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美国弗吉尼亚州具有极端保守的政治传统，政党政治的现代转型落后于北部和中部各州。弗吉尼亚州的第一政党体制发展得并不完善，政党组织相对松散，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而且普通党员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政党整体上要服从少数精英的利益。里士满集团是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内的核心派系，长期控制着该州的政党政治，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被塑造成腐败、神秘的精英政治集团。然而，里士满集团通过自身的政党机制建设，确立了政党的政治原则，既在基层拥有坚定支持者，又具有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力，还拥有自己的政党报纸，带动了全州政党政治的现代转型，对第二政党体制在弗吉尼亚州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弗吉尼亚州在老南部地区政治影响力巨大，发挥着政治方向标的作用，通过示范效应促使老南部各州建立了第二政党体制。随着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老南部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急剧扩大，只有以弗吉尼亚州为代表的老南部州实现政党政治的现代转型，第二政党体制才算真正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确立。
关键词 美国政党体制 弗吉尼亚州 里士满集团 政党政治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政党政治的国家之一，先后经历了六个主要的政党体制。在美国立国之后的18世纪90年代，围绕美国的国家构建和发展道路，产生了著名的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并随之形成了共和党与联邦党并立的局面，具有深厚反政党传统的美国形成了自己的第一政党体制。这个政党体制整体上非常松散，两大政党也只是初具现代政党的雏形，而且政党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仍然具有非常负面的色彩。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后，在战争期间持反战立场的联邦党失去了民意支持，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第一政党体制也逐步解体。1828年总统选举之后，共和党内部出现分化，形成了民主党与辉格党并立的第二政党体制。这个政党体制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由于奴隶制问题所导致的政治极化而走向崩溃。 第二政党体制虽然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却在美国政党政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在第二政党体制之下，政党政治不再仅仅存在于国会与州议会之中，而是与总统选举密切相连，继而成为美式民主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第二政党体制能够充分调动起普通选民投票的积极性，美国各级选举的投票率整体上都处于高位，大大超过了之前的历史时期。另外，与之前的政党体制相比，第二政党体制把两党政治几乎扩展到了美国的各个地区，包括南部和西部那些之前只有一个主要政党占据支配地位的州，使政党政治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更加深入。最后，美国第二政党体制是在总统选举方式变化与民众选举权扩大的背景下产生的，主要政党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政党机器来应对选举，实现了向现代政党的转型。 弗吉尼亚州在“杰克逊时代”较为特殊，选举依然有财产资格的限制，并且是美国最大的蓄奴州，落后于全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潮流，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最终实现白人成年男性的普选权。此外，弗吉尼亚州传统的政党组织相对松散，没有北方政党那样比较完备的政党机制，所以两党体制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该州的政党政治转型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才基本稳定，滞后于北部和中部各州。实现转型后的两大政党都拥有了完备的政党机器，并在选举中进行了大量的动员活动，从而大大提高了选举中的投票率，扩大了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为1851年该州白人成年男性普选权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弗吉尼亚州第二政党体制形成之前，长期执政的共和党内部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派系“里士满集团”(Richmond Junto)。这个派系一直控制着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对之后第二政党体制在该州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第二政党体制，美国史学界较为详尽地分析了第二政党体制在这个州的形成和运作情况，并指出它与该州民主化的密切关系。国内学者几乎没有对弗吉尼亚州第二政党体制进行专门研究，只有一些探讨内战前美国南部白人民主政治的文章对其有所涉及。具体到“里士满集团”的研究方面，美国史学界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描述了这个政治派系的起源、发展和主要的政治人物，还探讨了它的双重特征，及其负面历史形象形成的原因，但并没有清晰地梳理它与弗吉尼亚州第二政党体制之间的关系。本文以“里士满集团”的建立与主要活动为切入点，探究它对第二政党体制在弗吉尼亚州乃至整个老南部地区最终确立所产生的影响。
