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家巴金在第二次赴朝鲜在停战谈判代表团处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

YXEN770 2023-05-03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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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忠诚

电影《英雄儿女》是导演武兆堤、编剧毛烽根据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而成，堪称中国电影史上最杰出的影片之一。小说团圆中的“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团长张振华、王成、王芳、赵连长、小刘”，现实生活中虽然不存在这些人物，但却都是巴金先生曾采访过的像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

由于著名作家巴金为赵先有烈士的亲笔题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在众人眼中赵先有烈士就是“王成”原型之一，但却受到了怀有不同目的人的贬低、攻击。其中郑州大学文学院和图书馆有两位作者写了《巴金与“王成式英雄”赵先友史实考证》，【下文称《考证》，从第46页开始至第50页结束】和《巴金赴朝有关史实正误——四、巴金没有采访过赵先友烈士》，这两篇文章内容相同。《考证》其中一位姓贾的作者还发表了《巴金在朝鲜战地活动事略（上、下）》，【下文称《事略（上、下）》】。

《考证》作者在该文章中说：“张将军（张振川将军）关于巴金采访赵先友事迹的回忆，似乎很难得到资料的证明，……”【见《考证》第46页】

《考证》作者在文中还说：“正因为巴金当时没有机会釆访赵先友的事迹，……几年后在上海创作的《团圆》，并不是以赵先友烈士为原型。”【见《考证》第48页】

这两位作者只考虑到了作家巴金第一次赴朝采访时，“巴金没有机会釆访赵先友烈士的事迹，……”，但却没有想到作家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时，会在停战谈判代表团处采访了赵先有烈士的事迹。所以《考证》这种谬论让人匪夷所思，也不难看出《考证》这篇文章的出现，主要是以自己编写的《事略》为依据；另外就是作者顾头不顾尾、思路狭窄的原因。下面以《考证》为证，看其正误：

一、著名作家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是怎样采访到赵先有烈士事迹的。

1、赵先有烈士的简要事迹。

▲赵先有烈士生前照片

赵先有，1928年生于乐亭县姜各庄镇庄头东村一农民家庭。他于庄头小学毕业后，1947年10月，赵先有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很快被提升为班长、排长、团掌旗员。因表现机智勇敢、英勇善战，曾三次立功。1949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模范党员。赵先有1951年2月随志愿军65军入朝鲜参战，入朝后不久任582团6连副指导员。

1952年10月，为在停战谈判中争取主动，志愿军决定发起秋季战术反击。当时，第65军第194师担任保卫开城和谈判代表团的任务。谈判代表团团长李克农询问194师师长赵文进：“你们有把握打下67高地吗？”赵文进说：“有把握，坚决完成任务！”那时194师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昂，决心夺取新的胜利，迎接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到来。

志愿军65军194师，将攻打67高地和第三次攻打西场里北山（红山包）的任务交给582团。该团命令2营5连、3营7连于10月2日晚8时，同时向两个高地发起进攻。战斗中，分别用45分钟和1小时，攻占了西场里北山和67高地，并各自坚守。敌人反击目标主要对准了67高地。

10月3日，5连将67 高地交给6连防守，在当日战斗中，6连指导员马加林负重伤，副指导员的赵先有带领1排和4班，从翼侧协同阵地上的战士们打退了敌人进攻并坚守。

副指导员赵先有带领连队坚守67高地三天两夜，打退敌人17次进攻，实施反冲峰两次，伏击敌人一次，歼灭敌人562人。

10月5日，敌人向6连扼守的67高地实施了17次反扑，均以失败告终，恼羞成怒。后以一个营的兵力，在8架飞机12辆坦克和3辆喷火坦克掩护下，分5路向67高地冲击。激战中副指导员的赵先有双眼被炸瞎、身上已经五处负伤，阵地上仅剩下他与通信员刘顺武两人，仍与敌人顽强拼杀。在敌人即将冲上阵地时，赵先有命令刘顺武用步话机要求我炮兵“向自己阵地开炮”。战斗到被敌人包围时，在团指挥所又听到步话机里传来赵先有嘶哑而坚定的声音：“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后与敌人交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通信员刘顺武刚刚19岁。

67高地刚刚被敌人占领，6连虽然能参战的人员仅剩有15人，但仍然积极要求反击。团首长认为6连仅剩十几人，决定让4连一个班配属，由6连连长李才率领，分两路在我炮火掩护下反击，很快夺回了67高地。

志愿军65军在保卫开城反击作战胜利后，再次召开了庆功大会，志愿军194师582团光荣受奖，志愿军总部为582团6连记特等功，并发来“英勇顽强、守如泰山的钢铁连”的大奖旗；为582团6连副政治指导员赵先有追记特等功。

▲志愿军总部颁发给6连的奖旗与赵先有烈士立特等功证书

19兵团为582团2营记一等功，并发来“攻防全胜”大奖旗；为582团5连记一等功，并授予“能攻善守痛歼顽敌”奖旗；为582团1连记一等功，并授予“攻如猛虎”奖旗；为582团7连2排、团侦察排记一等功，发来“保卫开城二级英雄排”；为582团的八位同志立一等功，他们是：刘顺武（追记一等功）、关景春、刘殿良、巩振达、胡友万、林菜祚、杨三友、王志荣；65军、194师还为31名干部、战士立了二等功。……” 【见，《582团6连荣誉室资料》、《194师师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中“特等功臣赵先有”第426页——428页；】

这一个个英雄的团队让人感慨万千，这众多的英雄儿女令人钦佩不已。是他们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安宁，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一切，正如：“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抗美前线》所刊发日红的文章，《在步炮坦联合指挥所里》提到“向我开炮”的情节，文中说：“……激战了２０分钟以后，10月5日11时40分（《194师师史》记载是11时3０分），阵地一度被敌人占领。６连报告：敌尸堆满了前沿，６连在多次负伤双目失明的副指导员赵先有指挥下，英雄们和100多个敌人扭打在一起，在仅剩两人危机情况下，他们主动呼唤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决不后退一步……战后，通过调查伤员等又总结了赵先友、刘顺武的英勇事迹。”（《抗美前线》是志愿军19兵团机关报）【见《塵战疆场余墨》54页】

1956年10月，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委员会将582团攻防67高地战斗、三打红山包战斗，编入战例选集。第65军回国后，将其战斗作为经典战例，供全军连排干部在师教导队训练时研究学习。【见，《582团6连连史》、《194师师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中“特等功臣赵先有”第426页——428页】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褚杨在《胜利的回响 | 第八集：<血染的疆场>》中说，“67高地防御战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行，对最终达成军事分界线的协议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65集团军军长郭凤岐、政委杜恒岩根据《65军军史》写的《抗美援朝壮军威》中说：“我攻占67高地以后，敌疯狂地进行反扑，……在成群的鬼子们拥入我阵地的紧要关头，赵先友果敢地用步话机向团指挥所报告情况，请求：'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6连这次防御战，共毙伤敌人810名。我守军还击落敌机1架，击伤9架，击毁敌坦克16辆，击伤17辆，缴获武器一部。据战后查明，敌陆战1团团长因战败而被撤职，营长自杀。……这一英雄的战例，在当时曾受到志愿军总部和兵团首长的表扬，兵团《抗美前线》发表社论表示祝贺，新华社朝鲜前线10月8日、9日分别播发电讯报道这一战绩。”（此文刊登在解放军报社编辑、由长征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我们打败侵略者》一书“强军卷”中）【见《鏖战疆场续闻》第361页——363页】

注：赵先有，实际姓名；赵先友，张振川将军（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团的团长兼政委，后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至离休）、巴金等作家用名。

2、1953年8月，著名作家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为什么要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

在事略（上）》中记载：巴金第一次赴朝采访时，既1952年9月28日、30日、10月1日、2日这些天巴金与65军领导去过停战代表团。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为什么还要去停战代表团处，不了解内情的人是不知所以的。

巴金第二次来朝鲜采访到志愿军65军来，选择到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的团队采访，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特功6连和赵先友烈士事迹是志愿军19兵团的骄傲，巴金前去采访，与志愿军第十九兵团领导的推荐不无关系。

67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取得的战绩是19兵团少见的，不但该团受到表扬，而且还出现了特等功连队和特等功个人这些殊荣，特别是打击了联合国军的嚣张气焰，促进了谈判进行。那时巴金正在19兵团机关，巴金第二次来朝鲜采访，决定到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的连队采访，很大可能是志愿军第十九兵团领导推荐。

褚杨在谈到“67高地防御战的胜利”时还说：“正如谈判代表乔冠华说的，这一仗打得好，大涨了我军的士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有力地配合了我代表团的谈判，你们打得越好，我们'骂’得就更有劲儿。”【见《胜利的回响 | 第八集：〈血染的疆场〉》】

