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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今年，是父亲王重民诞辰120周年，系里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回顾父亲的一生，似乎与书，有着不解之缘。 一、读书 1903年1月3日父亲诞生在河北省高阳县西良淀村一个农户家里。爷爷王步霄是一个秀才，在村里当私塾先生，他还懂中医，经常给村里人看病。父亲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爷爷给父亲取名重民，叔叔新民。由于父亲是爷爷的第一个儿子，因此备受溺爱，小时候胆子很小，听爷爷说父亲到了6岁都不敢自己上街。但是父亲十分的聪颖，爷爷教他读书写字，他一学就会。听爷爷说，父亲上一年级时，就把四年级的功课全都学会了。到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可以去自己学习五年级的功课了。 父亲12岁那年，考取了县高等小学，由于他聪明好学，成绩一直很好。16岁时，父亲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省直隶第六中学（现在的保定一中）。上中学以后，父亲不但努力学习，而且还交了不少朋友，他的朋友杨景山是一个进步青年，在杨景山的影响下，父亲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并经杨景山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父亲与杨景山一起在直隶六中筹建团支部时，被直系军阀曹锟发觉，下令通缉，父亲只好离校，潜逃至北平，曾化名王鉴。 到北平后，父亲考入了北平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 拜陈垣、杨树达、高步瀛、黎锦熙、钱玄同诸先生为师，并深受各位老师的赏识，他得遇名师指导，如鲸吸水，巨饮狂吞，学识日益广博。后与孙楷弟、傅振伦一起被誉为河北三雄，父亲居首。 因父亲接受了新思潮，反对封建婚姻，并违背了爷爷对他“做官”、“赚钱”的期许，所以家里中断了父亲的经济来源。为了完成学业，父亲当过家庭教师，当过《益世报》编辑，或为报刊撰写文章，收入些许报酬，用于学杂费用。 老师们知道了父亲的困难处境，都十分同情并出手相助。在黎锦熙的指导下，父亲得到了编纂国学论文索引的机会，他利用暑假期间，遍访北平各大图书馆，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阅读了近二三十年的国学作品，看了近60种杂志，记录了每篇国学论文的题名、作者及所在杂志的卷数、期数，间或附贅数语，撮其文章大意。父亲苦读苦记，经过一个暑假，居然完成了包括自1905年至1925年杂志的《国学论文索引》五册巨著的初稿。父亲自求学时期起就养成了严谨的治学精神，他不肯把自己认为尚“不完整的工具献人”，而是把初稿增补、修改多次，最终于1928年正式出版，此书出版后，即成为当时研究国学极为重要的工具书。 教授父亲目录学的老师袁同礼，同样在了解了父亲的困难处境后，介绍他课余到北平图书馆工作，从此，父亲踏上了一生为之奋斗的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里程。 利用接触图书馆的方便，父亲开始编纂《老子考》，《老子考》收录了有关老子的著作近500种，并于存者记其何种刻本或丛书本，凡未见、未刊者皆予注明，这是在前人辑著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父亲编成此书，一方面是在北平各大图书馆勤工俭学，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源，开展目录学研究；另一方面是得到名师指点，虚心向袁同礼、陈垣、杨树达、傅增湘等学者请教的结果。《老子考》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出资付印，于1927年7月出版，这也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丛书》的第一种。 父亲在求学期间，刻苦读书，努力工作，博览群书，撰写文章发表，并有著述出版，他毕业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了。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父亲在求学期间便立下了“行万里路，读万种书”的宏伟志愿。 二、访书 1929年父亲毕业后继续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同时受聘于河北大学兼任国文系主任，一个星期中，他三天在保定，三天到北平图书馆，后因为过于奔波劳累，父亲辞去河北大学的工作，专心在北平图书馆就职。由于父亲工作出色，并经常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表现出目录学研究上出众的才华，深得馆长袁同礼知遇，任命父亲为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在父亲的领导下，短短几年时间，编撰书目索引10余种，他个人还校辑清人著作数十卷，撰写论文多篇。深厚的知识底蕴，丰硕的研究成果，丰富的书目工作经验，刻苦的向学精神，更深得袁同礼的器重。当时，未及而立之年的父亲，已经成为了学界引人瞩目的青年学者。 1932年母亲刘修业由燕京大学毕业，进入北平图书馆工作，并在父亲手下参加编纂《文学论文索引》的工作，父亲对母亲的工作能力非常赏识，曾夸奖她与索引分类上一脉相承的“苦心”。 