美国老南部地区的州缺乏两党政治的实际经验，也没能拥有成熟完备的政党机器。弗吉尼亚州与北卡罗来纳那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佐治亚州在经济形态上以奴隶制种植园农业为主，基本不受经济和人口波动的影响，在政治上继承了贵族制传统。这几个州由于这些相似之处而被统称为老南部地区。该地区在政党政治方面也有共同特点，曾经的第一政党体制在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佐治亚州基本没有建立起来，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第一政党体制则于1824年解体。此外，老南部地区的各州政治带有强烈的地方主义特色，即县这个层级在政治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州这个层级反而作用有限。另外，在各种地方选举中，参选者的个人魅力以及与当地权贵的人脉关系成为获胜的决定性因素，政党在选举中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在经历了“感觉良好的年代”(Era of Good Feelings)之后，围绕总统选举展开的竞争再度激烈起来，第二政党体制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中部各州逐步建立起来，但是这股两党政治复兴的浪潮在19世纪20年代没能对老南部各州产生直接影响。直到杰克逊的第二任期在1836年即将结束时，老南部地区新的政党政治才开始确立，所以在时间上整体落后于北部和中部地区。 在整个老南部地区中，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地位最为重要。在美国最早的13个州中，弗吉尼亚面积最大、人口最多，1790年时达到了近75万人，相当于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人口的总和。美国最初的五位总统中有四位来自弗吉尼亚州，他们掌控美国的高层政治长达32年，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弗吉尼亚王朝”。而且，弗吉尼亚由于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在国会众议院中也占有最大比例的议席。该州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与老南部其他几州具有共性的同时，也拥有自身独特的运行轨迹。弗吉尼亚州的贵族色彩从殖民地时期以来就非常浓重。17世纪中叶的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Sir William Berkeley)为弗吉尼亚招揽了一批倾向于英国保王党的精英群体，“任命他们担任政府高官，赠予广袤的地产，制造了一个寡头统治集团，在弗吉尼亚长期掌权”。正是受这种深厚的贵族传统的影响，1776年的弗吉尼亚州宪法在政治体制的设计方面非常保守，选举权只赋予拥有土地的白人成年男性，整个社会的主要资源掌握在少数种植园主手中，地方的政府体制也具有浓厚的寡头色彩。这些因素使得弗吉尼亚州的政党政治很难像北方的一些州那样得到充分发展。 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精英控制着整个州的政治，但是他们在许多政治议题上都存在巨大分歧，很早就形成了政治上的分野。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的政治纷争也影响到了弗吉尼亚，在这个州初步形成了两大对立政党。联邦党在弗吉尼亚居于少数地位，主要支持者来自沿海地区(Tidewater)和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联邦党通过控制部分弗吉尼亚州在总统选举中的选举人，对共和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衡。在1800年选举后，虽然联邦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走向衰落，但是在弗吉尼亚州仍然延续了自己的影响力。弗吉尼亚共和党内分化出了一个“奎德”派(Quid faction)，这个派别在1808年选举中与联邦党共同反对麦迪逊担任总统，并在之后的州议会和州长选举中继续合作，从而保持了弗吉尼亚州的政党竞争。1812年英美战争开始后，“奎德”派和联邦党由于对战争的消极态度而逐步走向衰落，1816年之后更是彻底在弗吉尼亚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弗吉尼亚新一代的政治人物在名义上都是共和党成员，并且大都拥护传统的杰斐逊式共和主义信条，反对国家对经济和各州事务进行干预。这些政治主张支配了弗吉尼亚的政治，该州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党州。 联邦党在弗吉尼亚州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这种早期的两党竞争却促使该州形成了州一级的政党组织。在历次总统大选中，州议会负责推选出总统选举人，而两大政党都需要形成自己的选举人名单。1800年总统选举中，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议员专门在首府里士满召开会议，形成了该党的选举人名单。共和党在会上还建立该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各个县建立通讯委员会。共和党在州和县的组织通过通函(circular letter)进行联络，县级组织需要服从州级组织关于选举方面的指令。联邦党在这个时期也建立了类似的政党组织。到1808年选举时，弗吉尼亚共和党内支持麦迪逊的议员们在里士满集会，准备了一个选举人名单。共和党通过州通讯委员会，向各个县的委员会发布通函，要求在选举中保证投票支持麦迪逊。共和党中支持门罗的派系也举行了类似的会议。联邦党内部围绕总统候选人问题发生了分裂，一派支持联邦党候选人平克尼(Pinckney)与鲁弗斯·金(Rufus King)，另一派则跨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门罗。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支持麦迪逊的共和党组织运转得非常好，多次召开大会，做出了很多有利于竞选的决议，最后麦迪逊在弗吉尼亚州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门罗和联邦党的候选人都遭到惨败。州和县级政党组织的力量在这次选举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现。 从整体上看，弗吉尼亚州的第一政党体制发展得并不完善。该州的政治文化长期以来都非常保守，强调精英政治和对权威的服从，严格限制政治参与，而且共和党领袖杰斐逊和麦迪逊等人对政党基本持负面态度，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弗吉尼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另外，由于参与各级选举的人数很少，再加上少数精英政治人物牢牢控制着政党事务的决定权，所以即便有州和县一级的政党组织，其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与之后第二政党体制下的政党相比，弗吉尼亚这一时期的政党组织相对松散，内部非常容易产生分裂，缺乏延续性；普通党员对政治事务的参与不够，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政党推出的候选人大都要维护当地精英的利益，无法充分代表选民。
