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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梅英｜ 春雨淅沥润江南 ——青年篇（二）  东北之歌  青年篇（二） 这次春节联欢会我又交了不少朋友，都是分在其他车间的同一批来的上海人。其中有一位叫沈雅珍的，比我大两岁，是上海轻工学校毕业分来的。我跟她特别投缘。她也是个苦命人，从小就没娘，继母对她很刻薄。她谈了一个男朋友，也是从小长大的邻居。在上海当小学老师，原来也山盟海誓，说好矢志不渝的，可从年前对方就再没给她写过信了，连春节都没收到刘纸只字。 她告诉我。小时候，她受继母欺负，挨继母打，不给饭吃。对面邻居家小王〈她现在的男朋友〉很同情他。小王的父母常把她拉去吃饭，小王也从小对她真心的好。小王比他大两岁，处处护着她。  我们虽说同病相怜，可我的命比她还要稍好一点。从小，我受到外婆的宠爱。外婆死后，母亲对我也还是很不错的。没人敢明目张胆的欺负我。我们都找了邻居为知音，但不同的是她的男友因她到东北而变心，而我的小哥哥却至今生死未卜！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大约三月份左右，徐工告诉我厂部可能要抽调我去厂办当秘书。我当即表示我不去。我说厂里大学生那么多，而且他们一个个都关心政治，都想着往上爬，唯有我们这些小中专技校生，没那么大野心，所以好事轮不到我。万一阴差阳错轮到我，我也不想成为众矢之的！还是当我的测试工好。徐工看了我良久，然后说，组织上会找你谈，你不要说这些话，好好服从就是了。我点头称是，果真没几天，组织上也没找我谈，就直接下了调令，把我调到厂办了。  我的任务很简单。厂办主任给了我一台崭新的当时流行的英雄牌打字机。要求我专门跟在正、副厂长后面参加各类专业会议，当即把会议内容打印出来，整理成文，上报即可。领导要求我必须在两个星期内上岗，本人仅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就熟练掌握了打字的全部技能，可以独立操作了。我们厂长姓白，他对徐工感叹道：年轻真好啊！ 我的工作环境非常好。原来的打字员还要兼收发，是在厂办大办公室工作，而现在她不搞打字，依然搞收发，所以她的办公桌不动。我的办公桌设在丁政委与白厂长两位领导办公室之间的一个小阅览室。室内除放了一张办公桌和一部打字机外，其余全是书，书橱放满了古今中外各类书籍。我象跌入书的海洋，那一年读了许多名著。 我们厂有一位正厂长，好几位副厂长。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陪同正厂长和分管技术业务的副厂长出差。我拎着一部打字机，他们开会，我就把内容全部打下来，然后整理成文件。有时候也跟着分管营销的副厂长打一些商务合同。只是当年计划经济时代，工厂自己订合同并不多。我们一般出差都是三人行：一位领导、一位秘书，还有我这个小跟班的打字员。 从1971年的五月我调入厂部办公室，一直到1972年十月离开东北，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当厂办秘书。日子过得很开心。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出差，跟随领导开会。我们跑的最多的是省会哈尔滨，还有北京也常去。 第一次去北京开会，是到七机部参加会议，跟白厂长一起去的。时间是71年六月份。星期天，白厂长放了我一天假。问我有亲戚没有，可以去亲戚家玩玩， 其实我在北京有三位姑表哥。还有姨妈一家人。但是我都没去，我匆匆忙忙去了清华大学。 我找到了原来小哥哥住的宿舍，也找到了那位打扫宿舍的胖胖的大妈。虽说学生早已分配， 新学员还未招进来。那位大妈还是认出我来了，记得我是65年暑假去看过小哥哥。她真是位好心人，小哥哥的衣服被褥， 她都洗了晒了收拾得干干净净，等着我们去取。  睹物思人。我强忍着眼泪没哭，我硬塞了20元钱给大妈。代表小哥哥感谢她。我们找了个纸箱。把小哥哥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我背着纸箱，离开了清华园，离开了小哥哥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地方。 晚上回到宾馆。我打开了小哥哥的衣服包， 里面居然有影集，影集里有很多我和他从小到大的照片。特别是里面有一张我和小哥哥喂鸡的照片，我想起来了，是舅舅拍的。我那时大约三岁，扎两个小髻髻，小哥哥在一旁端着碗，我在洒米喂鸡。 