二是，巴金了解“67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的基本情况，知道各级领导对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首先，志愿军19兵团和65军的决心是，不但要攻下敌人的67高地和红山包阵地，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守住它。……【见《鏖战疆场续闻》第134页】

志愿军194师作战科长邓静农在《怀念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友》中说：“67高地之敌人位于谈判会址板门店以南五公里，直接影响到谈判。停战谈判代表团团长李克农（对外称呼为队长）问师长赵文进：'你们有把握打下67高地吗？’师长说：'有把握，坚决完成任务！’”

战斗刚一结束，停战谈判代表团队长李克农又马上让65军前去汇报，65军决定让张振川团长前去汇报。不久李克农还去582团看望、慰问，鼓励部队敢于面对强敌，敢打必胜，多打胜仗；并对该部队取得的战绩予以表彰。李克农要求到6连看看，因6连在后边整训，他只能到前值看了67高地的战场。停战谈判代表团领导、19兵团和65军对此次作战的重视，巴金是清楚的，因回国前时间紧没有采访到赵先有烈士事迹。

其次，新华社朝鲜前线10月8日、9日分别播发电讯报道“67高地攻防战”这一战绩，巴金是会知到的。

还有，巴金第一次赴朝采访回国当天记载：“10月11日6时15分—8时，起床，读兵团《抗美前线》报负责人王楠来送兵团报副刊。……约18时，乘车离开十九兵团回国，……”【见《考证》第6页】

其实，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战斗简报就曾登在19兵团的《抗美前线》报上。虽然巴金回国在即，像这种情况巴金是会知道的。所以，巴金到志愿军19兵团来，就是准备去采访“67高地战斗中的英模”。

三是，巴金采访到65军后，其政治部主任陈亚夫将军又向巴金介绍了赵先有烈士和特功6连的事迹。

巴金来65军，是军政治部主任陈亚夫（赵先有烈士牺牲时的师政委）接待了他，并向巴金讲述了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巴金了解到67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战斗情况，知道582团占领这两座山意义重大，准备前去采访。

另外，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在去194师前一天，先去了停战代表团一天。很可能是65军政治部与停战代表团驻地距离较近，巴金第一次赴朝采访与谈判代表团领导熟悉，久别看望。更可能是65军军政治部主任陈亚夫向巴金讲了，攻防67高地的大功2营、特功6连、大功5连就在停战代表团处执行任务，以便了解。

3、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特功6连在停战代表团处执行任务，巴金采访与其同吃、住在一处21天（1953年8月20日——9月9日）。

《考证》作者万万没有想到，巴金第二次赴朝鲜，会在停战代表团处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至该军即将回国之时。《考证》作者也不知巴金第二次赴朝鲜，先去志愿军第65军，再去194师是干什么？

《事略（下）第6页》文章中写了：“1953年8月18日巴金与王道邦（军长兼政委）去194师，见到师长齐景武、师政治部乔主任，后回65军军部。”注：此段《事略》有错记，应为：“见到师长齐景武、师政治部齐主任”，即齐振华主任，【见《194师师史》第328页】。

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事略（下）》中，巴金1953年8月18日到194师目的就是为见见师领导？为什么不写巴金去194师干什么？由于《事略》的漏写、漏记，致使《考证》作者不了解内情，是造成其错写、错记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巴金决定去194师的目的就是先到师里了解67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战斗情况，再准备前去582团和6连采访赵先有烈士和他生前所在的连队，这是巴金的逐级采访，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

时任194师的师长齐景武、政委刘绍先、主任齐振华对赵先有烈士事迹也很清楚，因为，赵先有烈士牺牲时齐景武任代师长、刘绍先任政治部主任（1953年年初任194师政委），赵先有烈士牺牲后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墓碑碑文就是他俩以师长、政委名义写的。假如巴金这次来该师就是不提采访赵先有烈士的事迹，齐景武师长、刘绍先政委和齐振华主任也会提出来。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赵先有烈士展牌、墓碑

当194师领导简要介绍了特功6连和赵先有烈士事迹后，告知巴金，582团特功6连在我停战代表团驻地执行任务时，巴金随即决定去我停战代表团处采访。

在《事略（下）第6页》中，这位姓贾的作者也写了“1953年8月20日——9月9日，巴金去了开城、停战代表团”。

据194师师史记载：“1953年8月3日582团2营到我谈判代表团驻地，担负看管战俘与警戒任务，582团（欠2营）到土城里、山里地区担负修筑飞机场任务。”【见《194师师史》第192页、193页】

以上这段《194师师史》记载了巴金去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连队处采访。可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在他写的《事略（下）》中查不到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的记载。但是在《事略（下）第6页、7页》从8月24日至9月9日，可查到就有9天没写巴金在停战代表团处的活动记录，为什么？这也是他发的《事略》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那么，作家巴金会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吗？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是，从巴金第二次来朝鲜采访的目的和其活动记载看，巴金会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

巴金第二次来朝鲜采访，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进一步补充素材，收集更多的英雄事迹，为将来的创作奠定基础。他在第一次赴朝采访回国前，就已听说过582团的“三打红山包和攻防67高地战斗”，听到过和看到过“67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战斗”有关报道，只因回国前时间紧没有采访到赵先有烈士事迹。因此，巴金这次到志愿军19兵团来，就是为采访582团“三打红山包和67高地攻防战”英雄们事迹的。

另外，巴金第二次来朝鲜采访先到志愿军19兵团，再去65军，又去194师。按张振川将军回忆，作家巴金采访过他后，紧接着就去了赵先有生前所在连队采访（见本内容“五是”）。应该明白这是为什么？明显可看出巴金是在逐级采访。所以，巴金是不可能不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的。

二是，《事略（下）》9天没写巴金在停战代表团处的活动记录，这意味着什么？

巴金在1953年8月20日去了停战代表团，与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的特功6连在一起21天，巴金会不理睬？他能放弃对赵先有烈士以及那次67高地战斗英模事迹的采访吗？《事略（下）》中，“巴金在停战代表团处9天没写他的活动记录，”是出现漏写、漏记的问题呢？还是其他问题呢？笔者认为，这9天就是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及其他英模的证据。

三是，从巴金对65军其他英模的重视，便知巴金肯定会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

“1952年9月26日——9月27日，巴金参加65军庆功会，听功臣和立功单位典型报告，作报告的有俆申、陈超……。”【见《事略（上）第13页》】“而在1953年9月4日（此时间巴金正在停战代表团采访），利用机场竣工大会这一机会，见到了陈超（580团）、俆申（577团）2位英雄。”【见《事略（下）第6页》】

巴金对两位一等功臣如此重视，那么，巴金与582团在67高地战斗中，立下大功的2营、特功6连（在朝鲜战场上65军唯一立特等功的连队）、大功5连，同吃同住在停战代表团一起一个来月这么长时间，这么近距离接触，巴金即有机会又有时间采访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巴金不去采访这可能吗？

四是，从《考证》的说法看，巴金是绝不可能不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的。

《考证》中说：“虽然日记不可能事无巨细一件不漏，但是，如果有釆访赵先友事迹这样的大事，是绝不可能漏而不记的。”【见《考证》第48页】

作家巴金与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的连队同在一处21天，按照《考证》作者的说法推断，“有釆访赵先友事迹这样的”机会，巴金是绝不可能不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的。只是巴金在停战代表团采访赵先有烈士等英模，这9天没有记载而已。假如，《事略（下）》中写了这9天巴金去做别的事情，你能相信他不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吗？

志愿军65军作战参谋洪泗一和志愿军582团3连战友杨嘉森、6连战士关景春、5连2排长王志才，以及2000年时任582团团长吴建新，在他们的文章中和接受记者采访都提道：“1953年，著名作家巴金在朝闻讯后，巴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见下文）

五是，张振川将军在“回忆录”的多篇文章中，提到巴金曾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

张振川将军曾在《祝贺巴金同志百岁诞辰》文中说：“一天，师政治部主任还有文化科长王文清（后来我们团任主任）陪巴金来我582团进行采访。巴金说：'我听停战谈判代表团说，你们团三打红山包，攻防67高地，打的很漂亮，美国人武器强，我们士气强，英勇顽强……’我说：'我们志愿军65军1952年奉命担任保卫开城，保卫我军谈判代表团的任务。……当时我团受命在开城前线，谈判帐篷南5公里组织反击作战，连续三打红山包，攻防67高地，全歼了敌人。敌人不甘心失败，连续三天集中力量猛攻我新占领的67 高地，到1952年10月5日，我团6连坚守67高地已经三天两夜。那天，经过反复拼杀，我军阵地上只剩6连副指导员赵先友，通信员刘顺武两个人，仍顽强与敌拼搏。那时，赵先友已5次负伤，双目失明，由负伤的通信员搀扶着他与敌拼命。最后敌人的飞机轰炸，敌数个炮兵群猛烈轰击，敌人的喷火坦克的火焰，使我阵地变成一片火海。这样的严重情况下，赵先友他们俩绝不后退一步，还用步话机向团指挥所呼叫：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

