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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15日，苏丹武装部队（SAF）与快速支援部队（RSF）爆发武装冲突，这是自2019年以来苏丹发生的第4次政变。与以往苏丹军方推翻文官统治有所不同，此次政变更像是两支武装力量的内斗，属于内讧，是苏丹军队一号将领的布尔汗（Abdulfatah al-Burhan，SAF总司令）和二号将领的达加洛（Mohamed Hamdan Dagalo，RSF首脑）之间的冲突。如果此次冲突规模再大一点、范围再广一点的话，就会使苏丹再次滑向内战的深渊。据报道，截至5月6日，至少有550人在此次冲突中丧生，受伤者已超过5000人，有十万苏丹人已逃离家园。苏丹问题现在是一团乱麻，虽然联合国、非盟、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等国际组织，和沙特、埃及、阿联酋等相关国家都在“拉架”，都在劝和促谈，虽然冲突双方都承诺24小时或72小时临时停火，但实际依然是枪炮声隆隆。现在还看不到和平的希望。在清泉看来，军队首领动辄发动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崩溃的经济状况+部落式的前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域外大国或周边国家的“拱火干预”+地方诸侯与中央的矛盾，再加上文明与宗教冲突的推波助澜，是非洲一些国家频频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源，苏丹也不例外，而且特别典型。  （喀土穆国际机场成为冲突双方争夺的重点，目前仍控制在RSF手里）
1// 从此次军事冲突看苏丹1956年独立以来发生的五次大规模军事政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1956年1月1日，苏丹共和国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正式独立。独立以来，前后五次重大军事政变构成了过去近70年苏丹政局演变的“主旋律”。第一次：阿布德将军政变。独立后的苏丹即陷入政治和经济困境。彼时，苏丹两大政党——乌玛党和民族联合党——是苏丹议会的主导力量，但两党竞争激烈，导致国家建设无法走上正轨。面对国内糟糕的政治状况，苏丹军方开始介入。1958年11月17日，陆军司令易卜拉欣·阿布德（Ibrahim Abboud）将军发动军事政变。阿布德政变不仅是苏丹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也是非洲大陆第一次军事政变。但此次军事政变的策划者却是时任总理哈利勒，他在政变发生后表示：“经验告诉我，我们这个国家还不能实行民主。因而我决定，在顾问们的建议下，将国家的统治权交给军队。”第二次：尼迈里上校政变。1964年10月，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导致军政府垮台，苏丹由此重建议会政治（1964—1969）。与此前相似，国家政治生活充斥着意识形态分歧、宗教纷争、种族差异、教派斗争和地区矛盾。总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哈古卜（Muhammad Ahmad Mahgoub）和总统阿扎里之间的个人恩怨导致联合政府出现危机。这种状况使政府瘫痪。1969年5月25日，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Gaafar Mohamed Nimeiri）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政府。应该说，尼迈里是一位有着高超手腕和强力政治智慧的领导人，在其领导下，苏丹打赢了与南方反叛军的内战（苏丹第一次内战），并于1972年签署《亚的斯亚贝巴协议》，尼迈里由此建立了崇高威望。第三次：达哈卜将军政变。1984年，苏丹外债高达90多亿美元，到期债务17.4亿美元，国家无力偿还。糟糕的经济状况引发学生、工人及行业组织的罢工，尼迈里军政府面临巨大挑战。1985年4月，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斯瓦尔·达哈卜（Abdel Rahman Swar al-Dahab）将军发动军事政变，终结了尼迈里16年的统治。随后，达哈卜组建过渡军事委员会，并于次年将政权移交给文官政府。 第四次：巴希尔准将政变。1986年，苏丹举行议会选举，哈桑·图拉比（苏丹的伊斯兰宗教领袖，苏丹伊斯兰化的灵魂人物）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成为议会第三大政党，仅次于乌玛党和民主联合党。之后，三大政党围绕“九月法令”及拟定宪法问题争论不休，同时苏丹政府军在南方战场非常被动。