我多想回到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有外婆在那儿，有小哥哥在那儿，一切是多么美好啊。只是现在回不去呀！阿婆，我的好阿婆！小哥哥，你们在哪里呀？你们不要我了吗？ 在单位里，我经常向大家强调，我们这几十个上海人一定要团结。因为我发现上海人有的时候确实如一盘散沙，没有东北人那么团结，容易内讧，容易互相攻击，上海人骑着上海人的肩膀往上......，这也是被当地人瞧不起的地方。 我每次出差回来，都要买些当地的特产分给每一位上海人，一个都不能少。这点我和其他上海人不同，其他上海人为了容易在东北生根，特别愿意巴结当地人。但是我不，我觉得我一定要守住本土这块旗帜，一定要把我们这几十位上海人牢牢团结成铁板一块！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那年是1971年，厂里还存在着专政队。还有几十个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其中有一位姓杜，是清华大学六十年代初的毕业生。他爱人是市一中的英语教师，Wg初期因不堪羞辱跳楼自杀了。他们有一个男孩，那年七岁。 杜工被关在厂专政队里，家中只有这个七岁的男孩儿。那天，男孩发起了高烧，邻居们跑来找杜工，杜工要求请假带儿子去医院。专政队的一个小头目不同意， 杜工与他顶了起来。那家伙用鞭子抽打杜工，杜工一反以往逆来顺受的态度，夺过鞭子 ，将那小头目按在坑上一顿猛揍。  一群专政队员也冲了上来，很快就把杜工制服了。这事情惊动了厂部领导。当时已经快下班了，本人正拿个饭盒准备去吃饭，没想到丁政委居然发话了。他说，你去看看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这事就交给你处理了。 当时不仅是我，几乎所有在场的人员都惊呆了。怎么此等事关阶级斗争的大事，叫我这个小丫头去处理？ 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拼命地想着丁政委安排任务时的眼神，眼神！我总感到我跟丁政委是心灵相通的，往往能从他眼神里悟出什么。 我让人把杜工和那个姓王的小头目都带到了专政队的办公室。打发其他人散去。然后我对那个小头目说，既然领导叫我处理了，你就回去吧！ 那家伙非要问我挨打了怎么办？我想了想说，你先去医院看，凭病假条休息，休息时间给你发全额工资！那家伙走了，我打发人去找来我的那几位上海哥们和姐妹们。 一会儿他们都来了。这时候，我缓缓站起来。笑容满面的对杜工说，杜师傅，请把你家里的钥匙交给我，我负责带你孩子去医院，可以吗？ 我发现这时候徐工也来了。站在我的后面。我知道。关键时刻，他总是会来支持我的，而且杜工本身就是他带的徒弟，是他的校友。杜工立即把家门钥匙交给了我。我们离开了专政队，我调出了一辆吉普车，带上几个男孩女孩上了车。临上车前我悄悄对徐工说：您放心！  我们顺利的去徐工家，开了门抱上他的孩子。我和几个男青年乘车先去医院，留下几位上海女知青在他家里准备做晚饭。一切安排停当，车孑开进了医院，厂化验室小孙的姐姐是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早就安排好了，孩子顺利住进医院。顺便说一下，当时在我们厂凡正式职工16周岁以下的子女看病一律免费。 杜工的儿子经医生治疗后开了药，挂了水，住上了医院，一切都安排就序。我们那几位女同学已经煮了一大锅鸡蛋青菜面条，端到了医院。雅珍姐和几个女孩子细心的一匙一匙的喂孩子吃面，几个男孩正在逗小孩儿玩，不断的说着上海滑稽，逗得小孩咯咯的笑。 吃完晚饭以后，我们开了一个碰头会，我做了一个临时安排：四位男同学分两班倒，白班和夜班照顾孩子；女孩仍由雅珍姐指挥，买菜做饭给大家送饭。我把杜工家里的供应卡找出来，把他家里存有的香肠鸡蛋全部找寻出来，以及他抽屉里的几十元钱一齐交给雅珍姐，跟雅珍姐说，不要客气。尽管用！大伙笑岔了气，说我那模样活像打家劫舍的土匪。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值班的男同学，知道孩子的烧已退了，一切安好。然后。我去厂总调度室，要给那几个男同学以及雅珍姐安排调休单。算他们加班，不能让他们白辛苦了，值夜班的男孩，我除了给他们做夜班费外，一个班算两个班，雅珍姐每天算一个加班。我以为白厂长一定要跟我讨价还价，不会那么大方，谁知从来不苟言笑的白厂长那天看到我就笑了，说。行啊行啊，你还真有点儿经天纬地之才呢！拿过来就批了，为此我非常得意。 这件事看来就这么结束了，实际上，后面的续曲还在进行。杜工的小儿子从此黏上了我们几个上海男青年，成天猫在他们的宿舍里。