巴金同志听我介绍67高地顽强战斗情况，特别对赵先友他们顽强战斗精神，很感动，他要求到6连去看看。我们的主任王克昌与师王文清科长陪巴金同去6连。”【见《鏖战疆场续闻》第130页、131页】

笔者看到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曾有多篇文章提到“巴金曾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这是当事人最直接的证据。

志愿军46军参谋梁新如（后任青岛警备区副司令员）曾发文《三八线上遇巴金》。在该文写到：“1953年我志愿军46军在三八线上召开的'双夹山战评会’上我见到作家巴金，经人介绍我是46军司令部任参谋，并与其交谈。……巴金还谈到自入朝后，一直在西线兵团部队中活动，访问了194师坚守67高地的特等功臣赵先有等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

46军参谋梁新如这篇文章更加证实了，张振川将军所说的真实性，这些亲身经历是无可非议的。而且还有赵先有烈士的同连战友还亲身接受过，同营战友亲眼看到过，同军首长、战友知道或听到过“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其亲身经历是不可否认的（见下文），此事实是无可置辩、众目昭彰的。

而《考证》作者既非亲眼所见，又非巴金身边工作人员，更不了解1953年作家巴金在停战代表团采访的内情，仅凭自己写的《事略》是否认不了“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的。

另外，巴金去停战谈判代表团处，还采访了我方归俘、了解了我方对外俘的管理等情况。当然，这也是作家巴金来停战代表团采访的目的之一。

4、有关“陈亚夫将军”的文章，印证了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是1953年他第二次赴朝鲜采访时。

张振川将军在《怀念抗美援朝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友》中写道：“当时，我国著名作家巴金同志正在我军采访，正赶上我师陈亚夫政委调到军里当主任……我向他（巴金）介绍了赵先友同志的英雄事迹。”【见《鏖战疆场余墨》第60页】

因582团三打红山包和攻防67高地战斗胜利后不久，巴金第一次赴朝采访回国（1952年10月11日），当时65军政治部主任是陈宜贵将军，还不是陈亚夫将军。陈亚夫将军任65军政治部主任时间是1953年1月【见《65军军史》续表5】

所以陈亚夫将军在任65军政治部主任时，张振川团长见到作家巴金，只能是1953年巴金在第二次赴朝采访时。

作者王林芳在《陈亚夫：“我们一定要咬牙坚守！”》一文中是这样写的：“陈亚夫，原名陈凤元，河北满城人。……当时，著名文学家巴金等人正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身为六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陈亚夫就在保卫开城反击战胜利后向巴金等作家介绍了赵先友和通信员刘顺武在危急时刻，要求自己的炮兵'向我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迹，并将巴金介绍到五八二团采访。巴金根据赵先友和其他英模人物的事迹创作了小说《团圆》。”（作者王林芳：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副处长）

在《父亲的至交陈亚夫将军》和《陈亚夫将军与<英雄儿女>》中也有这样的报道：“因将军介绍烈士事迹才有了电影《英雄儿女》。抗美援朝期间，陈亚夫伯伯任65军194师政委、……陈伯伯后调任65军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此任上，陈伯伯在有一次接待作家巴金讲述了一个65军战士赵先友的事迹，后来巴金就根据陈伯伯和赵先友烈士所在团团长张振川讲述和他采访到的其他英雄人物事迹写了一个小说《团圆》，……根据小说《团圆》改编摄制了电影《英雄儿女》。”【见网页】

作者梁爽在《【娓娓道来话燕赵·光耀燕赵】陈亚夫》文中是这样写的：“……陈亚夫作为志愿军六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专门向巴金等作家介绍了赵先友和通信员刘顺武在危急时刻，要求我方的炮兵'向我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迹，为巴金创作小说《团圆》奠定了基础。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摄制电影《英雄儿女》。从那时起，王成的战斗呐喊激励了无数共和国的勇士。”【来自：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

张振川将军在《文武双全的老政委》中写道：“陈亚夫政委在我们反击作战后确实和电影王文清政委一样，到军里当了政治部主任，……巴金同志在我们反击作战后来过我五八二团，……巴金同志和我们陈政委很熟。”【见《鏖战疆场》第319页】

张振川将军说的第一个“反击作战后”，是指的1953年后，因陈亚夫将军是1953年1月任的军政治部主任。另外，在582团反击作战时巴金在19兵团政治部，在194师反击作战还未结束就回国了。所以，“巴金在反击作战后来过我582团”，也只能是1953年第二次赴朝。

“……巴金同志和我们陈政委很熟。”，主要是指1952年巴金赴朝鲜采访在194师住了一段时间，当时陈亚夫将军在该师任政委，还向巴金讲述了“一打红山包”的情况；1953年巴金第二次赴朝鲜采访在65军军部，是陈亚夫接待的巴金，并向其讲述了赵先有烈士事迹，所以他俩很熟悉。

张振川将军在《鏖战疆场》中记载：“志愿军第65军1951年8月进入到朝鲜开城前线，担任保卫开城的光荣任务。……在朝鲜开城前线作战1年零11个月，我军终于圆满完成了保卫开城、谈判代表团的光荣任务。”【《见鏖战疆场》255页、266页】不难看出“圆满完成任务”也是“开城前线作战胜利后”，指的是1953年7月27日停战谈判签字以后。

在《194师师史》第192页记载：“1953年春季，我师进行了紧张、充分地反登陆作战准备。4月下旬，我志愿军10个军协同人民军的两个军团，向敌发起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进攻战役。……经过长期斗争，敌人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

从以上张振川将军“回忆录”、有关“陈亚夫将军的文章”和《194师师史》看，证实了张振川将军曾在文章中写的：“反击作战后、开城保卫战下来、开城前线作战胜利后，巴金来我团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都是指巴金在1953年第二次赴朝采访的赵先有烈士事迹。

二、《事略》存在错写、错记，其漏写、漏记的问题显而易见，致使《考证》一文颠倒黑白。

笔者认为无论是小说、文章、笔记以及回忆录，都可能有错写、错记，漏写、漏记的问题。

那么，《事略》作者虽然参考了巴金的“日记编”，其《事略》中就有多天没有巴金活动记录，有记载活动的，有的还存在没有写明巴金去干什么？如果《事略》全部照抄了巴金所有的“日记篇”，则属“日记篇”漏写、漏记，否则《事略》就是参照的资料不全或有其他的问题。本文只是查到了《事略》中有关巴金在志愿军65军采访的部分错写、错记和漏写、漏记，其他问题还有待于查证。

1、《事略》存在不了解内情的错写、错记，其漏写、漏记致使《考证》扭是为非。

①《事略（下）》第6页写的：“1953年8月16日，巴金见到65军政治部的陈宜贵。”实际是1953年1月陈宜贵就已经不任65军政治部主任，此时陈亚夫（赵先有烈士牺牲时的师政委）已任65军政治部主任。所以，1953年8月16日，巴金见到65军政治部的是陈亚夫将军，这是《事略（下）》的错记。【见《65军军史》续表5】

②《事略（下）》第6页写的：“1953年8月16日至8月19日巴金在开城、65军军部”，“在8月18日，巴金与王道邦（军长兼政委）去194师，见到师长齐景武和师政治部乔主任。”此段《事略》有错写，应为：“师政治部齐主任”，即齐振华主任。【见《194师师史》第328页】

这里《事略》不仅有不了解内情错写，更重要的是作者漏写了巴金去65军军部和194师干什么？这是致使《考证》扭是为非、错写原因之一。如果写明了巴金去干什么，就不会致使《考证》一文颠倒黑白。

③《事略（下）》中巴金在停战代表团处有多天的活动漏写、漏记，这是使《考证》错写的主要原因。

在他写的《事略（下）》第6页、第7页中，1953年8月24日、26日、27日、29日，以及9月2日、5日、7日、8日、9日，巴金在停战谈判代表团处共9天没有其活动记录。此时，巴金与67高地战斗中的大功2营、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的特功6连及大功5连都在停战代表团处，近一个月，巴金会不理睬？是谁把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给抹去了呢？还是出现了漏写、漏记的问题呢？

为什么“漏而不记”？这只有《事略》作者知道，正常情况应该不会把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记载抹去，那就是《事略》记载不全。

志愿军65军作战参谋洪四一、志愿军582团3连战士杨嘉森都曾发文提到：“1953年，著名作家巴金，亲赴五八二团，用近一星期时间采访了赵先有烈士等英雄模范人物。”与《事略（下）》中巴金在停战代表团处共9天没有活动记录相吻合。（见下文）