在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内部，于1800年之后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核心派系，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里士满集团”。这个派系人数不多，核心成员15名至20名左右，大部分居住在东部的县区，以首府里士满为基地，因此而得名。里士满集团人数虽然很少，但大部分来自种植园主阶层，由于其财富和社会地位而在弗吉尼亚共和党内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这充分反映了弗吉尼亚早期政治中的贵族色彩。里士满集团在运作上主要依靠少数核心政治人物的个人威望，所以具有很强的神秘色彩。外界对其知之甚少，即便是那些能够明显感知其存在的人，也“无法确定其特征，无法确认有哪些人参加了这个组织”。共和党很多成员甚至并不承认这个政治派系的存在。
1823年，里士满集团的名字才为人所知。4月29日，一份拥护亚当斯的报纸《林奇堡弗吉尼亚人报》(Lynchburg Virginian)刊文明确使用了“团体”(junto)这个词来描述里士满集团，认为这个团体“构成了中央委员会，负责与全州各个地区的通讯联络，并且肯定对总统选举的结果发挥了巨大作用”。还有一些谈论里士满集团的文章匿名发表在《华盛顿共和报》(Washington Republican)上，1823年被集结成小册子在华盛顿出版。小册子直接把里士满集团称为一个强大的“政党”，认为它主导了弗吉尼亚州的政治进程，但是对其持非常负面的评价，认为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巩固和扩展家族利益，以及增加个人的权势”。小册子还列出了该集团成员的名字，而且明确指出这些成员由于血缘或婚姻而结成了复杂的裙带关系。小册子还指出了里士满集团最重要的领导人，前期是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和威尔逊·卡里·尼古拉斯(Wilson Cary Nicholas)，后期是斯宾塞·罗恩(Spencer Roane)和托马斯·里奇(Thomas Ritchie)。伦道夫是美国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人物，于1786-1788年间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并在此期间参加了联邦制宪会议和弗吉尼亚州的宪法批准大会，对联邦宪法在弗吉尼亚州的通过发挥了重要作用。华盛顿担任总统后，伦道夫入阁担任司法部长和国务卿。在当时著名的杰斐逊-汉密尔顿之争中，他起初持中立态度，但后来逐渐倾向于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成为里士满集团早期的核心人物。尼古拉斯出身显赫，父亲罗伯特·尼古拉斯(Robert Nicholas)是弗吉尼亚州著名的律师和政治人物，曾经担任过州最高法院法官。威尔逊·尼古拉斯在弗吉尼亚州皮德蒙特地区(Piedmont)的阿尔伯马尔县(Albemarle County)拥有种植园，并且蓄奴。他在1788年参加过弗吉尼亚州批准联邦宪法的大会，先后担任过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议员、联邦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和弗吉尼亚州州长等重要职务，是1816年之前里士满集团中最为活跃的成员。他具有强烈的个人魅力，而且平易近人，所以非常容易赢得人心。尼古拉斯虽然并不善于言辞，但是能通过自己良好的人脉关系施加政治影响。罗恩是尼古拉斯之后里士满集团最重要的领导人，被描述为“非常有思想上的活力，拥有渊博的法律知识，富有强烈的激情，的确是这个政党的顶梁柱，而且完全有能力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派别的缔造者”，“他具有主宰精神，能够把派系中不合适和已经被推翻，而且毫无希望复原的部分整合与组织成一个体系化的团体”，“他追求差异，不接受平等，不能容忍上级；他在行动上是一个专制暴君，却声称自己是民主的共和派”。罗恩担任过六年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议员，并且长期担任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在此期间，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最高法院试图扩大联邦政府的司法权力，罗恩领导弗吉尼亚州法院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重新确立了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的州权至上理念。托马斯·里奇是弗吉尼亚州著名的报人，在1804年买下了报纸《里士满调查者报》(Richmond Enquirer)，担任主编达41年之久。他具有良好的新闻素养，能够充分认识到舆论工具对新型政党的重要性。在里奇的苦心经营之下，《里士满调查者报》在商业和政治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很多知名政治人物的欢迎，成为里士满集团最主要的舆论宣传工具。里奇也凭借自己在报界的才能和影响力，以及“总是使自己服从于政党的愿望与观点，不管它们在不同时期如何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一跃成为里士满集团后期的主要领袖。 里士满集团的政策主张随着美国政治局势的演变而变化。在1808年之前，该派系基本都支持杰斐逊的主张。但当杰斐逊从总统的位置上离任之后，集团内部出现了政治上的分歧。在1816年总统选举中，里士满集团主流派领袖尼古拉斯与参议员威廉·布兰奇·吉尔斯(William Branch Giles)正在与北方纽约州的共和党密谋，试图用新的人选威廉·克劳福德(William Crawford)来取代门罗。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讨厌门罗在外交方面温和的对英立场，以及他在内政方面对联邦党政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为了维系共和党中的纽约-弗吉尼亚联盟。里士满集团中门罗的支持者们对这种迹象非常警惕，他们向弗吉尼亚州州长写信，表达了坚定反对克劳福德的立场。他们还建议州议会中的政党核心会议推迟召开，因为如果克劳福德被提名，弗吉尼亚议会可以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州议会的政党核心会议仍然如期召开。里士满集团的主流派在整个选举过程中都对门罗保持了相对冷漠的态度。 里士满集团围绕门罗的分歧在他执政后依然存在。门罗当选后采取的主要政策取向是温和的联邦主义，吸收了不少联邦党曾经的执政举措，与杰斐逊式的共和主义有了较大区别。里士满集团中的主流派别对此非常不满，所以经常公开批评门罗的政策，并且开始转向某种程度的州权主义立场。按照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政党发展阶段的划分，政党从宗派期发展到两极化阶段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要么分歧积累到了使所有派别都归向相当稳定的两大集团，要么是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而使政治参与者向两极分化”。弗吉尼亚州政治中日益浮现的州权问题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成为该州出现第二政党体制的重要契机。 