1934年父亲奉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之命，赴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等地，收集整理散落于海外的敦煌及其他古典文献。父亲以敦煌遗书、明清时期西洋传教士的华文著述、太平天国史料、古刻旧抄四部书罕传本等4种文献为考察主要对象，历时10余年，访遍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梵蒂冈、美国等各大图书馆，查阅古籍，撰写论文，陆续发表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海外希见录》等著名文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举成为这四个领域的学术权威，其中敦煌学领域的成就最负盛名。 父亲赴法国后，与母亲之间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二人鸿雁传书，渐渐有了感情。1936年父亲写信邀请母亲赴法，母亲欣然接受，并于同年夏天，乘意大利轮船赴法，在威尼斯登陆，与父亲见面，共同开启了海外寻访古籍的学术之旅。 在父亲之前，中国人不仅没有见过伯希和窃取的大部分敦煌卷子，也没有大批见过斯坦因掠取的卷子。这些本属于中国的国宝，却被外国人霸占，伯希和他们还十分刁难中国人，不允许中国学者拍照，甚至不允许他们抄录，一些学者只能够凭着记忆，看完卷子后默写下来，这给敦煌学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父亲热爱祖国的文物，在国外见到这些宝贝，又想到旧中国反动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心中无比激愤，决心要与外国汉学家一争高低，使我国的敦煌研究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不知是父亲深厚的学术功底、刻苦研究学问的精神感动了伯希和，还是父亲有着比较好的语言能力，因为父亲在赴法之前，听取了老师陈垣的劝告，努力学习外文，使语言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不仅能够沟通，而且还能够用法文编辑敦煌卷子目录，现在我家里还可以见到一本父亲当年手写的法文敦煌遗书目录。父亲居然得到了伯希和的认同，让他帮助编写敦煌卷子目录，并可以随意拍摄敦煌卷子。 据母亲回忆，虽然巴黎的风景如画生活繁华，但这些都没有使父亲陶醉，最吸引他的，还是被劫去的祖国瑰宝——敦煌遗书卷子，他把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放在这上面，终日埋头在敦煌卷子堆中，选出较为重要的摄制缩微胶卷。在父亲的不懈努力下，最终拍摄了1600余种，近3万张微缩胶片，并寄回了祖国，使国人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了被伯希和劫去的敦煌卷子的面貌，成为敦煌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这些珍贵的照片至今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供学者们研究使用。 父亲是古籍方面的大家，对中国古代典籍非常熟悉，特别对四部书等古典文献造诣颇深，知识积累丰厚，没有人能够超过。因此才能对从未见过的敦煌遗书进行辨别分析，定出其价值，也才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心应手的从伯希和、斯坦因所劫的敦煌文献中，将比较重要的历史文献、经济史料、科技史料、俗文学、变文、古逸佛经、道经及一些佛、道等宗教相关的重要史料都拍摄了缩微胶片携带回国，并撰写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为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父亲与母亲1937年在巴黎结婚，两年后哥哥在巴黎出生，那几年他们经常往返于巴黎与伦敦之间寻访古籍，因此给哥哥取名黎敦。 1939年欧战爆发，欧洲回国的航线被迫中断，因此父母决定绕道美国，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们抵达美国后，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主任恒慕义，邀请父亲为其鉴定一批馆藏的中国善本书。国难危机，父亲归心似箭，但老师袁同礼劝父亲接受恒慕义的邀请，父亲考虑再三，接受了老师的劝告，改变了回国的计划，开始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潜心研究，考定古籍。 父亲夜以继日，一头钻进了他十分喜爱的古书堆中。他详细记录了每种善本书的印刷、刻工、行款、板框等信息，并对每种善本书写出了详尽的提要。对这些既枯燥又繁琐的工作，父亲干得津津有味。经过父亲的不懈努力，撰写出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善本书提要1600余种。 由于父亲工作成果卓著，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也邀请父亲为他们撰写了馆藏善本书提要1000余种。 经过10余年的欧美寻访古籍，父亲不仅成为了知名的敦煌学专家 ，也成了阅读、研究、记载善本书最多的版本学、目录学大师。父亲博览群书，记忆力超强，掌握了当时最多最好的研究资料，因此许多著名的学者像胡适、郭沫若等，都经常与父亲通信，请他帮助查找资料，或是为研究的问题寻根溯源。