④作家黄谷柳在他的《虾球传》中记载，“582团团长张振川在砂川河前沿的团指挥所里接待过巴金和黄谷柳。”但在他发的《事略》中同样也找不到。这也说明《事略》是半半拉拉、残缺不全。

⑤巴金在第一次赴朝采访临回国前曾3次（4天）去停战谈判代表团参加活动、辞行等。第二次赴朝采访去停战代表团处，按常理巴金肯定会见其主要领导，但在《事略（下）》中，巴金去停战代表团处，没有与主要领导会见巴金的记载。

其时任谈判代表团指导员乔冠华此时正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他在《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文中说：“我在停战后在朝鲜又呆了一年，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才回来。”

另外，巴金曾与张振川说：“我听谈判代表团说，你们团三打红山包，攻防67高地，打的很漂亮，美国人武器强，我们士气强，英勇顽强……”【见《鏖战疆场续闻》第130页】这句话也证实了巴金与谈判代表团领导见过面，巴金如见谈判代表团领导肯定会说明来意。但在《事略（下）》中，巴金去停战代表团，也没有与指导员乔冠华见面的记载。《事略》的漏写、漏记，致使《考证》扭是为非，造成错写的重要原因。

⑥作家巴金与团长张振川见面，《事略》应记载而无记载。

一是，在《事略（上》中记载了巴金只一次去582团，即“1952年9月19日，二打红山包时，王道邦军长（兼政委）邀请巴金去582团指挥所观战。”应该说张振川团长会与作家巴金见面，但《事略（上）》还没他俩见面记载。

二是，《考证》说：“张将军曾先后任581团、582团团长，在这过程中，与巴金可能会不止一次接触，所以给他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但在《事略》中查不到他俩见面记载，那么“相当深的印象”从何而来呢？

三是，张振川将军在“回忆录”中有两次见到巴金。一次是1952年在一起吃过饭（很可能是作家黄谷柳回忆的那次）。【见《鏖战疆场》第324页】第二次就是张振川将军在《文武双全的老政委》写的：“陈亚夫政委在我们反击作战后（1953年）确实和电影王文清政委一样，到军里当了政治部主任，……巴金同志在我们反击作战后来过我五八二团，……”【见《鏖战疆场》第319页】但在《事略》上也都无记载。

⑦作家巴金在志愿军65军采访志愿军英模，《事略》应记载而无记载的颇多。

巴金第一次赴朝鲜采访大概时间7个月，除在志愿军第63军和坦克1师约70天，以及在志愿军19兵团政治部、谈判代表团外，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志愿军第65军采访。

志愿军65军1951年获一等功以上的英雄14名，1952年后获一等功以上的英雄15名。【见《65军军史》】但在《事略》中有采访记载的仅仅4名，既581团的赵伯生、曹邦国，而577团徐申、580团陈超是巴金第二次赴朝鲜采访见到的。巴金在志愿军65军采访应记载，而在《事略》中没有记载的有以下英雄：

一是，193师通信连断臂英雄赵树森（1951年获志愿军总部批准）。在《事略（上）》中记载：“巴金在1952年5月，曾去193师通讯连”，实际上是因断臂英雄赵树森才去该连，按《考证》的说法应属“是绝不可能漏而不记的”。但在《事略》中关于断臂英雄赵树森确只字未提，这个战斗英雄就应该漏而不记？

二是，志愿军65军583团，在1951年“佛国山”战斗中，涌现出（赫玉忠、范海亭、赵纪才、范属儿）4名一等功臣。其中，在《65军军史》上，有巴金等作家、艺术家采访范属儿的照片，而《事略》却无采访范属儿的记载。

另外，在《事略》中有巴金曾于1952年4月20日至4月30日，在志愿军65军583团采访的记载，巴金与该团团长齐金炳也留有合影照片，但这4名英雄在《事略》中却只字未提。【见《65军军史》、《事略》（上）第5页】

三是，还有65军二级射击英雄刘四、二级爆破英雄梅怀清，作家巴金都曾在其部队采访过，但在他发的《事略》中同样找不到巴金采访他们事迹的记录，只是在庆功会上显示出他两人的名字。

四是，584团二级爆破英雄郑定富，在他发的《事略》中同样找不到巴金采访他事迹的记录，不知是巴金没有去该团采访呢？还是《事略》把他漏记了？

五是，志愿军65军582团团长张振川、一等功臣关景春都曾发文，巴金曾采访过他俩和该团在67高地战斗中的志愿军英雄，但在《事略》中还是没有采访记载。

还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二级英雄、二级模范和特等功臣以上者三百多名，巴金采访了很多英雄人物，而在《事略》中记载巴金采访英雄的名字少之又少。所以，特等功臣赵先有在《事略》中查不到，是属于正常的。

以上的事实足够证实了《事略》漏写、漏记，造成《考证》不了解内情，顾前不顾后，致使这篇文章错写、错记是必然的现象。也说明张振川将军说的“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是毋庸置疑的。

2、《考证》之所以曲解了事实真相，是该文作者思路狭窄，只把《事略》作为依据所致。

《考证》这篇文章，从开头的盲目否认、中间虚幻的分析、至尾部不实的结论，充满了想入非非、舐皮论骨，致使不了解内情的人会对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疑窦丛生。

①《考证》不了解内情的错写、错记。

一是，《考证》文章第48页写了，“10月2日晚8时，582团在前线开始'二打’战斗，”就应为“10月2日晚8时，582团在前线开始'三打’战斗。”而“二打红山包”战斗是在9月19日进行的。【见《194师师史》第164页、167页】

二是，《考证》在第48页说：“'三打’和67高地攻防战10月7 日刚结束，对于赵先友烈士的事迹，还来不及全面总结，……”其实，“三打和67高地攻防战”是10月2日开始，6 日结束的。【见《194师师史》174页】

而10月7 日结束的是由584团第二次攻打的８６.９高地战斗。第一次攻打８６.９高地战斗与“三打和67高地攻防战”同时开战，相距仅几公里。【见《志愿军65军在开城重要战役战斗》】

三是，在《考证》文章中写到：“也就是说，10月5日后他（指巴金）既没有外出采访，也没有见到194师或582团的人来兵团汇报。……如果有釆访赵先友事迹这样的大事，是绝不可能漏而不记的【见《考证》第48页】”这就是《考证》提出“巴金没有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的一个依据，这就是《考证》作者不了解内情，妄下断言。

张振川将军在其“回忆录”《朝鲜前线三见李克农》中写道：“那是1952年10月上旬，我们三打红山包同时攻防67高地战斗胜利后，军里通知说，谈判代表团首长，要65军去人汇报开城前线反击作战的情况，军里决定叫我去……我汇报了我军在板门店右翼三打红山包、攻防67高地、两打86．9高地。……”【见《鏖战疆场余墨》第141页】

张振川将军前去汇报的时间是10月上旬，那肯定是在巴金回国前（巴金10月11日回国）。三打红山包和六七高地战斗及86．9高地战斗是19兵团在1952年打的一次最大的仗，虽然张振川团长是给谈判代表团领导汇报，像这种情况65军和19兵团领导会不了解其战斗情况？战斗开始当天巴金刚刚离开65军，这三场战斗结束时巴金还在19兵团（此时194师反击作战还未结束），虽然巴金没有亲自采访，巴金会不过问、不知道战斗情况？而《事略》中却只字未提。

四是，《考证》作者在文章中说：“有的作者更进一步发挥，有声有色地演绎出巴金创作《团圆》的一些情形：

……巴金在战斗结束后迅速来到582团，采访了张振川。………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采访和素材积累，以赵先友、张莹珊等志愿军众多英模人物为原型的小说《团圆》也初具规模。（此段为作者张保平、袁燚《战地黄花分外香》的一段话）

《考证》作者说：“但是，张将军关于巴金采访赵先友事迹的回忆，似乎很难得到资料的证明，而一些作者演绎出巴金以赵先友为原型创作王成形象，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见《考证》第46页】

首先，张振川将军关于巴金采访赵先有事迹的时间回忆，写的是“反击作战后、开城前线作战胜利后、开城保卫战下来”采访的赵先有烈士事迹，都没有写出“巴金在战斗结束后'迅速’来到582团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见《鏖战疆场》第319页、《鏖战疆场续闻》第145页、第400页】

笔者在本文“有关“陈亚夫将军”的文章”已分析了张振川将军写的“反击作战后、开城前线作战胜利后”或“开城保卫战下来”这些采访的时间，确认了巴金是在1953年他第二次赴朝鲜时采访的赵先有烈士。

其次，赵先有烈士的很多首长、战友亲历和亲眼所见，证实了“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而且还有《65军军史》、《194师师史》和《6连连史》的佐证（见下文）。这些直接、间接的真凭实据不比《事略》作者写的更有说服力？而《考证》作者说：“很难得到资料的证明”，是他不了解内情的错写。

