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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军在我们周围部署了四十多万人，严重地威胁着我晋察冀解放区特别是在张家口，我处在东西夹击的不利地位。  这时，我住在沙城接到晋察冀军区贯彻一九四六年中央精简整编的指示，拟征一个纵队裁减一个旅，当时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由于有些领导同志对迎接时局的重大变化缺乏精神准备，在应当集结主力准备大发展的时机下，反而缩减和分散了主力部队。这种做法造成的后果，到解放战争爆发时终于暴露出来，使晋察冀我军从游击战转到运动战的过程中，无论是思想、组织和物质的准备，还是干部的指挥能力以及部队的战术素养，都出现了与大兵团作战不相适应的问题。 本来，党中央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中就已指出，“一定要在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到数倍的条件...........目前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提高，是深入，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此种任务，则我们将来的大发展与我们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任务必会受到妨碍” 这时，形势有所好转，日军已呈颓势，转入防守状态，具备了我发展主力部队和加紧准备反攻的条件。本应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从实际情况出发，在现有基础上大力加强主力军建设，使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得到较大的提高，以便逐步完成由游击队向正规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但是，晋察冀军区反而于1944年9月再次实行“精兵简政”，在精简机关的同时把一批地区队编为县支队，使主力部队继续地方化。当时还有三个主力团也调离了晋察冀，这种情况与形势的发展显然大相径庭，以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的时候，临时由地方武装组编起来的野战军，新兵数量多，军政素质各方面都比较弱，给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带来了许多困难。 在一九四六年晋察冀军区拟将晋察冀野战军各纵队每一个纵队裁减一个旅的时候，我提出了不同建议，给中央局和聂司令员写过一个很长的报告，建议不要裁减当时郭天民同志和李志民同志也都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在我写的那份报告上签了名。后来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国共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为了表明我们的和平诚意和减轻人民的负担、巩固解放区，还是每一个纵队裁减了一个旅，裁减下来的人一部分到了各军区成了独立旅的骨千，另一部分人复员了。 随之，蒋介石对全国各个解放区的进攻部署完成以后，便揭下了假面具，彻底撕毁《停战协定》，于是我们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场大搏斗，就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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