1989年6月，苏丹内外交困之际，伊斯兰民族阵线支持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准将夺取政权，这次军事政变也标志着苏丹进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时代。1993年10月巴希尔解散革命指导委员会，改任总统；1996年3月、2000年12月、2010年4月和2015年4月四次连任。 （苏丹前总统巴希尔）第五次：伊本·奥夫（Ibn Auf）将军政变。巴希尔是苏丹独立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执政长达30年之久，在其领导下，苏丹在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上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但巴希尔依然没有逃脱军事政变的宿命。2018年12月18日，苏丹北部阿特巴拉工业学校（Atbara Industrial School）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面包价格上涨三倍，市场劳工和其他学生也纷纷加入。民众抗议活动从阿特巴拉蔓延至东古拉（Dongola）、加达里夫（Gedaref）、努胡德（Nuhud）及首都喀土穆。2019年2月，巴希尔下令对抗议民众进行镇压。4月11日，苏丹副总统兼国防部长伊本·奥夫发动军事政变，巴希尔总统黯然离场（有关巴希尔本人的前世今生，可以查看清泉此前的微文“巴希尔往事”）。可以看出，1956以来的近70年时间里，苏丹政治体制出现议会制与军政府反复交替的局面。每当议会制无法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时，便会发生军事政变。每当军政府令国家陷入经济社会重大危机时，民众反抗军政府的力量就会壮大，而文官政府也无法彻底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军事政变则再次发生。这好像成了苏丹的“轮回”和“宿命”。2// 苏丹最终没有逃脱“石油诅咒”和一些中小产油国普遍面临的“50万桶/日”现象苏丹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重大石油发现，到2007年前后，苏丹（彼时南苏丹尚未分离出去）的石油产量一度达到55万桶/日，也即年产2800万吨左右，短短十年内一跃成为非洲重要产油国和出口国，也成为全球重要石油生产者之一。1999年，随着苏丹124项目油田和苏丹喀土穆炼厂以及1500公里的原油外输管道的成功投产，苏丹在中国石油（CNPC）等外国投资者的帮助下构建起了现代石油工业体系。此后十多年，高油价、高产量、高出口量带来的巨额石油收入帮助苏丹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型；与此同时，由于石油收入分配不均，加剧了苏丹南北方的矛盾和冲突，也导致苏丹国内滋生大量腐败。2011年，南苏丹脱离苏丹宣布独立，带走了四分之三的石油储量和产量；2012年，苏丹南苏丹发生战争；2013年以来，南苏丹发生重大部落冲突，造成数万人死亡和数十万人流离失所；2019年，已经执政满30年的苏丹巴希尔政权被推翻。可以说，苏丹是“50万桶/日陷阱”最典型的案例。所谓“50万桶/日”现象，就是那些突然间有了石油大发现，且高峰产量一度达到50万桶/日产量水平上下（相当于2500万吨/年）的产油国，往往在后续某个时期因油田产量或国际油价骤降，突然陷入“困境”，轻则国家和社会出现大面积动荡，重则发生政权更迭甚至国家分裂。清泉把这种情况称为“50万桶/日现象”或“50万桶/日陷阱”。粗略梳理了一下，符合或部分具有“50万桶/日陷阱”特点的国家大多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主要有：叙利亚、也门、苏丹（南苏丹）、加蓬、赤道几内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或多或少均有上述现象。比如加蓬，其问题与苏丹有点类似，也是经常发生政变的主。显而易见，苏丹目前问题的根源在于，2011年南苏丹在美西方的挑拨下从苏丹“母体”分离，带走了70%以上的石油储产量，导致了苏丹石油收入锐减和经济崩溃。经济不行了，谁上台都不好使。 （冲突下满目疮痍的当地居民家中）