再次，《考证》作者说的：“一些作者演绎出巴金以赵先友为原型创作王成形象”，此话单从字面上看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没有一位作家、作者这样写的。

张振川将军及一些老兵写的文章，都认为“王成”是众多英雄的化身。包括《考证》批评的记者张保平、袁燚发文都没有说：“巴金只以赵先有烈士一个人为原型创作王成形象”，都是以“很多、许多、众多和等烈士”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团圆》。

即便是“一些作者写出巴金以赵先有烈士为原型创作王成形象，”也不足为怪。因为：⑴赵先有烈士的首长、战友见证了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⑵与“王成”一样，赵先有烈士也是“战斗到最后在山头勇敢地牺牲了”，并且在牺牲前喊出“向我阵地开炮”；⑶赵先有烈士不仅有小说《团圆》中赵连长的形象，也有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形象；⑷巴金老人为赵先有烈士题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这也是作家巴金认可赵先有烈士是他笔下“王成”原型之一。所以《考证》不可思议的指责、否认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另外，“《考证》作者在文章中说：“有的作者更进一步发挥，有声有色地演绎出巴金创作《团圆》的一些情形：……”【见《考证》第46页】《考证》作者则抓住作者张保平、袁燚发文写错了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的时间，批评其“在演绎”。

笔者看到作者张保平、袁燚和有的作家、作者在文章中写的是：“作家巴金1952年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可能是因为：赵先有烈士1952年牺牲，且作家巴金1952年曾在该部队采访过；主要还是因为，张振川将军在“回忆录”中，写的是“反击作战后”、“开城前线作战胜利后”或“开城保卫战下来”巴金来582团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没有写明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的具体时间。不了解内情的作家、作者可能会误认为这是1952年。

笔者还看到有的作家、作者写的是赵先有烈士是在坚守“红山包”战斗中牺牲的，实际是在坚守“67高地战斗”中牺牲的。第三次攻打红山包和攻打67高地是同时进行的，敌人反击主要对准的是67高地，我军总共击退敌人29反击次后，敌人再也不敢与我们的勇士们较量了。

作家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有他诸多首长、战友见证。有的记者、作家虽然写错了采访的时间，只是不了解巴金采访的时间而已，报道的事实是真实的。而由于《事略》的漏写、漏记，《考证》错写少吗？如果记者张保平、袁燚的文章算演绎，《考证》一文将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给曲解了，那算什么呢？

五是，《考证》文章中还写到：“激战了 20分钟以后11时40分，阵地一度被敌人占领。……六连在多次负伤双目失明的副指导员赵先友指挥下.英雄们和100多个敌人扭打在一起，他们主动呼唤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绝不后退一步。最后全体壮烈牺牲。……”（注：此段为记者日红写的文章，曾刊在《抗美前线》。）【见《鏖战疆场余墨》第53页】

《考证》作者却说：“至于如何'呼唤炮火’，喊了什么话，恰恰没有写出来。待到对赵先友烈士的事迹全面总结、请功、褒奖之时，巴金早已在国内了。”【见《考证》第48页】

首先，作为一个“文学院”的作者能作出：“至于如何'呼唤炮火’，喊了什么话，恰恰没有写出来。”的结论，真让人感到惊讶！难道“他们主动呼唤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绝不后退一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清楚？

张振川将军与他的战友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和发表文章，都提到赵先有烈士战斗到最后要求向自己阵地开炮，两位作者也应该看到。另外，在巴金老人没有为赵先有烈士题词前，《194师师史》已经把赵先有烈士定格在“王成式的干部”。【见《194师师史》第175页】还有，原第65集团军军长郭凤岐、政委杜恒岩根据《65军军史》写的《抗美援朝壮军威》中说：“……赵先友果敢地用步话机向团指挥所报告情况，请求：'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见《鏖战疆场续闻》第362页】

其次，《考证》后面一句话：“待到对赵先友烈士的事迹全面总结、请功、褒奖之时，巴金早已在国内了。”这就是《考证》否认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的依据？《考证》作者只考虑到巴金第一次赴朝采访，没有机会釆访赵先有烈士的事迹，但却没有想到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来停战代表团处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是因在他自己写的《事略（下）》中，没有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的记载，就以为巴金不可能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这还是《考证》作者不了解内情的错写？

由上，《考证》的说法就是咬文嚼字、吹毛求疵，也属他俩顾前不顾后、不知就里。

②《考证》不切实际的分析。

在《考证》第49页说：“巴金没有采访“第三打”战斗和赵先友烈士事迹，那么张将军所回忆的巴金采访又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问题可能在于：一、巴金曾在65军194师包括581 团、582团体验生活，与指战员接触很多。……张将军曾先后任581团、582团团长，在这过程中，与巴金可能会不止一次接触，所以给他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

此段不仅属于《考证》水中捉月的错记，而且《事略》中没有他俩“接触”的记载。

一是，张振川将军根本没有在581团任过团长，而是1951年就到582团任代团长，1952年任582团团长，后又兼政委。而1952年至1953年是由安东任581团团长。《考证》不了解内情，难怪他扭是为非。【见《194师师史》第327页、328页】

志愿军194师581团团长安东曾在《安东和他的“王成式”战友们》一文中讲述：“巴金深入我团采访，与我们同吃同住近一个月。……（见下文）”

作家巴金1952年3月第一次赴朝鲜采访，而张振川将军1951年就到582团任代团长，两人在581团不可能见面，也就是说，巴金在581团采访与团长张振川没有任何关系。《考证》所说：“张将军曾先后任581团团长……”这纯属无中生有的错写、错记！

二是，在《考证》文章中写道：“巴金曾在65军194师包括581团、582团体验生活，与指战员接触很多。”而在《事略》中只能查出巴金只有一次来582团，即“9月19日晚上'二打红山包’时，巴金已经在65军军部，王道邦约巴金到前线582团指挥所一起观战。”即便是巴金去了582团，在他自己写的《事略》中也无张振川与巴金接触的记载，更找不到“接触很多”的其他记录。所以《考证》说“相当深的印象”，也属空穴来风的错写、错记！

三是，在《事略（上）第12页》中记载“1952年9月5日——9月7日巴金在194师师部。9月6日王科长让赵杰仁（582团战士）来谈，巴金与赵杰仁谈了2个多小时并合影留念”，从文字上看，谈话是在194师师部进行的。《事略（上）》中根本没有巴金去582团见到张振川团长的记载。

四是，《考证》第49页文中说：“9月29日，65军政治部陈主任又与巴金一起到194师政治部刘主任（按：刘绍先）那里，听582团政治处（李）主任汇报'二打’（即'小仗’）情况。”【《事略（上）第13页》也有记载】可见上面写的很清楚，巴金去的是师部，而不是582团。经查在《事略》和张将军“回忆录”都没有他俩见面的记载。由上，《考证》中猜测张振川将军与巴金有相当深的印象也不是事实。

巴金与张振川接触的多少，《事略》来自巴金的日记，而《事略》没有他俩接触记载，这些漏写、漏记有目共睹。

笔者搜集到张振川将军“回忆录”中，共有三次巴金采访582团的英雄事迹。第一次是1952年巴金去582团采访，作家黄谷柳在他的《虾球传》中记载，“张振川将军在朝鲜曾接待过巴金和他。”张将军“回忆录”没有记载是因为什么去采访，但记载了“我记得当年和巴金在廖川洞指挥所里一起吃饭，我们吃米饭，开来自祖国的慰问品肉罐头……”。第二次是1952年9月26日、27日，巴金参加65军庆功会后，便下各单位采访。此次是1952年9月29 日巴金与65军政治部主任陈宜贵去194师政治部，《事略》并没有记载到582团，张振川将军也没有记载他俩因此见面。第三次就是在反击作战后（1953年8月），巴金来582团直接采访了张振川将军关于赵先有烈士事迹和三打红山包等情况。

《考证》说的：“张振川与巴金不止一次接触”，而在《事略》上没有记载，所以《考证》的第一个猜测没有资料证实。如果说“有相当深的印象”，就是作家巴金在1953年采访张振川团长有关“赵先有烈士事迹和第三次攻打红山包战斗”，此内容在张振川将军“回忆录”中多次出现。【见《张振川将军“回忆录”》、见《事略（上）第12页、13页》】

③《考证》想入非非的猜测。

《考证》的第二个猜测：“巴金没有采访“第三打”战斗和赵先友烈士事迹，那么张将军所回忆的巴金采访又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问题可能在于：……二、 更重要的是，巴金确实接触了“三打红山包”中的“一打”和二打”两次战斗。”【见《考证》第49页】

