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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家园】和平解放西藏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符号的运用及其意义 ——以十八军进藏为中心

 花间挹香 2023-05-08 发布于河南

【作者简介】徐百永(1979- ),男,安徽砀山人,现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藏学、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项目“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访问团的民族工作研究”(项目号:2020-GMF-028)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政治符号建构与传播是现代国家强化国家认同的方式之一。和平解放前后,对国家政治符号的传播运用,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进行政治整合、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路径之一。在进藏途中和驻藏后,十八军广泛植入、运用、传播甚至化身为新中国政治符号,使藏族人民逐渐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认可和认同,促进了新中国对西藏的政治整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十八军;政治符号;国家认同

政治符号是现代国家的象征符号,集中体现了国家权威。它指涉范围十分宽泛,广义上讲,任何能够体现国家主权、政权、制度的物质形式或抽象实体都被视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符号。国旗、国歌和国徽是现代国家象征体系中最重要、最能体现国家主权和政权性质的具象化政治符号,同时,那些能够体现国家制度、政权性质的文艺作品,乃至经过身体塑造和思想改造从而获具国家象征意涵的人都是国家权力的具象化载体,都能促进政治整合。
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时便建立起了以国旗、国歌、国徽为核心的国家象征体系,并在众多场合、媒介载体中充分传播运用。在国家获得新生、人民当家作主的时空场域,国家政治符号的传播应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国家政权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十八军进军西藏就是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政治符号巩固新生政权、整合边疆地区与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实践。

一、进军西藏的筹划和准备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实现对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地区的政治整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和国外反华势力的阴谋迫使解放西藏刻不容缓。随着解放事业的迅速推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开始考虑解放西藏的问题,指出“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并对进藏路线、入藏部队及负责干部和兵力等问题做了初步筹划。经过慎重考虑,1950年1月中下旬,西南局确定由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的十八军担任进军西藏的主力,决定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并就运输组织、部队装备、卫生药物和物资准备等重要问题制定了具体实施计划。同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十八军党委、西藏工委作出部署,准备向高原进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步也是重要一步,就是思想动员。十八军党委和西藏工委就此多次进行思想动员工作。同年3月7日,在乐山举行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上,张国华从解放事业全局、纪律要求和政策教育三个方面要求全军指战员:应认识到解放西藏是中国革命任务的一部分,进军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服从指挥,执行命令,发扬“人民军队英勇奋斗、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誓要“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张国华要求进藏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实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遵守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了解当地人民生活状况,关怀当地人民的疾苦,并积极地帮助他们解除疾苦和困难”,此外,他还要求部队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和决心,“积极修路发展交通建设”“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发展生产建设事业”。
解放西藏和经营西藏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伟大而艰巨的革命任务之一,又是巩固西南边防的重要举措。正因为进军西藏的战略意义重大,中共中央、西南局、十八军和西藏工委精心筹划,竭力在各方面做好进军准备。事实上,十八军不仅在思想动员、物资筹备、修建交通等方面充分准备,还在印制和运用政治符号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如十八军独立支队在北京筹备进藏物资时,就“采购适合西藏地区的统战礼品和民族宗教用品,包括锦缎、珠宝、寺庙饰物、神龛等。印制了大量精致的领袖像、十七条协议藏文材料和各种规格的五星红旗”,作为礼品,他们在沿途大量散发,“仅领袖像和纪念章就发出五千余份,国旗数千面”。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这些政治符号“对于扩大我军进藏的政治影响,团结争取上层,开展群众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其梅率十八军先遣支队较早出发,在进藏途中,曾要求“后续部队应多带些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画像入藏”。从后续部队大量发放国旗、领袖画像来看,进藏部队不仅准备了充足数量的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对其重要意义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总之,十八军各路进藏部队,在进藏之前就已经注意要运用政治符号开展群众工作、民族和宗教工作,并在此后的工作中,将此作为重要内容予以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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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平解放前后十八军植入和运用政治符号的实践