这一时期，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麦卡洛诉马里兰案(McCulloch v. Maryland，1819)和科恩诉弗吉尼亚州案(Cohens v. Virginia，1821)的判决中，对联邦宪法进行了从宽的解释，强调了当联邦和州权发生冲突时，联邦权威至上的宪政原则。针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扩权行为，里士满集团主流派此时的领袖人物罗恩在一系列署名“汉普顿”(Hampden)和“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的文章中，提出联邦最高法院无权推翻州法院的判决，认为联邦只不过是主权州之间的联盟而已，州仅仅是将部分权力让与了中央政府，因此联邦政府不能过度侵犯州政府的权力。罗恩和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争论的实质问题是二人不同的国家观，前者基本上秉持反联邦党人的观点，认为美国仍然是各主权州形成的邦联；后者则坚持联邦党人的观点，认为美国已经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罗恩的立场得到了里士满集团大部分成员的支持，逐渐成为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的主流观点。里士满集团在弗吉尼亚州议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按照罗恩的观点在1819年提出了一项决议，敦促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废除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专门建立一个特别法庭来承担这一功能。 以罗恩为代表的里士满集团在对抗最高法院的过程中没有取得直接的胜利，但是恢复州权的议题在弗吉尼亚州逐渐占据了中心位置。罗恩等人之所以持州权立场，主要是为了恢复弗吉尼亚曾经的政治影响力，使弗吉尼亚共和党能够在全国共和党中更有话语权。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记中就曾明确指出，“罗恩在给总统的信中，将自己美化为一位高尚的爱国者，而且把自己类比为杰斐逊或麦迪逊式的人物”，“杰斐逊和麦迪逊通过组织对华盛顿当局系统性的攻击而获得了权力，其主要旗号就是州的权利和州的主权”，“所以，弗吉尼亚对联邦隐含权力(implied powers)的反对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武器，将其拿起或放下完全是为了适应该州的动荡和野心；当弗吉尼亚州无法在下次总统选举中提出直接的候选人时，该州有抱负的煽动者就将其放在联邦政府反对派领袖的位置上”。也就是说，里士满集团可以利用州权的政治主张引领各州反对联邦政府的人，从而使弗吉尼亚共和党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此外，1812年英美战争后，随着市场革命的兴起，共和党的执政者逐步开始接受联邦党曾经坚持的高关税、建立合众国银行和国内改进的联邦主义政策，而弗吉尼亚的广大民众对此持明确的反对态度。经过长期的禁运和战争，并且由于粗放式的耕种方式，弗吉尼亚的农业陷入了困境，当地的种植园主负债累累，许多人都移居他州去开垦更加肥沃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弗吉尼亚的人口和财富都在逐渐减少，所以它强烈反对联邦政府那些明显有利于工商业的联邦党式的经济政策。这种情绪在东部以大种植园为主的地区尤其明显，而里士满集团的大本营就在东部，因此自然就站在东部的立场，认为国内改进政策只会让西部地区受益，高关税会增加农业的负担，合众国银行纯粹是代表商业利益的机构。 里士满集团在19世纪初弗吉尼亚州的政党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初具现代政党的雏形。第一，里士满集团的核心是少数精英政治人物，仍然具有传统政治派系的某些特征，但是在几个重要政治人物的影响之下，确立了一套政党的政治原则，“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适应这套严厉和不容更改的政党原则”。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是里士满集团在北方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始终认为政党原则高于个人，他在给里士满集团领导人托马斯·里奇的信中明确指出，“要用政党的原则来取代对个人的偏好”，从而“重新明确原有的政党界限”。他的这种强调政党原则的观念对里士满集团产生了重要影响。里士满集团作为南方政治大州弗吉尼亚州的政党，自然要使自己的政治原则适应该州的民意和政治需要。在经历了麦卡洛诉马里兰案、科恩诉弗吉尼亚州案和密苏里危机之后，州权问题成为弗吉尼亚政治中的中心问题，里士满集团必须要抓住弗吉尼亚民众在这个议题上的关切，使自身的政治原则与弗吉尼亚的主流民意相一致，进一步巩固其优势地位。于是，里士满集团自称是杰斐逊式政治理念的信徒，公开提出鲜明的州权和有限政府观点，重新强调曾经的“98年原则”，尤其是《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中体现的州权至上理念，并将其与捍卫弗吉尼亚州的奴隶制结合起来。此外，鉴于乡村共和派(Country Republican)意识形态在弗吉尼亚州有深厚的民意基础，所以里士满集团要把自身打造成这套政治话语的拥护者与代言人。乡村共和派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反对任何政治主体集中权力的行为，像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这样的革命者在革命时期利用它来反对母国英国加强控制殖民地的行为，以杰斐逊和麦迪逊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在建国之初利用它来反对联邦党政府加强联邦权力的举措。而此时的里士满集团则继承共和党杰斐逊派的衣钵，反对联邦法院在麦卡洛诉马里兰案、科恩诉弗吉尼亚州案的判决中干预州权；反对密苏里妥协将奴隶制问题政治化，威胁弗吉尼亚东部地区的奴隶制；反对联邦政府出资的国内改进计划；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里士满集团把捍卫州权，建立有限政府，维持奴隶制作为实现乡村共和派意识形态的具体政治原则，与共和党中带有联邦主义色彩的政治派别区分开来，以保持自身在政治原则上的纯洁性。 第二，里士满集团既能在弗吉尼亚州的某些地区拥有稳固的铁杆支持者，又能够跨越州的界限与其他地区的政党合作，成为全国性政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弗吉尼亚州由于地形和经济形态的差异，在政治上有非常明显的地域分野。该州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南部的山麓地区主要由保守的奴隶主精英所控制，他们明确捍卫州的权利，主张对宪法进行从严解释，而且将奴隶视作重要的财产，形成了以州首府里士满为核心的弗吉尼亚“中心”地区。