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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体制上的三大病 渐新堂 第一大病：国有民办学校肥了谁 在经济发达地区，有不少的国有民办(含国有联办)学校，又被称为国有私办学校，这些国有民办学校凭借特殊的地位，高收费，低支出，成为了少数人的提款机。 国家修好学校，找三两位自己的人来办，成立所谓的董事会，寻找好权利出租的政策，便等待着年年提款了。 创办之初，有的学校就一两位年轻人在那里无本起家，银行贷款几十万，打点市区政府内的关键人物，便发文确立了学校的国有民办性质。就获得了高额收费自主权。有的还有了公办学校绝对不准许办的一些诸如学前班补习班之类的特权，自然包括收费特权。这些国有私办学校，声誉都很好，因为有的国有私办学校每年投入巨额的高达百万元的关系协调费，也就是沟通协调各级行政和业务部门的不需要收据发票的专项经费，什么荣誉什么奖状什么成果什么验收都能够信手拈来。 这些学校里资深的教师们也都清楚，每年招收了多少学生收入了多少学费，学校教学及后勤的运行是多少，因此，教师们强烈要求增长工资提高待遇，未果之后，有的学校一年就跑掉二十多位骨干教师。而所谓董事会的一两个人，大家估计每年的利润至少是两三千万。 有的地方，曾经因为老百姓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够平价入读而游行静坐，居然能够被一些官员给维稳下去。 在国家教育投入不太紧缺而老百姓对教育需求又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开始将这些国有民办学校的办学权进行回购。高速公路收费的顽疾都能够逐步解决，那还是政府集体提款，在当今强调惠民强调风气整顿的大好形势下，不知道能不能引起各级纪委关注，斩断个别人伸向国有教育资源及国有校产资源严重流失的黑手，给社会一个说法。 第二大病：贴牌名校忽悠了谁 受经济大潮的影响，出现了不少的贴牌名校。 一开始，一些教育界的人士也为此激动不已，因为，全国顶尖级的名校将来到自己身边办学了。仅经济发达的一个区，就蜂拥而至挤来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教科所等要什么名头有什么名头的响当当的学校名。要说是在中国，除了没有办国务院某某附属学校外，应该说，全国高等师范的第一学府，中国大学的第一学府，中国最高的教育科研机构，都在全国不少省市办起了中小学，这是使人惊羡的艳事啊！紧跟着，其他的一些区域也相继出现了清华、武大、华中、华南、上海教科院等知名的附属实验学校。 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发现学校实际的发展与挂牌的初衷与愿望相距甚远。 这些全国的知名学府，一旦收取了挂名费，准确地说是像商品一样的购买商标的贴牌费（参与过联办附属学校文件起草的一些人清楚此标价）——50万80万甚至更多不等——就不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了。一开始还像模像样地双方官员出席签字仪式，一年半载后，则只有收取挂名费贴牌费的份了。最初派一两位人来做做样子，或者委托一两位退休赋闲人员来支撑一下门面，或者是新招聘的人员到基层来凑凑数，很快就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所谓名校在异地办的分校或者附属学校，就蜕变为与原学校原单位没有一点人员关系的贴牌学校。不要说从名校原单位的工作人员中学校领导中选派人员，就是退休人员，甚至临聘人员都不再派了，在全国去随便找一个农村中学的或者远郊中学的甚至小到乡镇中心小学的人，代表着自己在全国知名的学府与单位，来贴牌学校当校长副校长，来撑起赫赫名校的偌大虎皮。 这些代表着全国知名学府单位来办学当法人代表的人，不要说在全国知名学府或者科研机构工作，因为基础的原因连考进去当学生的资格都从来没有过，学校大门朝哪里开原来都不知道。只是一段时间后去这些收取了贴牌费的单位参加其校办企业勤工俭学公司有的叫做教育发展公司教育投资公司开一开情况交流与经费往来的会议而已。这些人也一点不脸红地代表着顶尖学府与科研单位，忽悠着地方的老百姓。 经济领域的贴牌产品还有一个包装盒，还有一些基本外观尺寸的要求，因为教育效果的隐含性与滞后性，这些贴牌学校一点不胆怯地忽悠着老百姓，而行色匆匆拼命打拼的百姓，也万万想不到自己掏钱进入的学校竟然是与原校原单位基本上毫无关系的欺世盗名的学校。 这是典型的房地产商绑架教育的案列，是把教育当做产业当做赚钱的机器来办，更是把学校当做一些人谋取私利的提款机的结果。这些名校一般都是房地产开发商为了推高房价，花钱打通关节将全国知名学府科研单位的极个别人搞掂，得到了贴牌资格之后，才告知区县的教育部门。利用老百姓对教育的不熟悉不了解，利用全国知名学府知名科研机构的声誉，大肆提高房价，获取巨额利润。 名校异地办学，不说流动来多少教师，学校领导班子里至少三分之二以上应该是在全国知名学校班子里工作过的人组成，才能够说是是名校在异地的正规办学，而现在连一点点人的影子都看不到，还仍然打着名校的招牌，这除了忽悠老百姓，也应该成为当前整顿作风惠及民生的一项重大的议题吧。 第三大病：集团办学坑了谁 当全国的改革不断深入，政府不断推出并号召降低行政成本实行扁平化管理之际，一些地方逆势而动，开始了学校的集团化管理的追逐。 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某某教育集团出现在了老百姓的视线。