我觉得父亲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最强的“电脑”和“搜索引擎”了。 三、救书 父亲工作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是我国文化典籍珍藏的宝库，这里集中了宋金元明四朝，以及从清朝内阁大库、国子监南学继承来的藏书。光是甲、乙库的善本古籍，就有近6万册。 日军侵华之后，对中国的文物展开了疯狂的掠夺，北平图书馆的藏书也在他们的觊觎之下。“九一八”事变北平危机，为了保护珍藏，在教育部的指示下，北平图书馆采取了一系列行动。1933年第1次将善本书分4批运往天津，1935年华北事变，日寇南侵事态严重，又将善本书从天津运往条件更好的上海保存。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接着上海也沦陷，这批藏书就被转运到了法租界上海震旦大学保存。 1940年6月，法国战败，上海法租界也常常受到日本宪兵的搜查，我政府的寄存物被掠走不少，这批300箱的善本书，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将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远离战火的美国，投向了世界上典藏最为丰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经过袁同礼馆长和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反复交涉，美国国务院及国会图书馆同意暂时代为保管这批中国珍贵古籍，并在战后全部归还中国。 然而当时上海已是日军的天下，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将这批国宝运往海外，无异于犯下杀头之罪。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当时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负责整理中国善本书的父亲，挺身而出，临危受命。 1941年2月，为了挽救国家大批的善本珍藏，父亲将生死置之度外，毅然由华盛顿绕道香港，再由香港抵达上海。 父亲在返美后的报告中写道，“及抵沪，见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处，小巷口皆不许通行，大街亦堵截其半，仅留车马与行人过路，初睹此状，能不惊心。”可见当时形势的险恶。 父亲在由旧金山驶往香港的轮船上给母亲写信，其中一段这样写道，“明天便抵达香港了，此刻似尚未走完台湾海峡，换句话说，便是沿着福建海边走，可是已过福州了，若是您在此，一定更多感慨，不知何年何月，我能伴您一探故乡，到福州去闲住几天。”（我母亲是福州人）在信中，父亲还提到了未满两岁的儿子，他嘱咐母亲说，“煮水煮饭，一定要开里边的火，热汤热水，一定要放在桌子里边，因为黎敦已经够高了，他若把那热锅碗爬倒，重则烫死，轻易十数日不能好，这是大小孩最易犯的病呀！”可以看到，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父亲，在这时，还是对爱妻、爱子，怀着深深的挂念。 要想把300箱善本书从日军的眼皮子底下运走，绝非易事，袁同礼决定让父亲从这300箱书中甄选出最珍贵的典籍，父亲在那危险的境地里，每天潜入法租界，将这300箱书一一打开，精挑细选。最终他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从那6万册书中挑选出了2700余种，近3万册最珍贵的善本书，装满了100箱。这批书后来由袁同礼和钱存训，托熟人通过海关运往了美国。 这批书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后，又由父亲夜以继日地摄制成缩微胶卷，并全部翻阅，详细撰写了提要，寄回国内，为保存我国珍贵的文献古籍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教书 自1934年起，父亲多年在海外各大图书馆寻访古籍，深深地感到国内缺乏训练有素的图书馆专业人才，因此早就下定决心，要为中国图书馆建设的发展，图书馆学教育的振兴做出一番事业。 1945年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在1945年至1947年的几年时间里，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父亲，常常就筹办图书馆学专修科的事宜，与胡适先生商谈，1947年在胡适校长的积极支持下，父亲终于实现了在北京大学开办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梦想。 1947年3月，父亲和母亲带着哥哥，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据哥哥回忆，他生在巴黎，从小在美国长大，回国时基本不会说中国话，他一下轮船，第一眼看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周围的人讲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当时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父亲为了发展祖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不但抛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环境，也让他的爱妻、爱子做出了不小的牺牲。 