弗吉尼亚蓝岭山脉以西的地区是新形成的“边缘”地区，这里没有数量庞大的大种植园，黑人奴隶数量有限，阶层没有固化，所以非常渴望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变革，最终实现民主化。里士满集团基本的政治主张与东部奴隶主精英是一致的，主要代表东部地区的利益，因此在那里拥有坚定的支持者。虽然深耕于弗吉尼亚州的东部地区，但是作为南部政治大州最为重要的核心政治派别，里士满集团也拥有全国性的影响力。随着市场革命的推进，北方的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再加上伊利运河的修建，将大西洋沿岸与北美五大湖地区联系在了一起，纽约州的经济到19世纪20年代后快速崛起，它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也日益重要。即便如此，纽约州的政治人物马丁·范布伦在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以纽约州的奥尔巴尼摄政团(Albany Regency)为蓝本改造民主党时，还是非常重视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影响力，努力团结里士满集团，形成由“南方的种植园主和北方的平原共和党人”组成的纽约-弗吉尼亚联盟。早在1823年时，南卡罗来纳州的著名政治家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就明确指出，奥尔巴尼摄政团和里士满集团建立了“至关重要的联系”。在1828年总统选举中，杰克逊本身来自西部，北方的选票主要靠奥尔巴尼摄政团的争取，南方的选票则主要靠里士满集团的努力。在杰克逊顺利当选后，里士满集团开始拥有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力，成为新建立的全国性政党——民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里士满集团拥有自己的政党报纸《里士满调查者报》。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与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报纸在这一时期成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具有反映和引导公共舆论的功能。一个政党要想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必须拥有倾向于自己的报纸。因此，拥有一份政党报纸也是这一时期美国各州出现的一批新型政党的共同特点，如纽约州的鹿尾党拥有《奥尔巴尼看守人报》(Albany Argus)，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摄政团(Concord Regency)拥有《新罕布什尔爱国者报》(New Hampshire Patriot)。以里士满集团为代表的新兴政党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使本党的政党报纸成为进行政治动员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有力工具，在历次选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里士满调查者报》是当时弗吉尼亚州最为重要的政治报纸，影响力巨大。该报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一批弗吉尼亚州最优秀的作者”为报纸撰写文章，另一方面是因为主编托马斯·里奇是弗吉尼亚州的著名印刷商，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报纸的销量，并且提高了报纸的价值”。这份报纸在成为里士满集团的舆论工具后，二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报纸进一步在普通民众中提升了里士满集团的影响力，而后者也反过来运用其组织化的力量和深厚的人脉关系促进了报纸的传播。 当然，由于弗吉尼亚州长期保守的贵族制政治传统，里士满集团还是保留了传统政治派系的许多特征，其现代转型仍有许多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如纽约州的奥尔巴尼摄政团。里士满集团虽然能够通过中央委员会和通讯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确保本党满意的总统选举人名单获得通过，带有一定的政治分肥制(Spoil System)色彩，但是这两个机构只能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中发挥作用，很难对弗吉尼亚州其他类型的选举产生直接影响。再加上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化进程长期滞后，拥有选举权的白人成年男性数量非常有限，所以政党舆论工具《里士满调查者报》在选举中的作用也不能被高估。在弗吉尼亚州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现代政党的技术手段无法充分施展，因此，里士满集团还要依靠一些传统的政治运作方式，如利用血缘和姻亲关系来维系政党，以及通过控制州的司法和金融机构来增加政治影响力。弗吉尼亚州的政治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长期控制在少数几个核心政治家族手中，里士满集团作为东部种植园主阶层的政治代言人，更是深受这种寡头政治的影响，几位主要的领导人都具有盘根错节的血缘或姻亲关系，比如斯宾塞·罗恩和托马斯·里奇是表兄弟，威尔逊·卡里·尼古拉斯和菲利普·尼古拉斯、杰纳勒尔·史密斯和罗伯特·史密斯是亲兄弟，埃德蒙·伦道夫是尼古拉斯兄弟的妹夫。罗恩是弗吉尼亚州上诉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s)的法官，长期控制着弗吉尼亚州的重要司法机构。他正是利用这个平台来对抗联邦最高法院对弗吉尼亚司法事务的干预，充分表达了里士满集团州权至上的政治理念。法院在1809年到1840年的几十年里先后有11位法官任职，其中7位都担任过总统选举人或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可以说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里士满集团的政治控制。除了司法机构外，里士满集团还长期掌控着弗吉尼亚银行、弗吉尼亚农民银行和合众国银行在弗吉尼亚的分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它们来影响弗吉尼亚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并且把这些机构的负责人职位作为奖赏本党成员的筹码。因此，有学者认为，里士满集团具有“寡头”(Oligarchs)和“民主派”(Democrats)的双重特征。里士满集团这种新旧交织的特点对弗吉尼亚州第二政党体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其具有了不同于纽约州的独特运行轨迹。
