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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镐而言，1943年既是机会，也是深渊。 这一年年初，南京汪伪实权人物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委托军统潜伏特务程克祥携带一封亲笔信返回重庆，转交老蒋，为将来寻求后路。此时抗战正处关键时期，老蒋为利用周佛海，写了一张带有承诺涵义的便条：“君有悔过之意，甚佳。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排，望勿忧。” 此便条因为具有政治敏感性，为防止落下把柄，老蒋没有署名，只签署了“知名不具”四字。 将便条交予程克祥后，老蒋授意军统戴笠，重新组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南京情报网。程克祥是老军统，戴笠经过密谈，任命他为军统南京区区长，核心任务就是保证周佛海与重庆之间的联络通畅。 军统老规矩，区下有站，程克祥问戴笠，南京站站长是谁？ 戴笠回答，我准备了一员干将，周镐。  周镐是军统“十人团”元老周伟龙一手栽培起来的，军统内部评价他，具有黄埔背景，行事激进，适合沦陷区业务展开。 站在1943年的视角下看，这个评价还是很到位的——周镐，又名周治平，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罗田，14岁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18岁怀抱“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愿望，考入桂系第四集团军创办的随营军官学校（后改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习。 该校被老蒋把持之后，加强了对学员的蒋化教育和控制，周镐对这一套很抵触，在一次政治测试中流露出反蒋情绪，校方以“思想不纯”为借口予以除名。 被迫离校后，周镐经同乡介绍，参加了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 1933年年底，第十九路军反蒋，酿成福建事变，最终惨遭老蒋平灭。周镐卷入其中，失败之后，取道上海想回乡避祸，不料在江汉关码头被宪兵拘捕。 这是周镐第一次遭遇牢狱之灾，原以为要遭受皮肉之苦，不想在审讯室，遇到了一位具有复兴社背景的旧交好友。 那时正是复兴社野蛮发展的阶段，旧交好友赏识周镐才干，便极力对他洗脑，劝导他加入复兴社。 识时务者为俊杰。 最终，周镐半推半就地加入了复兴社，从此开始特务生涯。  在随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周镐虽然受到军统元老周伟龙的器重，但由于不太愿意干脏话，并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机会，直到1943年戴笠点了他的将。 周镐与程克详一同潜入南京后，周佛海为了表示亲昵之意，特地请来李顺昌呢绒服装店的裁缝，为周镐定制了六套全毛高级中山装制服。 周佛海对周镐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在场面上混，这个方面不能忽视。 于是，周镐穿着高级制服，高调就任了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少将科长，同时秘密组建了军统南京站。 周镐组站，抛弃了军统过去大而全、多且乱的传统做法，仅仅建立了八个精悍的潜伏小组。手下干将有沈三北、刘振汉、张作安、杨叔丹、王捷三、洪霞、祝晴川、张恒等人。 其中，杨叔丹、张恒、祝晴川等人，俱为周镐新吸纳进入军统的汪伪政府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触角到位，组织精密的情报网，在随后的两年间，周镐向重庆政府传递了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为此，戴笠称赞他是军统旋风，所到之处总能带走一些东西。 而周镐本人则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是攻心与策反。 