原来高中初中小学的校长们的学校法人代表被取消，一些新建的学校也就再没有了校长，只有某某部的部长。好几所学校组成集团才有一位法人代表。就连最基层的区县教育行政机关发文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行文了，文件还绕不绕过集团下发不发到这些原来学校的校区了。不发情理上说不过去，也容易影响工作，发又有越级之嫌。 这是硬模仿照搬经济发展思路，目中无人，把学校当做流水线生产的企业，缺乏对教育发展的深刻认识，一味盲目地“做大做强”的政绩观驱使下结出的教育恶果。 一是挤占了基层学校的人力财力物力。集团办学总得有集团的气魄，总得设置若干的机构总得有办公的地方，因为集团这些东西不属于国家编制内的机构，人事部门财政部门都一律师出无名，都一律不给予承认。因此，集团的这些人财物，如行政管理部、总务后勤部、研究督导部、综合发展部、信息中心（部）、安全专干等等，统统是从学校的人财物中直接提取与挤占出来，供集团使用。 二是削减了学校办学的积极性。因为学校没有了法人代表资格，也就是没有了签单的权力，原来的学校校长办学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芝麻大点的事情，集团来不及考查，集团总校校长没有签字，也就一点不能够动弹。很多事情都在等待之中慢慢钝化和退化，学校办学应有的朝气锐气一天天消弭掉了。 三是与非集团学校之间人为造成了教育上极大的不平等不均衡。在区域内无论什么事情，首先就不得不考虑一些超大的教育航母，就连评某一学科的荣誉名额，也会以集团不再考虑其他学科，就是某某了，而其他学校该学科再优秀也无法与集团的这一学科去论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无异于绑架了区域的学科评审与平衡。 四是夹层的重床叠屋的管理使得学校无所适从。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集团的活动是比较频繁的，而且也是与市区两级的行政与业务部门的活动是重叠的，大家抓的几乎都是形成共识的相同内容，这样一来，基层学校的领导及教师常常感到无聊也感到无奈无助，尤其是有些活动在时间上出现了严重的冲突。 五是严重背离了教育规律办学常识。一位校长浑身都是铁也只能够打那么多钉子，一所学校要办好尚且需要无穷的精力，何况若干所学校。实践中，所谓的总校校长，即集团的集团长，每天只干签字报账一件事，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容不得仔细查看账单，哪里还有精力去管理其他的若干学校。一些地方的区级教育系统财务中心一年中出现的几百万的巨贪，就是在一些所谓教育集团做账上做的手脚。对于集团所辖的若干学校，即使一个学期去一次，也不外乎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连教师连中层干部都没有时间去认识，也认不完，还谈什么精细化管理。这样的夹层管理，是架空了基层学校的办学管理，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进行的粗放式管理。 学生是人，学校是育人的地方。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小学，都讲个性化教育，个别化教育。很多的名校，规模都比较小，几百人最多上千人，如英国伊顿公学，就只有几百人。而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不适当地引进了一些企业发展的观念、连锁零售商店的观念，不顾教育的实际与教育的常识，一味做大做强，给教育带来后患无穷。妨碍了新学校的办学积极性的提升，阻碍了教育管理人才的成长，最主要的是坑害了一批批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天津市2010年开始要求市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彻底清查，要“按照校区独立办学”。 天津河东区教育局2011年2月13日召开会议并形成2011年的1号会议纪要，纪要中明确说到：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更新，河东区实验小学办学规模过大的弊端逐渐显现，不利于学校的精细化管理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按照市区政府的指示精神，计划将河东实验小学按校区独立办学。” 九十年代我国的高校合并之风已经得到遏制。但愿我们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有错必纠，减少教育管理的层次，退换挤占的人力财力物力，把办学的积极性置放在更多人的肩头上，让深圳的教育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经济发达地区教育上的国有私办、贴牌名校以及集团办学，是商品经济大潮中追逐金钱利益的典型样本，是房地产商绑架教育、个别人截流国家教育资产、为政绩掏空基层学校的典型。老百姓盼望有关部门能够像解剖医疗卫生系统中的药价利益链一样，由此整肃与回收我国基础教育的学校资产，给老百姓一个相对清廉公正的教育环境，给孩子们一个健康成长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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