1950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准备进军西藏”的指示,十八军闻令而动,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序幕。“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主席发出“进军西藏”的号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大规模进发。在进驻西藏过程中,十八军通过植入和运用政治象征符号,将“十七条协议”、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贯彻落实到实处,有力地推动了人民政权在西藏的建设。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进藏途中和驻藏后两个阶段,即以进驻拉萨为转折点,此后十八军对政治符号的运用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一)十八军进藏途中——化身符号,植入和传播政治符号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藏工委和十八军党委的教育下,战士们积极操练,学习藏语,了解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化身为国家力量的鲜活象征符号。解放军政治符号化的关键是政策和纪律。进藏老兵指出“模范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有的藏族群众因此“把地方干部也称为金珠玛米”。王其梅也说:“我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在藏族同胞中造成了极好的影响,因而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真挚热爱和赞扬。”为此,十八军政治部多次发出学习民族宗教政策的指示,要求重点学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还召集有关专家和藏族同胞座谈,制定《进军守则》三十四条,颁发全军要求严格执行。《进军守则》相关内容事无巨细,如要求战士们在进入寺庙经堂参观时“不用电筒,不摸佛像”“女同志不可进经堂,男同志不可进女庙”“西藏神山、神树较多,部队打柴、放牧应做好调查,严禁砍伐神树和在神山放牛”,也要求战士“积极帮助藏胞治伤看病”等等。这些原则对于解放军顺利进驻西藏、拉近与藏族同胞的距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各路进藏部队坚决执行上述守则,严守军队纪律。如王其梅率领的十八军先遣支队途径甘孜、巴塘等地时,“不进寺庙,不住经堂”“不损坏'玛尼堆’经塔”“不在寺庙周围打猎捕鱼”“不触动神山神水”“广大指战员喝稀面糊、吃马料,甚至捕老鼠、麻雀充饥,也不妄取群众一粒粮食”。十八军直属机关由丁青向拉萨进军时,“帮群众背水、扫地。群众喜笑颜开,打酥油茶、设奶渣于房舍,请解放军到房内话别。有些藏族老奶奶还劝阻解放军战士不要扫地了,拉着战士到房舍喝茶”。再如154团进入西藏后,“不进民房,住在牛棚里,每天给房东背水、扫地、打柴、修补房屋”“每到一地,对藏族群众经幡、经塔、神山、神树、玛尼堆和一切宗教建筑加以保护。”正是因为进藏部队恪守纪律、发扬优良作风,以言行举止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亲民爱民、勤劳朴实、亲切善良的形象,得到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宣传“十七条协议”和增强国家力量在场初步奠定了群众基础。

十八军在进藏途中还大量发放和使用国旗、毛主席画像等政治符号,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范围、树立了党的形象,还争取了藏族群众和上层人士,有助于宣传“十七条协议”和民族宗教政策。如1950年7月14日,157团行至雅江时,发现“家家挂着五星红旗”,7月19日,苗丕一副政委和柴副团长率队参观崇西土司家时,“拿出一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相片送给主人。当朱同志(藏语翻译朱崇道)向主人说明哪位是毛主席哪位是朱总司令时,主人很满意地笑着看相片。”而先遣团则多次遇到群众主动索要国旗。1951年8月1日,154团在洛隆开展群众工作,多有“要求毛主席画像的,已发给数幅”,但“因携带不多,未能全部满足。” 1951年8月21日,先遣支队到达嘉黎,远道而来的牧民嘎央和斯达“要求给他们两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带回牧场给牧民们看。当他们拿到画像时,马上举到头上连连碰了两下(这是藏族表达尊敬的礼节)。”1951年11月5日,范明率十八军独立支队抵黑河途中,“在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石壁上镌刻了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民族大团结等标语,散发了5000余份毛主席纪念章和像及数千面国旗”,并且“第一次在通天河升起我们伟大祖国的五星国旗”!昌都解放期间,解放军率先在岗托村升起了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示国家主权。十八军进藏途中的这些行为增强了藏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权的直接感知。

进藏途中的十八军战士以身体和行动为载体,或主动植入,或被索要国旗、领导人画像,增进了与藏族同胞的互动,增强了国家力量的在场。他们所展现出的严明的纪律性,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崭新形象,逐渐打消了藏族同胞的心中疑虑,增加了西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解放军的认识和了解。总之,十八军进藏途中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符号在西藏宣传国家形象的准备阶段,重在拉近与藏族群众的距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为构建国家权威奠定基础。