1800年总统选举之后，以里士满集团为核心的共和党在弗吉尼亚州政治中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政党体制也从第一政党体制时的两党体制逐渐转化为主导党体制。按照政治学者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界定，主导党体制与两党制、温和多党制一样，都属于竞争性政党体制和政党多元主义范畴。只要大党持续地获得选举的胜利，就可以被视为主导党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主导党之外的政党是合法的竞争者，是主导党独立的对手，尽管其执政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主导党体制很难一成不变，主导党经常会因为内部分裂等原因而失去主导地位，从而出现新的政党政治格局。 弗吉尼亚东西地区的利益冲突成为新两党体制出现的重要契机。随着弗吉尼亚州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当地民众对于主要代表东部利益的里士满集团日益感到不满，将其视作自利和腐败的政治集团。此外，很多民众也对由州议会中共和党的党团核心会议机制来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方式深表不满，觉得自己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并认为这是由于里士满集团秘密垄断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导致的政治腐败所造成的。因此，反对里士满集团的西部民众需要拥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新政党。为了适应公共舆论传播手段的变化，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反对里士满集团的政治人物也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宪政辉格党报》(Constitutional Whig)，与《里士满调查者报》展开针锋相对的舆论斗争。这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汉普顿·普莱曾茨(John Hampden Pleasants)，所以他们被称为“普莱曾茨派”(Pleasants faction)。这些人也积极使用乡村共和派的政治话语，以便争取弗吉尼亚普通民众的支持。普莱曾茨派充分利用这套理念对集权行为的警惕与反感，将攻击的矛头对准里士满集团。按照乡村共和派理念的逻辑，银行家、职业政客和法官都可能成为权贵集团的成员，他们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垄断政治权力，最终背离普通民众的利益。而里士满集团中就有许多出身于这些阶层的政治人物，而且他们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再加上里士满集团长期以来给人的神秘印象，都为对普莱曾茨派的政治攻击提供了口实。 普莱曾茨派虽然在政治理念上与里士满集团不同，但是里士满集团在长期的政党政治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政党机制，并在多次选举中展示出优势。因此，普莱曾茨派必须要努力学习里士满集团的政党模式，同样实现向现代政党的转型，才能与里士满集团相抗衡。于是，普莱曾茨派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组织，成为弗吉尼亚州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它像里士满集团一样，在州和县的层面都组织了通讯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总统选举人名单。在1824年总统选举中，普莱曾茨派明确反对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党团核心会议提名的威廉·克劳福德，支持来自北方的共和党人约翰·昆西·亚当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里士满集团对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党团会议的垄断，使主导党体制下的弗吉尼亚选民多了一种选择。“普莱曾茨派拥有了一个组织，至少与党团核心会议支配的有形组织是平等的。”普莱曾茨派还在1824年8月6日专门组织了支持亚当斯的会议，由该党领袖约翰·普莱曾茨主持。会议做出了几项重要决议，包括支持亚当斯参选总统；不承认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党团核心会议对克劳福德的提名，因为这个机构已经变成了“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机构，不再具备合法性；号召弗吉尼亚州民众利用各种方式去击败克劳福德，避免“选择总统的权力从人民手中转移到一个自封的和违宪的机构那里”；决定由普莱曾茨派的领导人组织一个中央委员会，与“弗吉尼亚州已经建立的其他委员会建立联系”；普莱曾茨派在整个弗吉尼亚州的各种报纸和舆论工具应当报道这次会议的情况。从这个决议中可以看出，普莱曾茨派已经具备了新政党的雏形，能够对主导党提出的总统候选人提出异议，并且采取行动提出自己的人选；明确建立本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委员会；懂得充分发挥政党舆论工具的作用。 由于乡村共和派意识形态是弗吉尼亚最重要的政治话语，所以里士满集团和普莱曾茨派都要拼命争夺对它的解释权。普莱曾茨派领袖约翰·普莱曾茨在《宪政辉格党报》创办时的声明中指出，他们这个政治派别以及报纸致力于捍卫“1798年原则”，主要的政治原则包括“尊崇联邦宪法；反对扩大关税体系；反对所有未经人民授权的国内改进政策；反对所有常备军和防御体系”。从表面上看，普莱曾茨派与里士满集团的主张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基本上代表了弗吉尼亚州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普莱曾茨派的主要支持者来自西部地区，那里的种植园经济并不发达，而是以小农经济为主，所以需要实行一些带有联邦主义色彩的国内改进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普莱曾茨派开始呼吁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采取一些举措，改善弗吉尼亚西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当然，普莱曾茨派的联邦主义色彩并不强烈，它主要还是利用西部地区对东部种植园主阶层垄断州政治的不满情绪，主张重新分配州议会议席和扩大白人成年男性的选举权。这些都表明，普莱曾茨派也像里士满集团一样，拥有了带有自身特点的政党原则，具备了现代政党的重要特征。 普莱曾茨派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治反对派，能够对里士满集团形成一定的制衡，而且打破了州议会党团核心会议机制对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垄断。它还成功建构了里士满集团垄断权力、政治腐败的政治形象，但是并没有赢得对乡村共和派意识形态的有效解释权。