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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侃良
三 皇 五 帝 之“同源一体”谱系考 弁 言 一是，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这就是我们民族从起源到开枝散叶，一代代祖宗用生命书写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族谱”。从而，不仅使我们每个民族子孙一来到世间，便获得“我是谁”的血缘“祖姓”和地缘“祖籍”之生命身份；同时更使我们的民族成员间，因其生命身份的归属和认同，成为“家国同构”生生不息的民族生命共同体。二是，我们的文明从哪里来。人是创造性生存的群体动物，而创造性生存的能力和成果便是文化和文明。当生命共同体的民族，将自己生存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从源头起一代接一代地“薪火相传”，便就构成了历史的“文明人梯”。每个人来到世间大脑都是一张白纸，有了祖宗教科书一样的文化传承，从而便站在了前人的肩上，获得了“我是谁”的自我文化身份。同时也更赋予了我们为了不使其文明之根中断，而必须继续传承创造、守正开新、走向更好明天的神圣使命。原来，人生安身立命的“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之三大问题的解决，全集于历史之一身。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的历史文明完整传承至今，不曾中断。历史文明中断的原因是多样的 : 或灭族于天灾，或亡国于战争，或断文（语言文字）于殖民，或毁族谱及典籍于内乱……而中国历史文明不曾中断，能够传承于今的原因，却只有一个 : 因为他是一个历史信仰、祖宗崇拜、文化自信、生命自觉的伟大民族。因“洪水灭世”而中断的其他文明古国大地上，再生的新巴比伦、埃及、印度、希伯来、希腊、罗马渚文明，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共同度过了中世纪基督教神权统治的至暗时代，再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洗礼，进入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时代。独立起源且相距遥远的东西方文明，在其各自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相互间没有交流和互鉴。但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后的“西风东渐”中，不仅伴随着反人类的鸦片贩毒、坚船利炮的抢刼与屠杀，而且反文明的极其阴毒的推行了“欲灭其国，先亡其史”的文化殖民。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主將、留美博士的北大教授胡适，首先扯起疑古思潮的大旗，公然提出“东周之前无信史”。他的学生顾颉刚更是断言: 三皇五帝的史前传说，都是后世所编造而“层累的造成的古史”，并扬言要用西方刚刚传进的地下考古“重建古史”。百年疑古，百年考古，今天的他们到底新建了一个什么样的“古史”呢？西方的历史考古学家说: 人类都是从非洲起源的，中国也不例外，因为有古人类化石基因的科学测定。中国的古文明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连你们的黄帝也来自古巴此伦，因为也有地下考古之实证。中国的一些历史考古学家唯西方的马头是瞻。西方将“文字、城市、青铜器”定为文明起源的标准，他们便说中国文明只有3300年，因为出土最早的殷墟甲古文只有这个年限。再早一点的夏朝虽发掘出了青铜器和都城遗址，但因没有发现文字，于是不仅算不得文明，他们甚至连夏朝的是否存在，也不心口相传的三皇五帝史前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同种、同族、同文”的生命共同体。而百年考古及今天已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却连一个三皇五帝的影子也没找到，就“见物不见人”地以其“区系类型说”，公然颠覆性的给出中华民族为“多元一体”之结论。呜乎，唯一不曾中断的中华历史文明，在西方文化殖民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难到今天真的要中断在他们的手里吗？面对反人类的侵略屠杀，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我们只有迎着敌人的炮火，以血肉之躯战胜他们。面对反文明的文化殖民，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我们只能超越自我，以更高的学术成果征服他们。