回到北平，父亲开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同时在北平图书馆参考部任主任，他半天到北图办公，半天到北大讲课，并积极筹备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创办工作。 初办的图书馆学专修科，招收中文、历史、哲学、教育等系毕业或肄业，而有志于图书馆工作的学生，学习图书馆学课程两年，然后分到各大图书馆去工作。虽然图书馆学专修科只办了两届，人数也不多，但这一实施却是父亲从事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开始。 1948年12月北京解放。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离开北平，赴美国工作，父亲被任命为解放后国立北京图书馆第一任代理馆长。 解放后，百废待兴，为了扩大招生，筹办更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经过父亲的不懈努力，1951年教育部批准将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本科，创建了四年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父亲担任第一届系主任。 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并从城里搬到了西郊燕大故址，这时父亲辞去了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的职务，专心致力于教学。 从无到有创办一个全新的图书馆学系，父亲花费了他全部的心血。他从兰州请来了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先生，后来又请来了藏书建设专家陈鸿舜先生、参考咨询专家邓衍林先生、西文图书编目专家关懿娴先生、西方图书馆事业专家夏国璋先生、前苏联图书馆学著作翻译家舒翼翚先生等来系担任教学、科研工作。 父亲将这些名家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请来，都是亲力亲为。前一段我有幸见到父亲致邓衍林先生的五通信札，上面全是有关聘请邓衍林先生回国任教的内容，大部分是有关教学、科研的问题，同时也提到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信上说，“衍林兄：给兄之房，3月15日可空出，经兄指示，在15日前便可动工修理，所以迟至20日稍后即可搬入。”另外信中还提到，“（孩子）入小学事，大致无问题。”可见父亲不但是考虑了他们来京后教学、科研的安排，同时也为他们考虑了生活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真是面面俱到，细致入微。 新建的系开设什么课程，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父亲首先开设了《中国工具书使用方法》这门课。实践证明，能否熟练地使用工具书，对学习和今后的独立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在许多高等院校的文科都开设了这门课，很可以反映父亲在这方面的远见。 接着父亲还开了《普通目录学》、《历史书籍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图书目录史料》和《中国书史》等课程。同时，还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过《书目问答》。这些课程父亲都是自己编写讲义，边讲边写。 虽然父亲系务工作繁忙，社会活动多，科研任务重，但他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勇挑教学重担，亲自给学生讲课。这也影响了一代中青年教师，热爱教学，乐于担任教学任务，在系里形成了良好的风气。 父亲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讲重点、难点，将近期研究心得，例如对历代正史艺文志及补志记载图书范围的差别及缘由，古代重要书目提要编写体例的演变及过程等等讲给学生。父亲上课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启后人之所思。 父亲对学生的辅导，百问而不烦不厌，常常课后与学生续谈很久，诲人不倦。 父亲对年轻教师手把手地教，将重点放在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上。通过帮助备课，或指定完成研究课题两个途径来进行。据父亲的学生朱天俊回忆，他初次讲课，父亲要求他尽可能阅读参考资料，进行实地调研，编写所讲章节的讲义，写出讲课提纲，然后在教室进行试讲，通过后才准予对学生授课。讲完课还要及时听取学生的意见，并进行总结。父亲把课堂看作是神圣的殿堂，这对年轻教师的日后教学工作帮助很大。 1956年国务院领导制定《哲学社会科学12年远景发展规划（1956-1967）》，父亲是其中图书馆学部分的召集人。主持制订这一图书馆学的发展规划，父亲十分重视。当时参加规划制订的专家学者们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父亲倍感鼓舞，他总是把这张参加接见的照片挂在客厅里最显著的位置上。 父亲在治学中是一位理性至上的学者，在关怀他人特别是提携后学上则是位厚道致上的性情中人。据父亲的学生陈文超回忆，当他写完《中国图书通史》的初稿寄给父亲求教时，父亲居然给他写了一封16页，长达4600多字的亲笔信。在详细评述书稿、充分肯定、热情鼓励之后，还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指导性意见。