在里士满集团和普莱曾茨派的斗争中，后者试图通过将对手塑造为乡村共和派意识形态的敌人，强调其代表了权贵与腐败。可是，里士满集团非常善于运用公共舆论，其领袖人物里奇主编的《里士满调查者报》更能顺应弗吉尼亚州的民意。有学者认为，“普莱曾茨派继续讲述州首府的腐败故事，却忽视了自己的失败并不是由于神秘而强大的里士满集团所秘密操纵的势力，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宣示和大部分弗吉尼亚人所感知到的利益。” 也就是说，普莱曾茨派带有某种联邦主义色彩的主张并不符合大部分弗吉尼亚人的州权利益，所以不论它怎样攻击里士满集团，都无法真正挫败对手。虽然里士满集团在弗吉尼亚州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但是普莱曾茨派毕竟打破了它的政治垄断，使弗吉尼亚州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新两党体制，第二政党体制在弗吉尼亚州初具雏形。 1824年选举标志着共和党一党独大局面的结束，里士满集团的运作进入新的阶段。尽管里士满集团的组织持续保留到19世纪50年代，但是由于有普莱曾茨派的挑战与制衡，所以它无法像原来那样在弗吉尼亚政治中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为了能够扩大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的政治影响力，里士满集团必须与其他州有影响力的政治党派合作。1828年选举之前，纽约州奥尔巴尼摄政团的灵魂人物马丁·范布伦，试图以南北两个大州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的政党为核心，组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民主党。弗吉尼亚的里士满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它明确坚持杰斐逊的1798年原则，坚决反对亚当斯政府的美国体制(American System)思想，并将维护州权的理念注入新建立的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中。里士满集团在1828年选举中全力支持杰克逊参选，抨击杰克逊的对手亚当斯实行的是有利于北方制造商和银行家的经济政策，不是真正的共和党人，而且鼓励在地方建立支持杰克逊竞选的组织。弗吉尼亚州支持亚当斯的政治力量则共同组成了国家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其中包括普莱曾茨派。他们也建立了通讯委员会这样的政党组织，还在弗吉尼亚州的惠灵、斯汤顿、林奇堡、诺福克和里士满召开集会，号召选民们支持亚当斯连任。弗吉尼亚州的国家共和党最终在里士满召开有二百多位代表参加的大会，一致同意亚当斯参选总统。国家共和党在弗吉尼亚州向对手里士满集团学习，建立了州一级的中央委员会，帮助政党在各个县组织相应的政党机构。弗吉尼亚的国家共和党还抓住里士满集团对该州政治的长期控制，主张重新分配州议会议席和扩大选举权，将自己打造成民主的拥护者。 按照政治学者乔纳森·尚善(Jonathan Sunshine)的观点，19世纪的政治体制只有符合两项标准才取得了那个世纪背景下最低限度的民主资质：50%的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政府首脑要么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并对其负责，要么由定期举行的普选选举产生。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看来，美国在1828年杰克逊第一次当选总统时就符合这个标准，所以他把这一年作为美国确立民主制度的时间，并作为世界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开端。1828年总统选举与美国第二政党体制的初步建立是同步的，体现了政党政治与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在第二政党体制开始形成的1828年总统选举中，参与投票的选民人数比以往任何一次总统选举都要多，超过一百万名白人男性在1828年投票选举总统，几乎是1824年选举的四倍，杰克逊自己赢得了三倍于四年前所有候选人的总票数。之所以出现这样前所未有的高投票率，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有好几个州由普通选民直接投票选择总统选举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被初步形成的第二政党体制激发了起来。弗吉尼亚州是南部最重要的政治大州，杰克逊要想获得大选的胜利，必须要拿下这个关键州，所以竞选活动在这里格外激烈。里士满集团和国家共和党围绕1828年总统候选人的斗争激发了弗吉尼亚民众的政治热情，大大提高了他们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这和之前弗吉尼亚王朝占据总统职位时的情况大为不同。亚当斯执政时与克莱的“腐败的交易”以及实行的联邦主义色彩浓厚的经济政策都使相当多的弗吉尼亚人感到不满，所以1828年总统选举的投票率达到了白人成年男性的28%，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1800年选举和其他历次选举的投票率。其中，东部地区的投票率高于西部，因为西部地区拥有不动产、符合投票资格的白人成年男性数量少于东部，而且基层政党的组织化程度也不如东部。杰克逊最终在弗吉尼亚州的东部和西南部获得了更多的选票，主要得到了里士满集团所代表的东部种植园主阶级的支持。 当然，里士满集团作为一个新旧参半的政党，仍然保留了传统政治派系的“寡头集团”色彩，这也使得弗吉尼亚州的第二政党体制对该州的民主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突出表现在弗吉尼亚州的修宪问题上。弗吉尼亚州在1776年颁布的州宪法非常保守，基本上照顾的是东部大种 植园奴隶主的利益。1812年英美战争之后，各州民众要求扩大选举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州为了回应民众的民主诉求纷纷召开宪法大会，修改革命时期颁布的州宪法。弗吉尼亚州长期存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利益对立，西部地区的代表借着这股修宪浪潮的东风，也呼吁议会召开新的宪法大会，打破弗吉尼亚州原有的利益格局，实现真正的变革，适应该州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弗吉尼亚州的著名政治人物杰斐逊坚决支持西部代表们的修宪呼吁，并在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修宪建议：“1.普选权；2.州议会中的平等代表权；3.由人民选举行政部门官员；4.法官由选举产生，可以免职；5.法官、陪审员和治安官由选举产生；6.选区划分；7.定期修改宪法。”杰斐逊的修宪建议包含的内容范围很广，既包括白人成年男性的普选权，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官员由选举产生，还涉及议会选区的重新划分，以实现议会代表权的平等，甚至提及了定期修宪的必要性等问题。