的确巴金曾接触过“一打红山包、二打红山包”，而《考证》作者认为张振川将军就会将巴金采访“三打红山包和六七高地战斗”与“一打、二打”相混淆？也属奇谈怪论。

一是，巴金去582团采访时，与张振川将军这样说：“我听谈判代表团说，你们团三打红山包，攻防67高地，打的很漂亮，美国人武器强，我们士气强，英勇顽强……。”【见《鏖战疆场续闻》第130页】这句话说明了巴金曾与谈判代表团领导见过面；其领导对该团三打红山包、攻防67高地有较高的评价；此话内容明确证实了巴金曾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因此，《考证》各种猜测只是为否认“巴金采访“第三打”战斗和赵先友烈士事迹”捏造的理由而已。

二是，从各级领导对“67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来看，张将军不会把巴金采访“三打红山包和67高地战斗”与“一打、二打红山包”相混淆。

志愿军19兵团和65军的决心是，不但要攻下敌人的67高地和红山包阵地，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守住它。在与敌人反复争夺中，一定要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定要在停战谈判帐篷旁，给敌人一个教训，打击美军谈判代表的嚣张气焰。【见《鏖战疆场续文》第134页】而“一打、二打红山包”是试探性的攻打，为迷惑敌人，攻打占领后部队又适时撤了下来。

攻打67高地前，谈判代表团队长李克农询问194师师长赵文进；战后李克农又马上听了团长兼政委张振川的战斗情况汇报；后又同65军军长兼政委王道邦前去582团看望、慰问，当时194师师长赵文进等师领导都在582团等候，张振川将军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见《鏖战疆场余墨》第143页】而“一打、二打红山包”两次战斗都是小仗，《事略》和张振川将军“回忆录”都没有记载停战谈判代表团领导过问。以上这些张将军在“回忆录”中写的清清楚楚，所以不会混淆。

三是，三打红山包与攻防67高地战斗是582团同时打的，敌人反击目标主要对准67高地，此次战斗是19兵团在1952年开战以来打的一次最大的仗，也是582团入朝鲜作战唯一一次最大的仗。其中，我坚守的67高地，在朝鲜战场上创下单位火力密度最高纪录；此战是582团投入人力最多、物力和影响最大一战；是582团毙伤敌人最多（1491名），唯一一次击落、击伤敌人飞机10架，击毁、击伤敌人坦克33辆，击毁敌人汽车4辆，是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韩军陆战队死伤最为惨重的一战，同时也是韩军最大的一次失利；该战斗出现的英雄单位、英雄人物和立功受奖人数在该军也最多。【见《194师师史》第166页至175页，第363页至392页】

特别是赵先有烈士和特等功6连事迹，在张振川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多次发文怀念。所以，张振川将军也不会把巴金采访该团的“六七高地战斗、三打红山包”与“一打、二打”相混淆。

四是，巴金去582团采访，在张振川将军“回忆录”中记载巴金直接采访他是唯一的一次，就是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那时，张振川团长亲自向巴金介绍了六连副指导员赵先有和他的战友们在坚守67高地战斗中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表现。而巴金听完张振川团长讲述后，直接去了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连队采访，没有去“三打红山包”的连队采访。所以，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与“一打、二打、三打红山包”没有联系。

另外，巴金曾去采访该团的其他英雄事迹，都不是采访的张振川团长。“一打红山包”后，是194师政委陈亚夫向巴金介绍的情况。【见《事略（上）第12页》】而“二打红山包”是65 军召开庆功会后，巴金下到各单位去采访。那次巴金釆访是在师部听了582团政治处李主任汇报的具体情况【见《事略（上）第13页》】。

所以，张将军不会把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的事迹，与“一打红山包、二打红山包”相混淆。

五是，不仅《事略》没有记载，“一打、二打红山包”巴金到582 团采访过张振川团长，而且张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无这样的记载。张将军“回忆录”中多处记载的是“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这更加说明张将军不会把后来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与“一打和二打红山包”相混淆。

还有，张振川将军与作家巴金的熟悉，是因为“67高地战斗、三打红山包”巴金采访了张振川团长，说明《考证》作者的分析是无事实根据的。而“一打和二打”张振川团长没有接受过巴金采访，则是《考证》作者不足为据的猜测。

由上，《考证》作者的这两个猜测只是捕风捉影的推理而已，属于无稽之谈，都是自欺欺人。因此，《考证》就是一篇谬误百出、不可凭信的文章。

三、张振川将军及赵先有烈士的其他首长、战友多人见证，作家、记者们记述了巴金曾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

张振川将军在《鏖战疆场——自序》中说：“在抗美援朝前线，我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团指挥所——德物山上，曾立下志愿：我如能活到和平时期，一定把我们部队的英雄事迹写出来告诉后人。”他做到了，一篇一篇的回忆文章陆陆续续问世了。老将军的回忆文章，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向人们展现了诸多英雄人物。

1、张振川将军及志愿军65军赵先有烈士的其他首长、战友多人见证，作家巴金曾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

1953年8月20日，巴金去开城停战代表团采访，他采访了时任团长兼政委张振川。根据张振川“回忆录”记载，这是作家巴金唯一一次直接采访张振川将军。

笔者看到，张振川将军写过多篇有关赵先有烈士的文章有：《朝鲜战场逢巴金》、《谁是“王成”原型》、《怀念抗美援朝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友》、《“英雄儿女”真正多》、《英雄“王成”的最后时刻》、《一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一张旧照片——巴金等作家采访小英雄范鼠儿》、《祝贺巴金同志百岁诞辰》、《怀念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纪念赵先友同志牺牲50周年》、《赞<跨国作战>兼评<抗美援朝战争史>和几部军史》、《“三八线”上两个战场的搏斗》、《智慧与胆量的拼搏——看望194师582团特功第6连讲话》、《寄语新世纪的青年同志》以及为赵先有烈士塑像写的碑文等文章，他还接受了多家电视台的采访。

在以上文章和采访中都提到：赵先有烈士战斗到最后喊出：“向自己阵地开炮！”；也都提到著名作家巴金在志愿军65军保卫开城反击作战胜利后，到开城前线我582团2营驻地釆访了赵先有烈士的事迹；以及作家巴金为赵先有烈士题词的前前后后。从张振川将军回忆录看，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在时间、地点上完全吻合。

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是经过他的志愿军首长、同级、下级等众多战友多次共同回忆而写成的。参加写“回忆录”座谈的都是最后任过师以上职务的老兵，他们共同回忆了赵先有烈士牺牲时的壮烈战斗场面和著名作家巴金来该团采访赵先有烈士的情景。这些志愿军老兵的亲历，能否认得了吗？【见《鏖战疆场余墨》第48页图、54页图、72页图、115页图、140页图、402页图。（注：140页图，右一为攻防67高地的582团2营营长王守忠，是赵先有烈士的营长，后任194师师长、65军副军长至离休。）】

志愿军194师581团团长安东讲述：“巴金深入我团采访，与我们同吃同住近一个月。……1952年 10月5日，开城保卫战六七高地战斗打响。194师582团6连副指导员赵先友英勇牺牲后，著名作家巴金闻讯到582团采访。巴老以乐亭籍士兵赵先友和581团土美山高地等众多英雄为群像创作了小说《团圆》。后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搬上银幕，随之志愿军英雄战士王成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来自《安东和他的“王成式”战友们》】（安东，1943年1月参加革命，1951年2月入朝鲜参战，1951年入朝任580团参谋长，1952年至1953年任581团团长，后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

志愿军194师作战科长邓静农在《怀念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友》、《巴金笔下的〈英雄儿女〉》中这样写的：“……最后阵地上只剩下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个人。赵先友命令刘顺武用步话机向团指挥所报告，敌人已上我阵地，要求团炮兵直接'向我阵地开炮！’……著名作家巴金曾赴朝鲜采访，听取了团长和同志们的介绍，根据赵先友和众多抗美援朝英雄事迹，构思了小说《团圆》，后改编成电影片《英雄儿女》。”【见，故乡特刊《读乐亭》杂志第13期】（邓静农，原廊坊军分区副司令员。1952年时任赵先有所在师作战科长，在三打红山包与67高地战斗中，他与赵文进师长始终参与指挥。）

时任志愿军193师秘书科长郎万瑞（后任194师政治部主任）在《难忘开城——纪念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这样写道：“……194师三打红山包、攻防六七高地，经过数日激战，迫使敌人后撤了6公里。著名作家巴金亲笔题写的'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就是参加的这次战斗。战后，李克农亲赴前线，到组织指挥这场战斗的一九四师五八二团指挥所，高度赞扬了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和全体官兵，他说：'你们卓越指挥、英勇战斗所取得的胜利，有利地支持了我们的谈判立场，打击了敌军及其谈判代表哈里逊的嚣张气焰，我谨代表谈判代表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感谢！’李克农为指战员们在战斗中的英勇精神所感动,他提出要亲自到英勇顽强的六连，到战场上去走一走，看一看。部队首长再三向他解释，战场非常危险，为安全起见，就不要去了。他坚持说：'不，要去，一定要去看看。’”【见《党史博采》2003年07期】