另一位学生金恩辉回忆，他被分配到吉林图书馆工作后，写信向父亲请教古典文献方面的知识，每次都很快收到父亲的回信。从1961-1965年，父亲就陆续给他回过十几封信，有的信长达两三千字，大多是指导他如何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和地方志的。父亲不仅在学问上提携后学，而且在生活上也对学生们十分关心。据父亲的学生王锦贵回忆，父亲不仅在学术上教他学会了经史子集的知识，而且在得知他父亲病危时，主动解囊相助，每次王锦贵教授对我提到这些事情时，都是感动不已。 从这些往事可以看出，父亲真是把北大图书馆学系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扑在了上面。图书馆学系现在已更名为信息管理系。父亲培养出的人才，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大图书馆工作，他们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许多学生也留校任教，像朱天俊、周文俊、王锦贵等后来都成了系里的领导。现在信息管理系大楼的走廊里还挂着父亲的大幅照片，父亲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他培养出的人才，将一代又一代为祖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五、著书 父亲自读书时代起，就开始著书立说，他还在上大学时，就出版了《老子考》、《国学论文索引》，除此之外，还整理了《观海堂遗书》，辑录了杨守敬的群书题跋之不见于《日本访书志》者，编成了《日本访书志补》。此外他还辑录有《史略校勘记》，撰有《杨惺吾著述考》等。 父亲毕业后，又辑校了《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越缦堂文集》十二卷、《孙渊如集》五卷，发表了《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越缦堂先生著述考》、《仓颉篇辑本述评》等著作。 父亲海外访书期间发表了《巴黎敦煌残卷录》、《海外希见录》等著作，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时，又编写出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藏书提要》。 回国创办图书馆学系后，编写了大量的教材，1952年编写了《目录学概论》，1953-1955年，陆续编出讲义《目录学与书刊评介》和《目录学引论》，1956年，父亲与弟子朱天俊合作，编写出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目录学》，1957年至1962年，还写出了讲义《历史书籍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同时还留下遗稿《中国目录学概论》。 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免去系主任的职务。这本是不幸之事，但反而使父亲从繁重的系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多时间用于学术研究和写作。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古籍叙录》、《敦煌变文集》，以此奠定了父亲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著名学者的地位。1959年开始编写《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该书于1962年出版，同年出版《徐光启集》，1963年出版《补全唐诗》。 1964年父亲因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得了肺气肿，并患上了冠心病。但父亲还是不断与疾病做斗争，陆续整理出许多在海外收集的资料，同时撰写《中国目录学史》讲义至元代。 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父亲被迫中断了他的写作生涯，于1975年含冤辞世。 父亲去世后，母亲接过了父亲未尽的著书事业。母亲自参加工作起，就在父亲手下，对父亲的学识了如指掌。 父亲去世后，有一天，我在整理房间时，无意间在房顶的橱柜里发现了几大摞父亲的手稿。母亲一看就知道，这是父亲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时，撰写的善本书提要，这里面凝结了父亲大量的心血，她马上投入了全部的时间进行整理，终于在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善本书提要》。 1982年，我家由朗润园搬到燕东园，就在我们搬家整理东西时，我又在另一个房顶的橱柜里发现了一批父亲的手稿。这是父亲撰写的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1000余种善本书的提要，经过母亲的整理，1991年正式出版成为《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收录了父亲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撰写的古籍提要，共计5600余篇。上至六朝唐写本，下至明朝朱墨印本，莫不是父亲亲眼所见。