这几位男青年发现这小男孩居然会说英语，于是还很谦虚地放下大哥哥的架子，跟那小孩学说英语。我想起来了，啊！他已故的母亲是英语教师嘛。 雅珍姐姐和几个女孩原本母性的光辉得不到施展。这下可有施展之处了。她们主动给小男孩织毛衣、织毛裤，做衣服。小男孩就在这么多知青干爸爸干妈妈的爱抚下迅速成长起来。 通过这件事，我们上海知青更加团结了，我们这个小群体在厂里的威信也有了了很大的提高。我心中感慨万千，感到丁政委这样一个小小的决定，拯救了一个病危的孩子，温暖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近乎麻木的心灵，又提高了我们这么多上海知青的地位。丁政委，您不是一般的伟大，而是特别的伟大！ 有人为我抱不平，认为徐工欺负老实人。我倒不是这么看。我想起我刚到厂里时，徐工真是手把手的教我。而且现在大家都认为我是徐工带出来的徒弟，虽然在Wg期间不搞师徒制。但实际上，我就是他的徒弟。虽然我很想家，想妈妈，想苏州的舅舅和舅妈，想小时候上学每天路过的长长的小巷…我做梦都想再去那里。 目前中心测试室人手不够，徐工不找我，他又找谁呢，所，我还是很顺从地留了下来。 我很快就发现，徐工留我下来的真正原因了。我先是发现徐工这几天特别高兴，有时还哼哼小调。徐工是位内敛的人何况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那天我问徐工是否他的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快解决了？他笑着说快熬到头了。我们都很高兴。  除夕的前一天，徐公的爱人特地到厂里来找我。拉着我说悄悄话。他们夫妇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满怀豪情壮志到东北参加建设。唯一的儿子留在常州，由爷爷奶奶带大。现在他们的儿子在南京大学毕业，下农场锻炼一年后，居然分配到南京一家大型国企工作！ 这次春节，他们夫妇特地让儿子到东北来过年，还说想跟我牵牵线，看看我和他儿子能不能对上眼，能不能有缘分？他们很希望我能成为他们的媳妇？ 听到这个消息。平心而论，我心里对徐老夫妇是非常感激的，人家愿意把唯一的儿子介绍给我，可见对我有多看重。但是我也想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还没有从小哥哥的圈子里走出来，不可能再接受其他的男朋友。 我接受了徐老夫妇的邀请，同意大年三十到他们家去吃年夜饭。因为我想，没准人家看不上我呢，那岂不更好吗？人家条件那么好，我又是在东北工作，而且我这个人说不上漂亮，比起我们这次同来的几位上海美女，我是根本排不上号的。  我带了我们上海同来的两位美女一块儿去，一位是出生上海音乐家家庭的美女周若水，她钢琴弹得很好，长得也非常娟秀。另外一位就是雅珍姐。雅珍姐正好因为男朋友抛弃她而精神不佳，也没有回上海，我就把他们俩人一起带去了徐工家。 我见到了徐工的儿子，身材很高，大约有一米七六左右，戴副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气质很不错。我暗自把他与小哥哥做了对比。我与小哥哥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65年。那时他才19岁，看上去清秀单薄，而如今六年过去了，徐工的儿子已经25岁了，显得儒雅沉稳。 那晚的年夜饭，我们吃得很尽兴。聊的也很开心。我们没有按东北的习俗吃饺子。因为我们都是上海人、江南人，所以徐工的夫人做了十多个江南名菜。也真难为她了，在1972年的东北，能做出腌肫鲜，糖醋里脊，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等江南美食，真的是花了不少功夫！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戴梅英 女 大学文化。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中国散文诗协会会员。退休前任安徽省马鞍山市政协港澳台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致公党市委秘书长。退休后任马鞍山市雨山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配图编辑】老骥 【前文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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