(二)十八军进驻拉萨——带入特定情境,彰显国家在场

随着解放军进驻拉萨,国旗、国徽和领导人画像等政治符号迅速传播,出现在节日庆典、庆祝大会等各类仪式和重大场合场所中,充分彰显了国家主权,增强了国家力量的在场。

1951年9月至12月,随着各路进藏部队进驻拉萨,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符号构建国家认同和增强国家权威进入确立和巩固阶段。在各路部队的入城式中,五星红旗以醒目的色彩十分引人注意,明确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力量。9月9日,十八军先遣支队解放军战士“手持数十面五星红旗,沿拉萨主要街道向布达拉宫进发”,在拉萨群众欢声笑语的迎接中进入拉萨城。入城仪式最隆重的还属主力部队,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十八军机关、军直属一部和154团等2500余人到达拉萨,拉萨各界两万余人参加入城仪式。解放军“彩旗队的旗帜五彩缤纷,给古老的八角街增添了欢乐的气氛”,藏族群众“挥动手中的小彩旗”,不断招手致意,表达着对解放军的欢迎。入城式会场被设在“拉萨东郊恰曾林卡附近的一块空地上”,还“临时搭起一个土台子当主席台。台上,并排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在庄严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大会升国旗,入城仪式正式开始。“部队高奏军乐,迈着正步,通过主席台后”,接受张经武、十八军主要领导和西藏地方官员的检阅,场面甚为隆重庄严。不久,十八军独立支队到达拉萨,并于12月20日与进军西藏的兄弟部队举行会师大会,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举五星红旗”,进入了拉萨城。入城式后,十八军各部队陆续进驻指定边防位置,将五星红旗插在了青藏高原。如在乃堆拉山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与解放军战士一同捍卫西南边防。

除仪式外,节庆典礼、纪念日集会等也是激发公民爱国热情、凝聚国家认同的重要场合,而国旗政治符号的在场往往能够塑造集体记忆,强化爱国情感和国家认同。1952年2月11日,西藏军区举行成立庆祝大会。精心布置的主席台上,毛主席画像和巨幅国旗被高高悬挂,庄重且肃穆,解放军战士精神抖擞,队列后方矗立着的一排排红旗随风招展。在国庆节、青年节和“十七条协议”签订日等重要节日,军区主要领导、西藏工委同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借助国旗、领导人画像等政治符号凝聚国家认同。如1951年10月1日,国庆两周年纪念日,张经武在布达拉宫前升起了五星红旗 ;下午在孜仲林卡举行宴会,宴会前特意布置了图片展览,“图片中有毛主席和班禅、阿沛分别举杯的场面”,表现了民族团结。1952年10月1日,国庆三周年之际,解放军战士与藏族同胞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游行,还高举五星红旗和标语横幅,共同庆祝祖国盛世,表达爱国热情。1952年5月4日,在拉萨举行“五四”青年节三十三周年纪念和庆祝大会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主席台上的一面面五星红旗和团旗鲜艳亮丽,映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和爱国标语,台下的解放军战士精神饱满,群众们则满眼期待,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对西藏地方而言,“十七条协议”签订日的纪念意义可谓非常重大。1952年5月23日,西藏隆重举办了“十七条协议”签订1周年庆祝大会。“大会场设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上。主席台上方的中央悬挂着五星红旗和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会场四周有几十面红旗和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十七条协议》的大字牌”,在红色的海洋中,会场异常庄严,十时,大会在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典中正式开始。当然,对于和平解放后的西藏,最为重要的仪式之一还有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隆重举办,陈毅副总理出席大会,并代表国务院向十四世达赖授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钢印。这表示,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威由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地方行使着主权。总而言之,在重要节日纪念仪式、庆祝大会中,国旗充分彰显了国家主权。藏族同胞积极参与,欢庆节日,则有助于塑造集体记忆,增强国家认同。

