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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二十八星宿”，是古人观测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时，将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成28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由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各七宿组成，即“天之四灵，以正四方”。 根据传世文献记载，中国“28星宿”的直接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战国初或汉代文献，距今年代并不太过久远，于是这就导致“28星宿”的起源出现争议。
19世纪，西方学者先后提出“28星宿”印度起源与巴比伦起源说。20世纪，日本饭岛忠夫认为“28星宿”制定于公元前396年到前382年之间，断定西方传入中国。因此，至20世纪时，西方普遍认为“28星宿”始于西方，不是中国本土文化。 问题在于：中国农业源于1.4万年前，因为确定“农时”的需要，很早就已观测天象，贾湖遗址说明至少在距今9000年左右就已“观象授时”，那么“28星宿”真的外来文化吗？河南考古取得重大发现，确认“28星宿”是中国本土文化，如此也就难怪周易（易经三部曲之一，商代有归藏，夏代有连山）会说“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潜龙勿用”了。
曾侯乙墓：战国早期的二十八星宿图 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因开山炸石扩建厂房时，意外发现一座战国早期古墓——曾侯乙墓，其中一个布满图案的漆箱引人关注。 该漆箱图案的中间是一个篆书 “斗”字，表现的是北斗星，周围书写了一圈二十八宿名称，同时左右两侧分别画了龙和虎（见下图）。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细节，虎图腹下有一火形，代表的是“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不是如今的火星），而这颗星非常重要，在东方黎明时出现正好是“春分”，每年夏历六月出现于正南方，七月后逐渐偏西下沉，在西方不见时正好是“秋分”，因此是编定历法最重要的时间指示星，又由于七月后大火星西坠，故而才有“七月流火”之说。 换言之，这件出现在湖北的“二十八宿漆箱”，证明早在战国初期，中国“28星宿”文化已经广为流传。既然“蛮夷”的湖北已有，那么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原一带应该更为流传。其中，大火星被重点标出，并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说明“28星宿”不似外来文化。
考古证实：中国28星宿始于6500年前 1987年，在河南濮阳地区，考古发现“西水坡遗址”，距今6500年左右，其中墓葬蕴含的天文认知令人惊叹，更证实了28星宿的的确确是中国本土文化。 首先，西水坡遗址由自北向南的四组墓葬组成，每个墓葬间隔25米，都摆放在一条南北子午线上。显然，这种布局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天文认知。 其次，最北面的墓葬，墓主东西两侧分别放置蚌壳龙虎，脚下由一堆蚌壳与两条腿骨组成，造型很像北斗星。由于北斗星斗柄和青龙的龙角拴在一起，斗勺和白虎的虎头拴在一起，两者关系固定不变，中国古人早已明确这一点，即史记中的“杓携龙角”、“魁枕参首”等。而西水坡的蚌壳与两条腿骨的指向，与史书描述一致。
第三，该遗址蚌壳虎的腹下，有一堆蚌壳，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如今已经看不出形状，但如果与“二十八宿漆箱”对比，就可以知道这堆蚌壳表现的还是“大火星”。 可见，曾侯乙墓中的“二十八宿漆箱”，除掉上面文字的话，就与西水坡遗址中的龙虎和北斗图一模一样，说明这种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证实早在6500年前，中国已有东方青龙、西方白虎星象文化。同时，西水坡遗址中的龙虎、北斗，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星象图。 总之，虽然西水坡没有表现出朱雀、玄武的星象，但龙虎、北斗星象图一脉相承到曾侯乙墓，证实中国28星宿文化不可能源于西方，只可能是本土文化。至于朱雀、玄武星象，对观象授时并不过于重要，起初可能并不受到重视，大概是后来慢慢观测总结出来的。
由此可见，至少在距今6500年前，中国人对北斗与28星宿已有较深的认知，当时或之后认识到星象与季节的联系，也就难怪周易中会说“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潜龙勿用”，即东方青龙在春季时升起（所谓“龙抬头”），即“见龙在田”（青龙星象从田间地平线升起）；夏季位于中天，即“飞龙在天”；秋季下坠，即“亢龙有悔”；冬季隐而不见，即“潜龙勿用”。 耐人寻味的是，成书于周初的周易中说“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潜龙勿用”，背后反映出当时已有28星宿文化，为何西方与日本学者却否定它是源于中国本土，是不懂中国文化，还是另有目的？或许，只能说国家弱小时，连自己的文化都不能做主，只能任由他人胡说八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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