3// 地方诸侯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从中心到边缘的资源分配不均是苏丹的痼疾苏丹独立以来，“央地冲突”严重。苏丹东部、西部和南部不断发生反抗中央政府的反叛活动，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权力和财富集中在首都所在的“中心地区”，而“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发展长期被忽视。苏丹央地和谈先后经历了独立谈判阶段和全国对话阶段，最终在2020年达成《朱巴和平协议》。然而，地方反政府武装派别林立且分歧严重，无法形成统一的谈判立场，加之苏丹持续政治动荡和经济恶化，中央政府无法兑现和平协议中的各项承诺，边缘地区的落后状态得不到根本性改变。无论是2011年南苏丹独立，还是西部达尔富尔地区旷日长久的冲突，本质上都是央地矛盾长期无法解决的后果。面对这种冲突，中央政府能力有限，不得不依靠外部力量来应对。本次苏丹冲突的主角之一“快速支援部队”，其前身“金戈威德”（Janjaweed）正是在达尔富尔地区冲突中被苏丹政府借用的阿拉伯民兵力量。苏丹政府与西部达尔富达地区的冲突是央地冲突的典型。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生态退化导致的资源争夺、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中央政府对地区不同族群的偏袒政策，导致达尔富尔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爆发了三次大规模冲突。第一次冲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地人为保护土地不受入侵和掠夺，于1988年建立了由6000名民兵组成的“达尔富尔军队同盟”，同得到苏丹政府支持的阿拉伯民兵武装、乍得叛军和利比亚军队发生激烈对抗。第二次冲突从1995年持续到1999年。冲突双方分别是西达尔富尔的阿拉伯部族和马萨利特部族。1999年，苏丹政府决定恢复该地区的平衡，让冲突双方在地方政府委员中有平等的代表权，冲突才暂时告一段落。第三次也即当前的冲突始于2003年。2003年2月，当地武装组织以政府忽视该地区发展为由发动叛乱。冲突造成数十万人员伤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派出史上规模最大的维和部队以应对危机局势。2006年5月，苏丹政府与部分反叛组织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定》后，冲突进入新阶段，主要冲突方由早期政府与叛军之间的冲突演变为阿拉伯部落之间的战争。2010年以来，非阿拉伯族群之间以及阿拉伯族群和非阿拉伯族群之间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冲突。2014年以来，除了个别武装组织，达尔富尔绝大部分武装基本上与政府军处于停火状态。 苏丹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恐怕都得处于当前这种打打杀杀的“新常态”了。其特点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大了，布尔汗和达加洛这两位将军就坐下来谈；谈不拢，谈崩了，那就继续打。目前看，布尔汗领导的苏丹武装部队（SAF）稍占上风，加之其拥有陆海空三军，可以对达加洛领导的快速支援部队（RSF）进行全方位打击，但其不足在于支撑军队作战的财力（主要依赖石油和农产品收入）不足。而达加洛及其家族是苏丹首屈一指的富人集团，其控制着苏丹西部的金矿——这是苏丹目前最大的财源。加之快速支援部队骁勇善战，鹿死谁手，现在还不知道。布尔汗一再表示，两支武装的合并必须以SAF为主，RSF必须被打散建制，人员和装备纳入正规军单位，必须从首都喀土穆及近郊全部撤出，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两年。达加洛对此嗤之以鼻，声称“过渡怎么也要10年以上”，且始终对拆分、退出首都和交还金矿等敏感要价装聋作哑。苏丹的政局目前是陷入了“死循环”。当然，“擒贼先擒王”，如果对垒的两位将军先有一个出现问题，比如遭遇袭击身亡，则失去了灵魂的军队就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僵局就会被打破，苏丹政局或将出现转机。当然，在外部力量的干预下，苏丹或将出现一丝变化。目前看，阿联酋、埃塞俄比亚是快速支援部队的支持者；而埃及和沙特更多支持布尔汗领导的苏丹武装部队。最新的消息是冲突双方派出的谈判代表已到达沙特的吉达进行谈判。写到这里，不禁感慨，2011年之前的在石油工业快速发展带动下的大苏丹（南苏丹独立之前的苏丹），出现过大约20年左右的“黄金发展期”。在时任总统——有着“非洲雄狮”美誉的巴希尔领导下，苏丹成为非洲大陆发展的最快的国家之一，苏丹也成为中国对非外交和政治经济合作的样板国家，象征着中非友谊新的高峰。2011年南苏丹从大苏丹独立出去，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从此，无论是苏丹还是南苏丹，便陷入了动荡的深渊，而且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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