当然,政治符号在各类仪式典礼出现的同时,还很快展现在政府机关、达赖行宫等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所。1951年,原为西藏大商人宅院的桑多仓被买下,成为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的驻地。驻地上方随即悬挂了一面五星红旗。作为中央西藏工委驻地的杰木绒也很快挂起了五星红旗。同年9月28日,中央代表张经武赴罗布林卡向达赖赠送毛泽东主席礼品,场景蔚为壮观:送礼队列“以军乐队为前导,腰鼓队相随。送礼队伍经过大街时,群众夹道观看”,行至罗布林卡门口,“僧俗百官列队欢迎。达赖卫队持枪敬礼。进入殿堂,达赖在宝座下面的凳子前站立,面带笑容欢迎张代表,镶着金色框架的毛泽东主席像被抬着送到达赖的左上方后,达赖转身扶相框注目瞻仰,让记者摄影,随后把毛主席像放置在达赖宝座左上方的桌子上。张经武又以个人身份向达赖献了哈达,然后被接引到左边铺设着锦缎的高座上就座”,而所赠礼品亦显贵重,其中“有针织哈达1条,毛泽东画像1帧,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1册,大幅彩色天安门照片1帧,《伟大祖国》照片1套,以及许多象牙雕刻、玛瑙玉器、瓷器、湘绣、绸缎等珍贵物品。达赖接受礼物时向毛泽东像致敬。”中央送礼队列被高规格接待和欢迎,一颦一动都十分讲究,毛主席像被恭敬地放进达赖行宫中,并特别放置在达赖宝座左上方。这些充分彰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的主权。