因为精于此道、信在此道，周镐潜伏南京期间，最乐于做的工作就是观察形形色色的人，视情况攀交，视可能攻心，策反，吸纳。 然而，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周镐很快就遇到了一个更厉害的人。 此人名叫徐楚光，大周镐一岁，也是湖北人，同样来自中央军校武汉分校，论渊源，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校友。 周镐与徐楚光接触时，对方是汪伪军事情报局的上校秘书。两人渐渐相熟之后，周镐本想策反他，但随着交往的加深，周镐觉得此人身上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经常的，不经意间，他就被对方引领走了。 周镐怀疑徐楚光是共产党。 徐楚光一开始不承认，但确信双方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后，他便不再直接否认。 两人以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互相配合，给予方便，做了不少事。 徐楚光有一次对周镐说，我们其实已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周镐坦诚地说，讲心里话，我并不讨厌红色。  周镐那时候讲不讨厌红色，无关信仰，更多的是代表他的激进，甚至是某种野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老蒋为抢占胜利果实，旋即任命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总指挥，为全面接收做准备。 但就在这个时候，周镐突然做出了脱缰之举。 他没有遵照重庆老蒋和军统戴笠的命令，而是擅作主张在新街口闹市区的原汪伪储备银行内，先行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并于当天强行接管了电台和主要报纸，宣布接管汪伪政权。 此外，周镐还通宵达旦私自起草了冈村宁次的受降书和相关文件。 第二天，南京电台播出了汪伪政府已被接管的重大新闻，报纸也套红发布了周镐的公告。很显然，这种行为是置重庆老蒋的权威于不顾，周镐明知而故犯，并且没有收手的意思，紧接着，他又派出财政部卫队和部分军队，在南京城展开全面大搜捕。一时间，汉奸们惶恐不安，纷纷被关进中储行的地下室，其中伪市长、部长级的大汉奸就多达40多人（这些人，不少已与重庆政府达成了某种政治交易）。 老蒋任命周镐为南京指挥部总指挥的本意是让他在南京一带维持现状，以待国民党接收大军的抵达。周镐此举，显然打乱了老蒋的部署。更让老蒋不能容忍的是，周镐居然私自搞出个让冈村宁次投降的投降书，如果冈村宁次真的向周镐投降了，那官方的受降仪式还怎么搞？老蒋的位置又朝哪里搁？ 周镐是老军统，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忌讳，种种不正常的举动让老蒋和戴笠对周镐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这个人，轻则受到了蛊惑！ 重则早已变色！ 老蒋为了尽快掌控南京局面，随即露出丑恶嘴脸，他先是下令，南京的治安暂由日军来维持，而后又命令冈村宁次，直接扣押周镐。 就这样，周镐的激进之举，被老蒋扼杀了。 军统戴笠率领大队人马抵达南京后，周镐先被移交关押在南京警备司令部，后又押解到上海。 对于关押审查周镐，戴笠当时对外宣称，周镐虽为本局少将，抗战时期奉命潜伏南京，冒险犯难，有功党国，但他有些地方值得怀疑。他新娶的妻子可能是共产党。他在南京搞的接管伪政权，惩办汉奸，不仅打乱了委座的部署，而且很可能受到了共产党的指使，是在新四军的策划下干的。 私下里，戴笠则向左右心腹透露，我们军统局最高军阶是少将，连我本人也不过如此，但周镐在南京宣布成立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时，竟任命自己为中将，真是不自量力，胆大妄为！