纵览当世，能够亲眼见到这三大馆馆藏善本的人已经不多了，像父亲这样持有恒心，十年不辍，为如此繁多的善本书撰写提要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完成这两本书的出版后，母亲又想把父亲发表过的，散落在各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辑录在一起。那时母亲因患关节炎，行走十分不便，我每个星期天都用自行车推着母亲，从燕东园走到北大老图书馆（现在的档案馆），查阅旧报刊、杂志，然后把旧报刊、杂志上刊登的父亲的文章抄录下来。因为我的专业是无线电技术，对父亲的学问一无所知，在我抄录父亲文章的时候，许多字居然都不认识，就只好照猫画虎地描下来，这我才知道父亲的学问真是太深奥了。 因为父亲自命为冷庐主人。但“这冷，不是对社会、对人生、对他人的冷漠，而是对名利的冷漠，对困难的冷漠，是耐得在冷门学问的长途中寂寞清冷的前进。”因此母亲把这一论文集命名为《冷庐文薮》。 在母亲多年艰辛的努力下，终于又出版了《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徐光启传》、《校讎通义通解》、《敦煌遗书论文集》等多部父亲的遗著。 1993年母亲去世，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了追思会。时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及北大的知名教授季羡林、陈岱孙、邓广铭、周一良、宿白、傅振伦、阴法鲁等参加了追思会。大家表示母亲放下她手中的吴承恩研究，全心全意投入了父亲的遗著整理，成果卓著，为中国敦煌学、古籍文献学、善本书目等学术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将被后人传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父亲自年轻时代起就有“行万里路，读万种书”的宏愿，早在1947年，他就说：“重民近十年来，编了国会图书馆的善本书1500种，北平图书馆的2720种，普林斯顿的1000种，欧洲天主教书350种（大致明刻本），北大的又近300种了。……在最近三五年内，还希望能编北大的1500种，故宫的1500种，北平图书馆的2000种。除去重复，将不难有7000种或7500种。以往的书目，著录过了1000种的很少，《四库全书》仅3450种，连“存目”也不过，10,230种。几年后，再能往南方游历几次，很希望到死的时候，能够到一万种明以前刻本书，这就是我的梦想了。” 父亲的愿望，最终因种种历史原因没能实现，着实可惜！但是他的后学，一直在替他完成着他未竟的事业。2017年由父亲的学生王锦贵教授牵头，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召开了《王重民全集》编纂商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工商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提出了编纂《全集》必须遵循的两个原则，第一是全，第二是真。他们将《全集》分为目录学、敦煌学、太平天国、地方志、徐光启、文献学、图书馆学、古籍整理、传记、杂文、索引编纂、书信等12个部分。并由各门类的专家分别负责编纂。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并排除了疫情的影响，他们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将在今年结项，开始进入出版印刷阶段。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王重民全集》能够出版面市，成为中华古籍文化宝库中一枚灿烂的瑰宝。 六、藏书 父亲一生读书、访书、救书、教书、著书，但他更是爱书，书是他一生永恒的主题。 父亲即使在身处险境的时候，也离不开书。1941年他不顾生死，冒险潜回上海抢救善本书时，他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买书。他不但帮胡适先生买书，还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购了一大批书，这也是父亲在抗战时期，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另一个重大贡献。 给别人买书的时候， 他自己也没闲着，他在给家中的信中写道，“前在剑桥所得之太平天国史料，已由《广东丛书》委员会代印，并给了稿费国币800元。”父亲把这800元基本全在上海买成了书，他在信中说，“书比早先贵四五倍，但我亦拼命买，若能把那800元花完，也许能买出小成绩。” 1947年回国以后，父亲继续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同时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就在北图附近的西什库惜薪司西岔胡同，买了一处四合院。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接来同住。父亲又愿意接济亲戚，记得当时一个堂姐，一个堂哥，都由父亲供养在北京读书，也住在一起。 可见父亲并不富裕。但是，他还是忘不了买书，有空的时候常去逛琉璃厂旧书市。书市的书商跟父亲也特别熟悉，他们一旦有了新书，都先拿来给父亲过目，一方面是让父亲帮助鉴定真假，另一方面是向父亲推销。这样不久父亲就积攒了满满一屋子的书籍。 1952年院系调整，我们搬到了西郊北京大学燕勺园居住。我记得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父亲母亲的书桌是面对面的放着的，上面不但摆满了书，还铺满了各种书稿和卡片。客厅的书柜里放满了书，高大书架上也放满了线装书，而且书架上面还摞满了线装书，一直快堆到房顶了。