在杰斐逊看来，对宪法进行这些修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我们宪法确立的共和主义，以及人民的精神来确保自治的实现；并且滋养和延续这种精神”。杰斐逊尽管出身于弗吉尼亚州，但是他的思想在当时太过激进和超前，根本无法获得东部种植园主阶级的支持，弗吉尼亚州的修宪诉求一再遭到搁置。以奴隶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制度带有明显的反民主特征，而里士满集团主要代表了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奴隶主的利益，所以明确反对杰斐逊提出的有利于西部地区的修宪主张，对扩大选举权和重新划分议会选区等涉及民主化的问题持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 1828年总统选举标志着“杰克逊民主”时代的到来。受到全国性政治变化的影响，弗吉尼亚州在1829年终于召开了宪法大会。宪法大会争论的焦点问题还是议会代表权的分配和选举权的扩大，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弗吉尼亚政治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背后实质上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利益之间的矛盾。西部地区的各个阶层对东部掌控州政府非常不满，而东部地区的政治精英则并不信任西部地区的多数民众，认为他们虽然拥有土地，但是奴隶很少，会对奴隶制度构成威胁。经过激烈争论，东部地区的保守派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在重新分配议席的问题上，宪法大会以已经过时的1820年人口统计为基础来分配议席，使得东部的海滨和山麓地区在州众议院依然占据多数席位(尽管比之前有所减少)。在选举权问题上，选举资格从拥有50美元资产减少到拥有25美元资产，但即便是这种已经降低了的选举资格，仍然使弗吉尼亚州大约三分之一的白人成年男性无法参与选举。州参议院议席的不合理分配没有得到解决，由州议会来决定州长和州法院法官的体制也未改变。 总之，弗吉尼亚1830年州宪法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是一部非常保守的宪法，只是对1776年州宪法进行了非常微小的调整与改变。它是杰克逊时代主张保守的中心地区与主张改革的边缘地区进行斗争的产物，充分反映了弗吉尼亚州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在宪法大会前后一直阻挠修宪的东部保守派成员基本上都来自里士满集团，他们把狭隘的地区利益放在了民主化目标之上，使得该州白人成年男性普选权直到1851年才得以实现，落后于北部和中部各州的民主化进程。这次宪法大会也对之后弗吉尼亚州的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保守派代表大多成为1828年之后建立的民主党的成员，而且在民主党中还占据了重要位置，比如菲利普·巴伯(Philip Barbour)在1836年被民主党总统杰克逊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琼斯(John Jones)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被杰克逊派民主党人推举为众议院议长。改革派代表则大多成为辉格党成员，支持亚当斯和克莱，反对杰克逊。
里士满集团作为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内的核心派系，长期控制着该州的政党政治。它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政党组织机制，并将其延伸到弗吉尼亚州基层的县区，具备了现代政党的某些雏形。里士满集团之所以能够长期在弗吉尼亚州占据政治优势，除了它相对完备的政党组织和极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外，还与它能够准确把握州内的主流民意有很大关系。里士满集团成功赢得了对乡村共和派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维系了弗吉尼亚民众对该党的长期支持。当然，由于弗吉尼亚州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别是新开发的西部地区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使得弗吉尼亚州也出现了能够抗衡里士满集团的反对派——普莱曾茨派。这个派别也仿照里士满集团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政党转型。普莱曾茨派尽管未能成功挑战里士满集团的优势地位，可是毕竟对其形成了有效的制衡，改变了该州政党政治的生态，为新的两党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杰克逊再次当选总统的1832年之后，弗吉尼亚州的政党政治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民主党与辉格党并立的两党体制。里士满集团在对手的攻击之下，被塑造成了一个腐败、神秘的精英政治集团，这种形象长期保持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的确，里士满集团在实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仍有很多局限性，其“寡头”和“民主派”的双重特征在弗吉尼亚州1829-1830年宪法大会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导致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化进程相对滞后。然而，如果仔细审视里士满集团的政治运作，就会发现这种被建构出来的负面形象是有失偏颇的。在弗吉尼亚州比较保守的政治文化氛围下，里士满集团通过自身的政党机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第二政党体制在弗吉尼亚州的形成。 弗吉尼亚在老南部地区的政治地位举足轻重，发挥着政治风向标的作用，当它在1832年总统选举后基本确立新的两党体制后，对该地区的其他州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到1836年总统选举时，老南部各州都拥有了竞争性的两大政党，第二政党体制正式建立。随着奴隶制进一步向西扩张和南部“棉花王国”的崛起，美国老南部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急剧扩大。连以范布伦为代表的北方政治精英都意识到，必须要与老南部地区的奴隶制政治势力合作，否则无法在全国性的竞选中获得胜利。因此，里士满集团推动的弗吉尼亚州的政党政治转型虽然颇具保守色彩，但是仍然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原文载《世界历史》2023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公众号：世界历史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