还有，委员长和周佛海的联系，大多通过他，他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周镐在狱中得知这些情况，愤恨地说，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我进军统局，这条路完全走错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整天与虎狼为伍，哪有不被虎狼吃掉的道理？ 按照戴笠一贯的作风，像周镐这种既不守规矩，身上又有重大疑点的，最终不是被处决，就是被关死。周镐的命运本来已经没有转机，可是天道除恶，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竟然摔死在了南京西郊。 周镐在军统的人缘不错，资历也够，戴笠摔死后，因为没有确凿证据，毛人凤又正欲收买人心，周镐最终被释放，挂少将衔，赋闲在家。  在人生的最低谷，如果能遇到领路人，这样的人，是幸运的。 1946年春，中共华中分局成立第三工作委员会，简称三工委，昔日的红色潜伏者徐楚光，正是三工委主任。当时，三工委的工作重点就是开展京沪徐杭地区的情报策反工作。 因为始终关注着周镐，徐楚光认为此时敲开周镐家门最为合适。徐楚光的判断没有错，经过一晚的深谈，周镐彻底觉醒了，他对徐楚光说，我对国民党已经死心，现在看到了一条光明大道，我愿意为正义的事业，奋斗牺牲。 就这样，由徐楚光做入党介绍人，经华中分局批准，周镐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在三工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为了重新打入军统关键部门，掩护工作，周镐与徐楚光商量，主动向保密局毛人凤献殷勤。毛人凤没有产生怀疑，任命周镐为少将直属组长，在上海静安寺组建佛教训练团。 这是一段崭新的潜伏工作。 周镐利用经常穿梭于京沪的工作机会，为我党收集了大量机密情报。 这两年是周镐一生最值得骄傲的岁月，但无人知道他红色的奋斗，相反他身上“军统老特务”的印记却越来越深重。 这大概就是隐秘而伟大吧。  1948年，不管是正面战场，还是隐蔽战线，斗争都到了最为激烈的时候。这一年4月间，因为叛徒出卖，三工委主任徐楚光不幸暴露被捕。在狱中，徐楚光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更没有出卖战友。但不久之后，他一向信赖的交通员吕祥瑞被捕之后投敌了。 这个叛徒不仅指认了徐楚光，而且在供述徐楚光上下线时，提到了周镐的名字。 毛人凤宁可错杀，不愿放过，随即以“共党嫌疑”再次逮捕了周镐。 三进宫的周镐斗争经验很丰富，他坚称与徐楚光关系单纯，两人只是潜伏南京时期的同乡、同学、旧相识。 起初，毛人凤不愿相信。 但周镐随后用一句话就拿住了毛人凤。 周镐说，如果我是共党，1945年戴老板就杀我了。 毛人凤以“忍等狠”著称，想到周镐是老军统，颇有人脉，最后留了个余地，将周镐放了，但在他身边布置了不少眼线。 此时的周镐，处境很艰难，同年10月9日，徐楚光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仅39岁。 徐楚光牺牲后，原三工委的工作，改由副主任郭润身负责，归属于华中分局第六工作委员会领导。周镐出狱后，冒着巨大风险与郭润身接上了关系，这时候，组织交给他一项新任务，设法争取国民党孙良诚部。 六工委选择周镐去争取孙良诚，落脚极准，是一步好棋。 就在周镐正在寻找切入点时，老蒋忽然得到密报，说暂编二十五师师长孙良诚有通共嫌疑。为了查明真相，老蒋想起周镐在抗战后期曾经担任过孙良诚部总参议，拉拢过孙部。基于这个渊源，老蒋重新启用周镐，任命他为暂编二十五师高级参议，专职调查孙良诚。 如此一来，周镐的身份就微妙了，好去周旋。 然而，孙良诚实在是反复无常的老鬼，极难对付。 周镐来到暂编二十五师驻地后，没有对孙良诚隐瞒，他坦诚自己面上是国民党特派的高级参议，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谈判代表。 周镐对孙良诚推心置腹地说，少公（孙良诚字少云），为今之计，就是假戏真做。老蒋说你私通新四军，你就来真格的，与中共接洽，趁机起义。像你西北军的老袍泽高树勋将军那样高举义旗，这样做功在国家，利在人民，少公亦将名彪史册！ 孙良诚听了，老奸巨猾地说，治平兄如此相劝，都是肺腑之言，一片真心，为我打算，我理当从命，希望兄能为我牵线搭桥。 周镐慨然应诺。 这时候，孙良诚拿出老鬼腔调，开起了条件。他对周镐说，我部军官家属有的在前方，有的在后方，为便于部队起义，事先必须做出妥善安置，减少后顾之忧。