志愿军194师战友刘景岐写的《致张振川司令员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写到这里，我想起特等功臣赵先友烈士，在开城保卫战争夺六七高地时，高声喊出'向我阵地开炮’，在哪一刹那，张团长却冷静地等两位重伤员的身影进了隐蔽部，才下令向敌人开炮，这里含着智、勇、德，太让人感动了。……”【见《鏖战疆场余墨》第392页】（刘景岐是原志愿军194师师长赵文进的警卫员，入朝后负责194师宣传和后勤工作，后转业到国家化工部，当到人事司长离休北京。）

志愿军194师战友张莹珊（女，志愿军194师文工队队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看电影《英雄儿女》王芳在战地演出的镜头时，总会莫名其妙的激动，因为那正是我在朝鲜的真实战斗场景。但说王芳就是我，实在不敢领受，一是巴金先生在我们部队采访过赵先友烈士事迹并没有直接采访过我本人，二是王芳本来就是无数志愿军文工团员群体形象的代表，并不专属于哪一个人。

张莹珊16岁随志愿军65军194师文工队又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在朝鲜战场上，她是真正的'战地百灵’，创下了在战地一连演出9场的最高记录，赵先友烈士牺牲后，曾多次演唱过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是戴着半胸的军功章回到祖国的，后被誉为“王芳”的原型之一。离休前任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编辑。”【见《一对“红色恋人”的爱情故事》作者：李秀春】

志愿军582团6连战友关景春2000年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寻访英雄王成”新闻节目和“最可爱的人”节目中，他与时任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共同讲述了赵先有烈士的事迹。

张振川将军说：“在紧要关头，赵先有喊出：'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关景春主要讲述了：“67高地战斗异常激烈，战斗到敌人冲上我阵地，仅剩下副指导员赵先有和通信员刘顺武同志时，赵先有用步话机呼叫：'团长，赶快开炮吧！向阵地上打吧！敌人上来啦！、炮火向阵地上打！’。在阵地被敌人占领，又被我们收复时我看到，山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山上被炸的石头末子很深，有很多地方被炸翻和烧焦了。在防炮洞口处找到了副指导员赵先有和通信员刘顺武。副指导员赵先有静静地躺着已经牺牲了，他年仅24岁。通信员刘顺武（19岁）虽已经牺牲在防炮洞口，他的身子仍靠在墙壁上，手中紧紧握着冲锋枪，眼睛还没闭上。在他们前面躺着有20多具敌人的尸体。”【见《中央电视台“寻访王成”新闻节目和“最可爱的人”专题节目视频》】

关祥斌在《我的父亲关景春》一文中写了：“我的父亲关景春是辽宁省岫岩县人，1948年4月参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志愿军入朝参战时，父亲调入19兵团司令部当警卫员，后经个人反复请求，到了志愿军65军194师582团2营6连5班当战士。后来转业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又调入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工作。……我的父亲关景春在坚守67高地，负伤住院后，著名作家巴金进行了采访。”【见《我的父亲关景春》作者：关祥斌】

另外，一等功臣关景春，曾几次被请回自己的老连队讲传统，他都提到：“战斗到敌人冲上我阵地的危机时刻，赵先有用步话机呼叫：'向我阵地开炮！’……我在负轻伤出院后，著名作家巴金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和我，并与我连吃、住在一处很长时间。”

关景春负伤出院后见到巴金，这只能是巴金1953年第二次赴朝采访，因1952年10月6日后关景春住院，巴金10月11日第一次赴朝采访回国。（关景春，是67高地战斗一等功荣立者之一。因负伤被替换下阵地，在赵先友牺牲后带伤还参加了反击分队。也被誉为电影《英雄儿女》通信员小刘的原型。）

▲1974年初，大功五班的一等功臣关景春（后排左三）来6连讲传统，与时在大功五班战士合影，时任582团团长金锁（后排右三）参加了合影了留念。1973年五班因训练突出曾获集体三等功。

志愿军582团5连战友王志才曾在2000年中央电视台的《军事报道》节目播出的“一家三代人前仆后继以实际行动实现王成精神的故事”中，与他的团长张振川共同讲述了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

张振川将军讲述了当时战斗的情况，赵先有以“人在阵地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敌人拼杀，在敌人冲上阵地时赵先有喊出：“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王志才讲述了赵先有临上阵地前，向营、团首长发出的誓言：“只要有我赵先有在，就有阵地在！……。”

2000年时任582团团长吴建新，在该节目中讲述了：“……1953年巴金到了我们团采访，后写出了小说《团圆》”。【见《2000年中央电视台的〈军事报道〉节目视频》、王志才的文章】

王志才曾写了《“英雄儿女”——“王成”和他的家人》、《65军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有》。在他的文章中也写了：“1953年，作家巴金曾来我部队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并与我们大功二营在我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吃、住在一处一个来月……。作家巴金在我部队采访，直至我65军即将回国，才去其他部队采访”。

志愿军第65军于1953年10月9日胜利回国。战友王志才的文章也证实巴金是在1953年采访的赵先有烈士的事迹。（王志才，1952年时任志愿军582团5连2排长，曾参加攻打67高地战斗，该连荣获一等功，被授予“能攻善守痛歼顽敌”奖旗。王志才与赵先有烈士是同村人、同时入伍、同一个营的战友。晚年安排在唐山常记功臣幸福院。）

志愿军582团3连战友杨嘉森在《抗美援朝老战士——杨嘉森讲述那场战争》回忆说：“我团5连将67高地交6连坚守。敌人反击目标主要对准六七高地，6连打的很艰苦、顽强，该连和副指导员赵先有也立下了赫赫战功。……195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朝鲜采访闻讯后，亲赴582团，用近一星期时间，采访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巴金被英雄们的事迹所感动，后来写出了小说《团圆》发表在《上海文学》，后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杨嘉森在1951年入朝鲜作战时是582团1营3连卫生员，1964年，杨嘉森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市劳改局（上海监狱局戒毒局前身），于1994年在上海市劳教收容所（上海市高境戒毒所前身)退休。】

志愿军65军战友何焕宇讲述，由记者：趙春卉、胡楊、安希民写的：《英雄回首60年——访志愿军老战士何焕宇》这篇文章中讲：“听到赵先友的事迹后，我非常感动，他是我们军的英雄，是我们的榜样。在做政治工作时我们将其事迹作为重点宣传，战士们听到他的壮举后，战斗势气更加旺盛。……一直在我们部队进行战地采访的巴金先生，得知赵先友等众多志愿军英雄的悲壮事迹，激发了创作灵感，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团圆》。……”（何煥宇唐山人，抗美援朝时在65军政治部工作，后調到滦县武裝部任政委，1985年离休。）

志愿军65军战友卡应海在《誓与阵地共存亡》中讲述了：“巴金在志愿军65军作战地采访时了解到，一次582团2营6连副指导员赵先友和战友们坚守67高地，……被志愿军赵先有烈士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深深打动，经过一年多战地采访的亲身经历与多年的沉淀之后，他在1961年8月《上海文艺》上发表了小说《团圆》。”（卡应海是志愿军65军战友）

志愿军65军战友刘新在《在朝鲜开城前线的日子里》这样写的：“我们与巴金相互的住处只距三、四十米，出门入户时常常碰面。……

在后来的日子里，巴金同志又来65军采访。来到65军后，便一头扎到部队，亲密接触战士，抓紧时间写作。

巴金同志非常关注赵先友烈士的事迹，他以赵先友烈士为原型，当然也有陈超等英模的影子，除了写出大量新闻报道外，还在战地抓紧创作了小说《团圆》，歌颂了英雄王成兄妹的感人事迹，广受好评。后来又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使王成'向我开炮’英雄形象更为高大丰满地树立起来。”（作者刘新，1951年2月入朝参战时任第65军组织科干事。1953年10月归国，后从65军调至24军工作，在72师任副政委岗位上离休。）

志愿军65军作战参谋洪泗一写的《我与“王成”一同战斗在抗美援朝的一线》。在他的文章中写道：“1953年，著名作家巴金在朝闻讯后，亲赴五八二团，用近一星期时间，接触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被他们的事迹深深打动，很快写成了战地通迅《团圆》。后以副指导员赵先友等烈士为原型改为电影《英雄儿女》。'王成’不等于赵先友，但“王成”的身上千真万确有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在他的身上，闪耀着所有英雄战友的光辉影子，并永远激励着我们。”（洪四一入朝参战时任志愿军65军作战参谋）