除此之外,国旗还出现在银行、教育场所和医疗机构中,并逐渐向基层传播。如1952年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办事处在拉萨设立,位于大昭寺西南面的银行墙面上很快便悬挂了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大幅画像,两侧还插上两面五星红旗。拉萨小学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最早开办的教学机构之一,在1952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人山人海,甚为热闹,而被悬挂在主席台后面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和两面五星红旗颇引人注目。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西藏第一所现代医疗机构——拉萨市人民医院的成立大会上,国旗、毛主席画像和防疫口号标语等见证了西藏工委的医疗工作成就。不过,与上述机关单位相比,基层被视为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国家权威和文化力量向基层渗透往往难度大。但中国共产党克服了这一困难。如1952年5月24日,昌都小日通乡举行了隆重的人民委员选举仪式,最终在毛主席画像、五星红旗的见证下,选出了15名人民代表。在修路现场,也不缺乏国旗的身影。如1951年,十八军五十三师战士们受命修筑川藏公路,他们与国旗相伴,干劲十足。鲜红的五星红旗飘扬在西藏的土地上,彰显着时代的更替和西藏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对于西藏地方群众了解和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悬挂国旗国徽既十分醒目,又具有深刻的国家象征意义。在中央驻西藏地方政府办事机构、达赖行宫等场合摆放或悬挂国家象征符号最能宣誓国家主权、彰显国家尊严;学校、银行以及文化场所则是政治教化的重要场合,国家象征符号植入这些公共空间,并逐渐渗入基层,能够强化基层民众对国家主权的认识和认可,增强西藏人民的国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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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军运用和传播政治符号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地区的影响相对有限。在西藏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分裂势力的勾结下,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内陆人民的形象被歪曲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国共产党果断采取措施,促成西藏和平解放。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十八军运用和传播政治符号这种策略,巩固了新生政权,以“润物细无声”之效加强了与藏族人民的交往交流,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形象,促进了政治整合、强化了国家认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有助于拉进与藏族人民的距离,塑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良好形象
五星红旗以红色为主色调,辅之以杏黄色,适当运用这种浓重色调和醒目的设计图案能够增强吸引力,在某种意义上为解放军战士同藏族人民交流提供了可能。领导人画像的植入和传播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风貌,使藏族人民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如1950年初秋,吴忠率一支先遣部队在进藏途中到甘孜群众家里走访,一位藏族群众就“把部队送给他的毛、刘、朱、周的照片嵌在玻璃镜框里挂起来,天天祝愿领袖健康”以表达感恩之情。再如,在1952年的建军节庆祝大会上,有藏族群众主动“送来鸡蛋、袜子。寺庙的喇嘛把哈达献到毛主席像前,并跳起野牛舞、狮子舞庆贺建军节。”
解放军进藏前,西藏流传着诸多有关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谣言,难免使人产生关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刻板印象。而十八军战士以严明的纪律性和实际行动重新塑造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良好形象。如有的藏族群众了解解放军后,改变了“男人赶着牛羊上山躲起来,女人把锅、粮食等家什藏在牛粪堆里”的做法,十分感动地说“过去没有哪一支军队不糟蹋喇嘛庙,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这样的新汉人,菩萨兵!”“通过解放军,我们认识了共产党”“共产党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解放军是神兵,是天菩萨派来拯救我们的”“普度众生的是释迦牟尼,解放全中国的是毛主席。帝国主义掠夺我们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解放军又夺回来还给人民,我们要支援解放军”。一个藏族老阿妈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解放军和过去的旧军队就是不一样啊!”足见十八军运用政治符号和国家象征载体的良好效果。
(二)植入和传播新政治符号,塑造共同记忆,凝聚国家认同
政治符号代表了政权,政治符号在场意味着国家在场。在旧西藏,政治符号满眼是象征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画像、雕塑。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画像、国旗等政治符号象征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随十八军进藏得以广泛传播,而后迅速出现在大街小巷,逐渐替换了旧西藏的政治符号。新政治符号的植入和传播,将新的国家力量带入日常生活,群众的悬挂、保存或收藏等行为都助于唤起和促进藏族群众对新的国家政权的认同。
再者,仪式、庆典所发挥的作用“不仅是表达性的,而且是形式化的,不仅是形式化的,而且是有确定价值和意义的;仪式的效用不限于仪式场合,而且是具有扩散性的”。在一系列重大节庆仪式,十八军运用国旗、国歌或红色歌曲等政治符号,增强了仪式的庄严肃穆、神圣感和政治权威性,同时再造时间与空间,借助各种集会、典礼,塑造集体情感和集体记忆,有助于增强西藏人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阴法唐到基层慰问时,或通过“歌唱《东方红》《藏军歌唱解放军》、秧歌剧、腰鼓舞、各民族歌舞、军民团结舞、协议对口唱”等节目,或通过放映电影、演戏等活动,使得解放军战士和藏族同胞其乐融融,共同度过美好时光,潜移默化地增进解放军和藏族同胞的情感。
(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潜移默化地构建国家认同
事实上,“认同的建构不是单向的灌输、自说自话或者暴力胁迫,认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和在心理层面上的认可。”人民的认可和认同是国家取得正当性、合法性和权威性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军进藏各部队多路向心出发,足迹几乎遍及藏族百姓生活地区,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由下而上的群众路线。以先遣支队为例,昌都战役后,王其梅率先支从昌都出发,一路经过洛隆县、边坝县、达孜县等。他们沿途散发国旗和领导人画像,帮助藏族同胞劳动,用勤劳踏实、亲切可爱的实际行动构筑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多地深入基层慰问、开展文艺演出、医疗工作等更是让藏族同胞感受到了解放军、共产党的善意和真诚,重塑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记忆和情感。而被发放的国旗和领导人肖像易保存,则使这种感情和记忆获得延续性,不断将即时情感转化为对党和解放军的深度认可和认同。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符号的运用中得以实践,由下而上地凝聚了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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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注重政治符号的使用,在苏维埃时期,解放区各类公共场所或私人空间就悬挂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重大节庆仪式中开始大量使用领导人画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构建了国家象征的政治符号体系,并向全国推广传播,以国旗、国歌和国徽为核心的政治符号很快出现在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国家力量和国家主权的象征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符号推动政权建设的经验丰富、策略多元。十八军对政治符号的运用和传播服务于国家对西藏的政治整合,即是一次生动的实践,为我们全面科学认知中国共产党治理策略和治理能力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所承载的政治智慧。
十八军通过植入国旗、国徽、领导人肖像及真挚热情的行动塑造了藏族同胞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良好印象,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政治整合。但须知这种权力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实践,来源于中国人民的信任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正当性、权威性和人民性,才是国旗等政治符号强化国家认同、人民政权在西藏成功建设的根本原因。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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