老蒋对暂编二十五师供给很少，薪饷不济，军费十分窘迫。为此，希望中共方面能提供1500两黄金，作为军官家属的安置费用。 听到这个说法，周镐虽然心中不悦，但为了起义大局，他还是向组织转达了孙良诚提出的条件。 如此将孙良诚稳住后，周镐从暂编二十五驻地宿迁返回南京，向老蒋复命，为孙良诚打掩护，报告说孙良诚并不勾结新四军情事。 华中工委接到周镐情报，上报华东局，华东局经过研究，复电华中工委，同意拨给孙良诚500两黄金作为安置费，但因经费困难，其余以棉花等物资代替，并指示抓紧进行争取孙良诚部起义工作。 巧合的很，就在周镐进一步酝酿争取之策时，老蒋又接到密报，说孙良诚和李济深密谋反蒋，于是再一次指定周镐前往孙部调查。周镐再次来到宿迁后，厉声恫吓孙良诚，说老蒋已经震怒，欲解决暂编二十五师，若再不醒悟，争取起义，时机就没有了。 孙良诚内心虽恐慌，但依旧想骑墙，两头讹诈好处。 周镐见孙良诚油盐不进，开始转变策略。他抓住时机，找准对象，一夜之间策反了孙良诚一零七军的副军长王清瀚。 王清瀚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后，动用力量，搞突然袭击，孤立孙良诚。孙良诚见大势已去，狡诈地扭转态度，周镐的争取孙良诚部起义工作终于成功。 但是，这次成功其实是一锅夹生饭。  1948年11月，六工委指示周镐，设法联合孙良诚，对刘汝明部进行策反。周镐接到命令，十分兴奋，认为这又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重大任务。 12月9日，周镐经过筹划，派祝元福、尹燕俊两人前往蚌埠刘汝明部，进行秘密联络。 值得注意的是，尹燕俊是孙良诚的亲信副官，周镐并没有真正掌握这个人。尹动身的前一天，孙良诚悄悄地对尹说，我想离开这里，但没法出去。明天你去给刘司令送信，请他答应起义，把我弄出解放区。我信上写的都是敷衍话，叫他起义是假，救我出险才是实。请他念及昔日袍泽情谊，派人来接头，点名要我前去接洽，把我弄出去。 说完，孙良诚塞给尹燕俊一笔钱。 对这阴险一幕，周镐丝毫没有察觉。 尹燕俊去了几日后，于22日下午从蚌埠返回，并且带回了刘汝明给孙良诚的信，信中指名要孙良诚前去会谈起义事宜。 这一时刻，周镐本该谨慎，但因为行事一向激进乐观，他竟没有看出其中有诈。 江淮军区政委曹荻秋得知周镐欲同孙良诚一同前往刘汝明部，紧急发出明确指示，“对刘汝明部的内部策反，华野也有很重要关系，要俟华野复电后，再进行之。” 然而，周镐却没有遵照指示。 这一点，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让许多人产生了疑惑乃至质疑——稍加谨慎，就能意识到其中可能有诈，周镐为什么还要这样一意孤行？ 1949年新年刚过，周镐率领“六工委”通讯联络组组长祝元福，与孙良诚、尹燕俊、王清瀚、刘彦锡等人一道，于1月5日下午渡过淮河，抵达刘汝明防地田家庵。 刘汝明儿子第三五五团团长刘铁钧，奉父命，请西北军老同仁孙良诚和王清瀚到蚌埠叙谈，而周镐等我党同志则被留在了刘铁钧的团部。 当天深夜，刘汝明和孙良诚在宝成面粉公司的一间小屋里见面。 孙良诚恳切地说，眼下兄弟完全是身不由己，受人摆布，请子亮兄务必拉兄弟一把，让我脱离解放区，去江南和家人团聚。 刘汝明问，那位姓周的到底是哪方面的人？ 这一问，倒把孙良诚问的背后一凉，想了一下，他回答说，他应该是共产党。 刘汝明说，我觉得此人行事有些怪异。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他向老兄亮明身份是共党，实际却是保密局特务，如果这样叫他牵着鼻子走，岂不是自投罗网？ 在自己的地盘上，还能让他人耍了。 为防其中有诈，刘汝明当机立断，一面将孙良诚、周镐前来策反一事迅速上报给老蒋和刘峙，一面通知第二处处长陶纪元，向保密局报告情况。 这两手做完，刘汝明立即派人将周镐一行全部逮捕。 刘汝明将孙良诚出卖后，假惺惺地说，蒋总统来电召见你。请老兄放心，我保证你的安全，你也可以趁此机会脱离虎口，向蒋总统表明心迹。他会念及你多年劳苦征战，给予适当的安排。至于周镐，保密局已经查明他是共党，正在缉拿他，此事我不好隐瞒，也是爱莫能助。 直到这时，周镐才意识因为激进乐观，自己不仅坏了大事，而且还陷入了无法辩解的深渊之中。 押解途中，王清瀚在花旗营车站借故下车，准备伺机逃回解放区。不料刚下火车，就被特务发现。特务怕再生意外，叫来一辆专车，将王清瀚押往下关。 