我们的祖先将其生命的历程和生存创造代际相传，使其成为历史的源头活水。但它却是不可自证的，因为历史不能重来。同时我们的祖先也将其生命的遗骸和创造的遗物，封埋于地下。唯有这些遗迹遗物，完全可以为过往的历史作为他证，因为二者本是一体的。不能自证，却可他证。这是那些一心虚无中华古史之人，没有想到的吧。今天，面对西方断史灭族的文化殖民，我们必须祭出新版的“二重证据法”。虽然远古的史前没有文字，但地下考古却出土了远古族群之“图腾”。我们完全可以此作为“透物见人”之中介，就像当年王国维以殷墟出土之“甲骨文”实证殷商之历史一样，从而也使三皇五帝的史前神话，实证为永恒的信史。  第一章 人之初的旧石器时代 ——有巢、燧人“上三皇”考 一、人类起源与考古探源 我们知道，地下考古是19世纪中期从欧洲发端的，但从未想过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西方最早的历史书，是犹太人先知用希伯来文写的距今约3600多年的《圣经》（旧约全书）。书的开头就告诉人们，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并又“洪水灭世”。这场世纪性的大洪水，应与4000年前中国的“大禹治水”同期。脱胎于犹太人上帝信仰的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国教之后，上帝信仰又成为整个欧洲人的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白尼“日心说”和19世纪初的达尔文“进化论”，却使上帝信仰受到致命冲击。对世界与人类起源终极思考的不同认知，支撑着人类不同的世界观。欧洲人发起的世界性的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探源，最终结论明白告诉大家，人类的确是从灵长类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与此同时，考古还在埃及、印度、巴比伦境内，发掘出了据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由于这些“洪水灭世”前的人类遗迹遗物，是此前谁也不会知道的，故此他们将其新的地下发现，称为曾被中断的文明古国。人类的历史有两个悖论: 一个是没有中断的历史不可自证，因为历史不可重来；另一个是已经中断的历史不可自知，因为失忆者是不知自己是失忆的。今天有了地下考古，无论是不同信仰的历史文明，还是中断与不曾中断的历史文明，只要不人为做假，都可通过历史的地下物证得以判别，从而将历史文明探源真正引向深入。二、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起源的考古成果。 西方的地下考古，是1921年传入中国的。百年来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成果，将中国人类起源的全过程，如实的呈现在了人们面前。遥远的古猿和纳玛南猿（类人猿）化石在云南的发掘，证明了中华人类起源所具备的先天条件。距今240多万年至1万年的整个第四纪冰河期，其遍布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众多旧石器遗址发掘，展现了中华人类起源之后天进化全过程。距今240多万年至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之前段，直立人用解放了的双手开始学会打制简单石器工具。这一时期出土的完整的北京猿人和蓝田猿人头盖骨，前额低平，吻部前突，虽还没有脱离猿的基本特征，但其脑容量己进化为约940多毫升，远已超过灵長类的其他猿类。距今20—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之后段，直立猿人的脑容量已进化为平均1350毫升。从出土的大荔人头骨看已接近了现代人，考古学上便称其为智人了。智人们创造了魚杈、弓箭、细石器的各类组合工具，说明他们已由采摘经济上升为了渔獵经济。从出土的众多精致骨针看，他们更学会了用兽皮缝制衣裳。进入距今1万年后的新石器时代，智人便进化为了新人，即现代人了。
三、有巢氏、燧人氏之“上三皇”的考古实证。 史前传说的每个三皇，其内函都十分明确而至大。人之初的有巢氏和燧人氏，是关于人类起源的，故称“上三皇”。（而华源龙脉的女娲和伏羲，是关于中华血缘民族起源的，故为“下三皇”）原来考古发掘的人类进化起源之长达二百余万年的整个旧石器时代，正是传说中人之初的有巢氏、燧人氏之遗骸与遗物。具体说:直立人对应有巢氏。从有巢氏的名字我们就可联想到，他是巢树为家，以采摘野果树叶为食的直立猿人。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变化，不断迁徒覓食的直立猿人，最安全也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筑巢于树。地下考古是不可能再发现这些巢树遗迹的，但是有巢氏却以自己的名字告诉了我们。智人对应燧人氏。智人发明了魚杈弓箭，以渔猎获取肉类食物。