他不惜跟家里人写信撒谎。信上说：“顷蒙清廷驻日本武官保举，为吾捐得一实缺道台，急需白银8000两。”当即得到其叔刘子麟支持，这一笔款由刘家各房分摊，很快汇5000两到汉，随后又汇银3000两。由于刘公捐助巨款，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后，才有经费进行一系列起义准备工作。
首义爆发后，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率军前往汉口和汉阳迎战清军，奈何书生气的黄兴毕竟不是老江湖的袁世凯的对手，阳夏会战失败，汉阳失守，黄兴主张弃守武昌，前往南京和上海，这让武昌革命党人非常气愤，刘公也与黄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此，兄弟反目，这也为后来刘公的悲剧性命运埋下了伏笔。
首义成功后，作为元勋，刘公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后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制定了《鄂州约法》。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鄂州约法》，这可是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试行版本。
武昌组织北伐军时，刘公主动请缨，任北伐左军总司令兼河南安抚使。1912年3月20日，刘公统率左军本部抵达襄阳，扩充实力，积极准备北上。当时的襄阳，正是南北势力的前沿阵地，对抗非常激烈，可见刘公的胆识与气魄，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象他承受的压力之大。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刘公通电讨伐袁世凯，并在汉口组织武装力量。正是由于刘公等一系列人士的带头反对，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刘公任总统府高等顾问。
1918年1月4日，沐鄂陕三省联军司令部在襄阳成立，参谋长李寅宾托病住进医院，刘公接任参谋长职务。不久，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和南阳镇守使吴庆桐两路合击，进犯襄阳，激战半月，终因势单力薄，刘公于1月24日夜率部出襄阳西门，撤离至南漳，从此转战于川鄂边界的崇山峻岭之中。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刘公一直抱病工作，后因肺病日益加重，不得不离开战场，赴上海就医。
荆襄受挫后，联军的一个团长赵荣华投靠北洋军阀，后任襄樊警备司令，这个人对刘公极端仇恨，派人来到刘公的家乡大旺洲，杀人劫物，毁坏庄园。刘公得知赵荣华恶行，整日心情郁闷，受国事家事的困扰，刘公的病情日益加重。1920年4月12日，含恨辞世，时年40岁。
2个月后，刘公的双亲也在上海辞别人逝，相当令人惋惜。刘公的一生，可以说是高开低走，前半段非常惊艳，后半段却晚景凄凉，这与受到黄兴和黎元洪等人的排挤有关。实话说，武昌首义的革命元勋在后来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中，是被严重排挤的，不过，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在这里不做深入探讨。
当然，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看他的遭遇如何，更不能成王败寇，而要看他的主张是否利国利民，从这个点上，刘公始终是值得我们纪念和敬佩的。
1922年，大总统黎元洪追任刘公为陆军上将。1928年10月21日，由湖北省政府主持，刘公的遗骨公葬于武昌卓刀泉寺后山之阴。墓地正面是碑亭，上刻“武昌辛亥首义元勋刘公仲文先生之墓”，碑座正面是林森书写的“浩气长存”四字，左边是胡汉民题写的《刘公传略》，右边是李书城题写的《墓志铭》。可惜这个墓碑今天已经看不到了，现在能看到的是1981年重修的墓碑，今天就静静躺在伏虎山。
1941年1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襄扬刘公。
1956年，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此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公是襄阳刘氏宗族的骄傲，近年来，有不少刘姓人共同出力建立了刘公纪念馆，如今，刘公家庭人丁兴旺，国家太平盛世，如若刘公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他这一生，散尽百万家财支援革命，为了使命不辞凶险，非常值得世人学习，有时间的话，您也可以多了解了解他们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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