另外，在燕勺园的小院子里，还专门腾出了一间房子放书，满满的一屋子，排了许许多多的书架，书架从下到上放满了线装书。 1959年，北京大学为了给教师改善生活，在朗润园新建了一批公寓，我家就由燕勺园搬到了朗润湖东侧的十公寓。当时十公寓住了许多知名教授，有宗白华、刘国钧、邓广铭、周辅成、黄子通、宿白等。 搬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我家分到十公寓西侧最高的房子，父亲高兴地把家里的书，都搬了过去。书房里是书，客厅的书架上也摆满了书，连卧室里都用大木箱装满了书，从地面一直排到屋顶。这可让住在楼下的几个邻居心惊肉跳，住在3楼的地质地理系教授林超，住在2楼曾当过北大教务长和中文系副主任的张仲纯教授，都向学校反映，怕楼的承重出现问题。经过学校与邻居的协商，就把一楼大家公用的存放自行车的房间，也分给了父亲存书。不久，这个自行车房也被父亲装满了书。 每当父亲买了新书，他都爱不释手，来回翻看，如果是平装书，他就用粗钢笔，竖着签上“王重民”三个字，如果是线装书，他就用一个刻有“王重民读书印”的图章盖上印章。 父亲对这些书也十分注意保管，隔一段时间就要清扫一次。我经常帮助父亲清扫，由于我个子小，可以爬得很高，因为爸爸的书，放在大木箱里，从地上一直摞到屋顶，只好由我爬上去帮助整理。我记得每次清扫整理父亲的书，都弄得灰头土脸。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清朝的尘土呢？ 父亲对他的书放在什么地方，书的内容是什么，都了如指掌。记得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告诉我，中国与苏修珍宝岛开战的那一年，他正好到我家去玩儿，父亲随手就从一个书架上找出一本书，翻开来给他看，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珍宝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这些书随了父亲一辈子，1975年父亲含冤去世，母亲觉得这些书好不容易才由父亲收集到一起，生怕他们散落。母亲经过考虑，全部给了她曾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下属的《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 当时，《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派了好几个人来，在家里整理了一两个星期，编出了目录，大约有一万册。最后，我记得拉了两卡车，才全部拉完。 2009年，我遇到曾在《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工作过的马忠文先生，他还高兴的跟我说，他曾经在单位见过父亲亲笔签名的书呢。看来父亲一生收集的这些宝贵的图书，还在为国家继续发挥着作用。 七、祭书 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了高潮。当时认为法家是革命的，儒家是反革命的。李贽是明朝的思想家，被认为是法家人物。那年，在福建泉州有人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的说，最近新发现了一部法家著作《史纲评要》，正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的鉴定，认为这本书是假造的伪书，于是上面想到了作为版本学权威的父亲，请他出马。因为父亲在这个领域一言九鼎，只要父亲说书是真的，那别人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父亲当时身体不好，患有很严重的冠心病，但他还是尽全力投入了这个工作。据母亲回忆，当时他带着一批教师和学生到处查阅资料，还经常把资料带回家里，地上铺满了各种资料，他费力地蹲在地上，细心研究鉴定。最后发现江青所说的这本《史纲评要》，确实是一本伪书。父亲把他研究的结果向校领导汇报，他们命令父亲继续做研究，意思就是非要让他证明这本书是真的。父亲继续带着学生，又做了几个月的深入研究，发现这本《史纲评要》确实是一本伪书。当校领导得知了结果，立即大发雷霆。他们对父亲说，“你非要说这本书是伪书，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他们完全是撕去了伪装，赤裸裸地对父亲进行利诱和威胁。 父亲明明知道这是上面的意思，但是他从年轻时起，就治学严谨、为人正直，认为假书就是假书，怎么也不能说假的就是真的吧！这样一来，父亲就得罪了江青之流。 1975年4月15日，北大召开了批斗大会，校领导以不点名的方式批判父亲，说他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 父亲一向为人和善，待学生十分亲切，也经常接济经济困难的学生，对年轻教师更是提携备至，他常把自己掌握的文献资料无偿地送给他们，从来也没有人说这是对学生或是年轻教师进行拉拢腐蚀。但是这次就是因为父亲没有按照”梁校”领导的要求，说出他们想要的那本《史纲评要》是真本的结论，他们就把“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干部”的帽子扣到了父亲头上。 父亲回到家里十分地悲愤，他的心脏病又复发了。晚上，学校又派人到家里，仍强迫父亲“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做检查”，父亲用极微弱的声音回答：“我不能再做思想检查了。”来人气势汹汹，逼他必须继续做检查。 这一夜，父亲一点也没入睡，一直在默默地流泪。第二天一早，他像往常一样，对母亲说“我要出去散步”，然而这次，他却再也没有回来。当天晚上，父亲被发现在颐和园投缳自尽了。