以上众多赵先有烈士的首长、战友发表文章和接受采访，以他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见证了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这一事实是千真万确、颠扑不破的。而《考证》作者既非志愿军65军指战员，又非巴金身边工作人员，仅凭自己写的《事略》就想否认“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所以《考证》就是一篇谬误百出、信口开河的文章。

2、巴金身边工作人员、以及了解情况的作家、主持人及有关人士记述了巴金曾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

巴金身边工作人员、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作家协会陆正伟写的：《从小说〈团圆〉到电影〈英雄儿女〉》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给巴金印象最深刻的还莫过于志愿军某团六连了，他在这个部队曾生活了两个多月。1952年10月，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坚守'六七高地’的任务，副指导员赵先友在指导员负伤后，由他来指挥全连坚守阵地。韩军在美军的重型坦克的掩护下，冲上了六连阵地，六连的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信员刘顺武两人了。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长张振川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射击，并大声喊：'向我开炮！’……

战斗胜利结束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巴金对团长张振川说：'你们团三打红山包，誓死保卫阵地，打得非常漂亮……’接着，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

（陆正伟 (1952～)上海人。作为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是除了巴老家人以外，陪伴这位老人时间最长的一位，作者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了二十年来巴金生活的点点滴滴，深情缅怀了巴老最后的弥留时光。他还写了：《电影〈英雄儿女〉幕后的故事》、《〈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英雄儿女〉是怎样诞生的》、《巴金与〈英雄儿女〉往事》和《巴金：这二十年》等文章，有关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的内容与上段基本相同。）

张小石、张勇写的《把最深处的爱献给父亲母亲》中提到：“……战后父亲向正在194师体验生活的巴金先生介绍了战斗经过及赵先友的英雄事迹，巴金先生非常感动，亲临六连采访，积累了大量素材后，于1961年写出著名小说《团圆》，后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烈士赵先友成了英雄王成原型之一，我父亲张振川也被公认为电影中团长张振华的原型之一。” （张小石为张振川将军之女、张勇为张振川将军之子）

2015年河北省乐亭县电视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65周年播出的“三代报国情”》中，张振川将军再次讲述了赵先有烈士事迹。他说：“赵先有烈士在朝鲜战争中英勇顽强，他喊出'向我开炮’的精神，鼓舞了我团的战斗士气。……赵先有烈士祖孙三代同在我团，这是对烈士革命精神的继承发扬。”

原河北省军区政治部保卫处处长艾锡芳在该节目中讲述了：“巴金到朝鲜采访是张振川司令员接待的，赵先有的英雄事迹和战斗过程张司令是亲历者，张司令给巴金讲述了6连的英雄事迹，……”【见乐亭县电视台录播的《三代报国情》视频】

▲原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张振川将军（左）、河北省军区政治部保卫处处长艾锡芳（右）在该节目中接受记者采访

2020年11月7日央视一套栏目《故事里的中国》邀请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人物赵先有烈士的孙子赵新民做客节目组，讲述了爷爷抗美援朝的故事……，当讲到“奶奶从爷爷墓碑前捧了两捧土，用手绢包好告诉孙子赵新民：'等我去世后，将这土放在我墓里。’后奶奶用这样的方式与爷爷永远在一起了。”主持人撒贝宁和参加节目人员及现场观众听后不禁落泪。

在该节目中，主持人撒贝宁曾这样说：“1991年，巴金先生为一位志愿军战士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这位特等功臣曾任65军194师582团2营6连副指导员。赵先有烈士就是高喊着'向我开炮’，用24岁的年轻的生命，换来了67高地攻防战的胜利。……巴金先生从朝鲜回来以后，用了将近十年才提笔写下了《团圆》，这背后有多少深刻的寓意和祝福。……”【见央视一套《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英雄儿女）视频】

▲赵先有烈士的孙子赵新民（左）做客节目组，讲述了爷爷抗美援朝的故事

2020年11月9日江西卫视播出了《经典传奇——谁是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英雄传》，该节目主播焕之介绍了三位战斗英雄，其中一位就是赵先有烈士的事迹。

2021年2月14日，央视七套《军事报道》栏目重播了《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英雄儿女》，真情讲述抗美援朝"英雄儿女"的决然呐喊。

2021年9月1日在江西卫视播出《跨越时空的回信》第四季第七集“为了胜利”。本集节目讲述的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之一、抗美援朝特等功臣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

张小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赵先友叔叔率领6连打退敌人17次反扑后，阵地上仅剩下赵先友叔叔和刘顺武同志两个人，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冲上阵地，赵叔叔命令刘顺武同志呼叫我军炮火向自己阵地开炮，不久，赵先友叔叔又喊出：'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我父亲命令他俩立即进入防炮洞，然后下令向阵地开炮。

战斗胜利后巴金先生来朝鲜，曾采访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将67高地战斗和赵叔叔的英勇事迹特别详细地跟巴金讲了。过了不久，他听说巴金先生写了一本小说叫作《团圆》，那个里边的王成原型之一，就是我的赵叔叔。当时我的父亲他说：'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应该让千千万万的人都看到。’”【见《江西卫视〈跨越时空的回信Ⅳ〉第七期：为了胜利》视频】

▲张小石在《江西卫视》讲述赵先有烈士事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危瑶在《胜利的回响 | 第八集：〈血染的疆场〉》写了：“《团圆》小说中战斗英雄“王成”的原型之一，就是在67高地防御战中英勇牺牲的特等功臣赵先有。……后来，赵先有烈士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作家巴金，将他写进了小说《团圆》，又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成为感动一代代中国人的红色经典。”

志愿军第40军119师炮兵团宣传股长陈振民在《——读《鏖战疆场》一书有感》中写道：“其所在582团攻防六七高地、三打'红山包’战斗更多次处于险境之中，竟打出整排、连、营、团的英雄事迹，尤其是该团2营6连副指导员赵先友在敌人夺取了我阵地后，用步话机要求张振川团长'向我开炮’，令当代文豪巴金深为感动，主动到582团采访近一个月，以赵先友的事迹为原型，艺术地概括了在朝鲜战场上其他英雄形象，写出了《团圆》——后来被改编成的《英雄儿女》电影的英雄团长则叫'张振华’。”（陈振民是张振川将军抗战时期的战友。1951年6月入朝鲜参战，任67军辎重34团宣传股副股长，1952年8月任40军119师炮兵团任宣传股长。曾与张振川将军共同编纂了《冀东11团抗日战史》。）

志愿军第64军医院卫生员侯炳茂在《【志愿军】巴金在三八线上》和《《心香忆故——巴金前线记事》》中写道：“……巴金听了张振川团长的简短介绍，很受感动，决定到六连去采访……。　　

后根据巴金创作的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生动的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事迹，影片中王成则是英雄赵先友的真实写照。”（侯炳茂，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四军军医院一所任卫生员。后为书法家、作家、画家。）

另外，笔者还看到作家王泠一在《巴金：从朝鲜战场的洗礼到“英雄儿女”》、胡新民（学者、独立学者）在《巴金的抗美援朝情结》这两篇文章都提到：“作家巴金第二次赴朝期间，采访了6连副指导员赵先友烈士事迹。……”

作家夯石写的《永不消失的王成》、作家王作东写的《王成原型来源于多人》，这两篇文章都提到：“1953年9月，作家巴金采访了6连副指导员赵先友。……”

笔者还搜集到百余篇讴歌赵先有烈士事迹的文章，其内容也都提到了“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

以上志愿军首长、战友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及巴金身边工作人员的文章都证实了“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这些鉄的事实是无可置辩、无隙可乘的。

由上《考证》中写的：“张将军关于巴金采访赵先友事迹的回忆，似乎很难得到资料的证明，”百孔千疮、妄下断语。《考证》中说的：“正因为巴金当时没有机会釆访赵先友的事迹，……几年后在上海创作的《团圆》，并不是以赵先友烈士为原型。”结论失实、顾此失彼、信口开河。

《考证》的两位作者虽然在文章结尾，对赵先有烈士事迹给以了高度评价，但是他俩否认“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是极度的不负责任，它不仅是对赵先有烈士的不公，更是对一些老将军们和一些老兵们的伤害和中伤，因为，他俩无意中毁坏了他们的形象，败坏了他们的名誉，望这两位作者三思。

《事略》这篇文章比较认真地整理了巴金在朝鲜活动情况，也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事略》中虽然没有记载“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也不是故意的藏头遮影，但存在多处漏写巴金去某单位干什么？有多天漏记巴金全天做什么？这些问题较多，其错写、错记的现象也是有目共睹、显而易见的。所以《事略》只能参考，不能作为否认某件事的依据。

我们说对于巴金创作《团圆》是否以赵先有等烈士为原型和王成的原型究竟是谁大家会有公论。重要的是历史真相不能更改，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宣扬王成，记住了无数个英雄，缅怀英雄的业绩，发扬英雄的传统，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出现更多“王成”式的战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