在保密局的审讯室，毛人凤亲自审讯了王清瀚。王清瀚拒不承认自己已被周镐策反，一口咬定自己是作战被俘，不得已为共产党做些统战策反工作。 毛人凤听了冷笑不信，将他羁押在车站路190号交警第五看守所。 王清瀚在看守所里，把一同来到南京的勤务兵刘彦锡找来，将自己的衣服、手表送给刘作纪念，并用铅笔写了两张字条请刘设法转交出去。 一张字条是写给不满19岁的大儿子王守漠的：“守漠我儿，速与你母回北平。” 另一张字条是写给孙良诚的：“少云吾兄，看在多年交情上，请营救之。有人说我是共产党，真是笑话！笑话！镜波。” 遗憾的是，王清瀚设法自救，没有成功。 1949年3月5日，这位刚走向新生没多久的特殊党员被保密局秘密杀害，近三十年后，1978年才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另一位对争取孙良诚部投诚做出贡献的是第一零七军少将副军长兼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谢庆云。谢庆云与王清瀚是姻兄弟，两人一道被周镐策反，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谢庆云被捕后，保密局特务将他装入麻袋，残忍地投进了黄浦江。 周镐被押到南京后，仍关押在宁海路19号的保密局看守所。短短三年多，他已经先后四次被关押在这里，这一次老蒋和毛人凤没有给他任何讲话的机会。1949年春节前后的一天，保密局对周镐未予审讯，即派司法处处长李希成，将周镐押到狱内刑场，秘密处决了。 周镐之死，就像风筝断了线。 没有人知道，他生死的真相。 也没有人能够讲清楚，他突然消失的内幕。  周镐的妻子吴雪亚一直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有问题，更不相信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上海解放后，吴雪亚来到上海，找寻丈夫的下落。一天，她在街头偶然发现了孙良诚的四姨太，于是尾随跟踪，最后探得了孙良诚的藏身之地。 原来孙良诚被押解到南京后，老蒋虽然没有处死他，但还是彻底抛弃了他。孙良诚想外逃，但弄不到票，加上又舍不得置在沪杭的房产家财姨太太，后来便藏在了上海。 被吴雪亚发现，遭上海公安局抓获后，孙良诚为掩盖自己伙同刘汝明出卖周镐的罪行，编造谎言说，他是真心动员和争取刘汝明弃暗投明，无奈刘汝明背后捅刀，出卖了他。 上海公安追问，周镐是什么情况？ 孙良诚说，被押到南京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曾听人说过，他最后一层身份有可能是保密局的人，否则贸然去刘汝明那里，有些说不通。 就这样，因为最后一次行动的激进草率，真相被蒙尘，而且越蒙越厚。 此后的十余年间，虽然吴雪亚坚信自己的丈夫并没有背叛组织，但无人站出来证明，她和她的孩子只能忍受流言蜚语，生活在痛苦压抑之中。 还好，人间正道是沧桑。 1965年的一天，有人敲开吴雪亚的家门，将一本破旧的日记本递到了吴雪亚的手中。 来人告诉吴雪亚，他是周镐的旧友，曾负责保管他的私人物品，这本日记是他偶然在小皮箱中发现的，寻了很久，才找到这里。 吴雪亚翻开日记本，热泪顿时从眼眶中滚出来。  那日记上记着：“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余妻当有同感，乃商议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约相晤，恰到好处而成功。” 吴雪亚一页页地翻看，日记里不仅记有丈夫的心路历程，还有潜伏任务，革命工作的总结。 吴雪亚觉得这本日记，足以证明丈夫的清白，于是她找到时任上海市长曹荻秋。上海市委办公厅高度重视，通过日记线索，他们历时一个月，寻访当事人，查找相关档案，最终确认了周镐的烈士身份。 我是谁？ 谁能为我证明？ 对普通人而言，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但对于那些淹没在黑暗中的无间行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泣血的回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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