在父亲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我没有腐蚀党员干部，我影响了全家人，我的骨灰不要了。” 母亲回忆说，父亲临走还在书桌上留下了他常用的手表及一本《李卓吾（李贽）评传》，他放这本书是有深意的，第一，他是为李卓吾的事，不肯奉迎“四人帮”的旨意；第二，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的。 三年后父亲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为他在八宝山召开了追悼会，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但父亲的骨灰早已被送回老家安葬，母亲找了一件父亲最爱穿的羊毛衫放到了骨灰盒里，这也算是对父亲的纪念吧。 父亲的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后为书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八、心中的父亲 父亲虽然是著名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敦煌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创办人，但在我的眼里，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和蔼可亲、慈祥的父亲。 我1948年出生，文化革命开始时才18岁，后来下乡插队，在农村待了9个年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我记忆中的父亲，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当上了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又创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中年得子，事业、生活都顺风顺水，父亲当然对我十分溺爱。他总是乐呵呵地叫我“平嗳”，他说话乡音很重，“平”字不是发上声，而是平声，听起来特别亲切！父亲还爱叫我“小孩儿”，我在他眼里永远是个孩子。 小时候的我很调皮，常常闯祸。有一次，我看到墙上挂着的条幅，上面的字“歪歪扭扭”，一个也认不得。我就拿起笔，在上面胡乱画了起来。父亲跑过来，夺过我手中的笔，说在这上面可不能乱画。原来那是柳亚子先生给父亲写的条幅，上面一部分是鲁迅的原诗。鲁迅的原诗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橫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下面一部分柳亚子给鲁迅改的新诗，他将其中“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一句改成了“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一个“破”字，一个“漏”字，真是点睛之笔，恰到好处。看来我这个娄子捅得可不小，但父亲也沒怎样，过两天又换了一幅其他字。 不但我淘气，我的小朋友更淘气，一天我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写毛笔字，练完字，那位小朋友追着我打，他用毛笔一甩，我一躲，不偏不倚一串墨迹正好甩到了墙上挂着的横幅上，那是钱玄同先生给我父亲写的斗大的“冷庐”二字，我父亲是钱玄同的得意门生，以冷庐主人自喻。我的朋友看捅了娄子，偷偷地溜走了，好几天不敢露面。我也假装没事似的干别的去了。过几天父亲把心爱的钱老的字收起来，换上了荣宝斋买的木版水印的毛主席手书《沁园春·雪》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整日坐在他的书桌前奋笔疾书。他有一支粗粗的派克钢笔，但他总把它当作蘸水笔用，他写的字又粗又乱，我几乎一个也不认得。父亲爱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喝茶，他的茶块有圆的、方的，还有像窝头一样的，他把它们敲碎了，放在锅里去煮，那茶黑黑的，尝起来苦极了。父亲的字是乱的，茶是苦的。 父亲爱听相声和京戏，他常常被侯宝林说的相声逗得前仰后合，哈哈大笑，笑得像孩子一样，有时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父亲在海外待的久了，不免会有一些海外的习惯，例如，周末会带我们全家出去野餐。他会做好三明治，切好水果，煮好红茶，一家人到颐和园后山，舖好毯子围坐在一起，享用美味。 父亲还爱种花，我们住在燕勺园平房的时候，院子里种满了各种鲜花，有美人蕉、西番莲、玉簪花……父亲还用木板和砖头搭了一个大架子，上面放满了绣球、茉莉花、菊花、仙人掌、仙人球各种盆花。父亲经常带着我去海淀花铺买碎马掌做肥料，或是到黑白铁铺去做喷壶，回来我们一起给花上肥、浇水，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花开满了院子，可漂亮了。 父亲有时还会带着我远足，我们一起去六郎庄的田里散步，那一片片的稻田，碧绿葱郁，一望无际。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听着清脆的蛙鸣，看着从玉泉山流过来的潺潺泉水，真是太美了！ 我真想能永远和父亲一起看书、喝茶、郊游，永远走在田间，听那清脆的蛙鸣，看那涓涓的泉水…… 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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