但他最大的发明还是钻木取火而熟食，从而走出茹毛饮血的时代，使自己的大脑进化更快，体质变得更强。此前的直立人遗址也均发现用火遗迹，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雷电等所引起的天然之火。考古从用火遗迹中，是无法区分其天然之火与人工取火的，但是燧人氏却以自己的名字告诉给了我们。因为它代表了人类开始走出自然性生存，而进入创造性生存的第一缕文明之光。旧石器时代人类因进化而起源的考古实证，使神创论的上帝信仰失真成妄，却使中华“盘古开天”的最大神话得以正解。因为它是身处人类后天进化全过程的有巢氏和燧人氏，以其自身天地生人、天地养人之自然生存状态，所给自己的“天人合一”之自然信仰。它历久弥新，至今难有超越。四、黄皮肤、黑头发之中华人，“同种本土起源说”之再论证。 人类起源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唯有在东非和中华大地所发掘的遗址，时限更早且时段最全。它使黑色人种和黄色人种都找到了自己进化的根。唯独在欧洲大地发掘的尼安德特人等，不仅都来自非洲，而且后来又都神秘的中断而消失了，于是白种人的起源成了一个谜。这一情况，使自己主持着考古学，却又醉心于推行欧洲文明中心论和白种人优越论的西方学者，处境尴尬。1987年，三位分子生物学家卡恩、斯通金和威尔逊，通过来自非洲、欧洲、亚洲、中东、澳大利亚等土著民族共147名妇女，成功地提取其线粒体基因。由此测定，将所有现代人最后追溯到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女性。她被称为人类的共同“祖母”——夏娃。他们接着又根据mtDNA发生突变的速率，计算出大约13万年前，夏娃的一群后裔离开了非洲，最终向世界各地迁徙扩散，并逐渐取代了生活在当地的所有土著直立人和智人。这便是赫赫有名的，有关现代人非洲起源的“夏娃说”。而这三人因此而获2022年诺贝尔大奖。这一有悖基本常识的现代人非洲起源之“夏娃说”，使西方白种人更为尴尬。如果今天的现代人都是非洲“夏娃”的子孙，那么他们也就必须承认自己也是黑种人的后裔了。这种自取其辱的尴尬，才是真正的尴尬了。其实他们的这一科学造假所包藏的禍心，就是要否定中华人类“本土起源说”，从而给黄种人换祖宗，完全是赤棵棵的文化殖民。但我们也有自己科学家作出的中华人类起源并不曾断代的基因测序，更有考古与传说的“双重证据”以实证，他们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中国考古人类学家一贯注重对人类遗骸化石的收集和研究，一致认为史前人群与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并未发现不同人种成份的混杂与替代现象。铲型门齿是黄种人所特有的生物遗传特征，为其他种族所不备。1965年，考古研究者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两颗古人类铲型门齿，测定为距今170万年的早期直立人。这一古今黄种人之生物遗传特征一脉相承的完美对接，遂使中华人类“本土起源说”得以确证，也使人类非洲起源“夏娃说”成为不齿。人类历史的上限，是从人类的起源算起的。中华最早人类起源的旧石器遗址，是距今243万年的山西西侯度人。从那时开始到距今1万年的整个旧石器时代，上古传说其实只告诉了我们两个名字（有巢氏、燧人氏），和两个地名（神州，昆仑）。人类“我从哪里来”的生命身份，其实也只有两条: 一是生命的血缘之种族，二是生命的地缘之祖籍。远古传说还告诉我们，中华民族起源于神州之昆仑，它是我们还要寻找的更具体的生命地缘之祖籍。神州即中华大地，这个人人明白。然而由于昆仑之名，来自于中华创世纪的“盘古开天”之“混沌”，带有神秘色彩，故其址何地至今争讼纷纭、莫终一是，也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但自古至今亦称昆仑为“中央神山”，我们便由此可知它是位于神州中部的一座大山。也有人说秦岭本古称昆仑，这与秦岭“提携着黄河长江”“和合南北、泽被天下”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是相符的，而且今天也是可以给予证明的。由于传说的昆仑山是中华人起源之地，这样只要我们将考古发掘的自200多万年至1万年之全部旧石器人类起源遗址，一个不拉地标到我国地图上，你就会直观地看到他们都相对密集地分布在黄河与长江的中下游地区，而横亘他们中间之昆仑“中央神山”的身影，便妥妥地落在了巍巍秦岭之上。由此可知古之昆仑、今之秦岭，正是中华人类起源的祖脉和中央之地标了。有了考古与传说的多次对接互证，中华人类的“同种本土起源说”，便确立无疑了。本章所论: “同种”即“同源”之种族；“本土”即“一体”之共籍。一言以蔽之，中华“种族”同源一体也。
作者简介：李侃良，陕西华阴人，中共党员，退休干部，著名自由学者，著有《人性论新探》和《中华探源》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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