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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都在锅里热着呢 梅雨墨 这个故事我很少给人说起过，但是却在我的心里一直埋藏着，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故事发生在90年代初，那个时候我非常年轻，刚满25岁，参加工作三年，在一家国有煤矿的医院里做内科大夫，像所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怀揣梦想，充满激情，干工作从来都不觉得累，对任何人都充满善意，从不设防。然而，现实与理想有时候却并不大一样，作为这家矿医院最受患者欢迎的医生，还是院团委书记，怎么看都应该是前途无量，但是我却被院长莫名地调到了井口保健站，每月被要求下至少20个井，在井下负800米深的一个简易的矿洞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因为煤矿要赶在一个特殊的日子提前投产，所以井口打料重要，以确保掘进进尺，上人则需要一直等矿调度的指令才可以，延迟下班那是常态，上井洗澡吃完饭后有时候要昏睡大半天，然后再去接下一个班。 讲起来我的工作也很简单，就是为偶尔受点小伤的井下工人清理创口，简单地包扎一下，有时候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过来，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呆坐着，与矿洞里的一部防爆电话和一个小小的急救箱为伴。好在自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所以经常会带一本小说或者是诗集去静静地读，用以打发那漫长而寂寞的时光。直到那部防爆电话铃声骤然响起，矿调度员会在电话里通知我到井口去等待上井。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那部防爆电话的铃声，是那种急促而特别响亮、炸裂的声音，在井下即使是很嘈杂的环境也可以传很远很远。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对这样的生活安之若素。那天是6月20号，我记得非常清楚，像往常一样，又是凌晨5点多起床，我顶着满天星光来到了矿井口，不急不忙地换上井下保健员特有的橘红色矿服，这套服装很像现在消防员的着装，脖子下我还专门扎一条用来搽汗的白毛巾，虽然毛巾的颜色早已不是白色，而且还充满刺鼻的汗臭味，但这也丝毫不影响我把它扎在脖子上，井下很热，经常满身大汗，没有一条毛巾那将会是很难受的。 到灯房领完矿灯和自救器，我把矿灯别在自己的胶壳帽上，自救器则是串在了皮带上。我的胶壳帽是白色的，与工人们黑色的胶壳帽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使我站在一群工人中间显得很特别。下井的罐笼呼啸着向地心深处急速下降，罐笼的速度比我们平时上下楼坐的电梯要快很多倍。 到了井下，一股井下特有的原始的味道扑鼻而来。我在大巷里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就来到了井下保健站的矿洞里，坐下后先是按照常规检查了一下医药箱里的各种药品，然后我就打开了一本书，津津有味地开始阅读起来。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我突然听到大巷深处传来了一阵阵闷响，然后就是几声巨响，头顶上的日光灯管瞬间灭了，矿洞里一片漆黑。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四周一片死寂。我摸黑拧亮矿灯，朝矿洞的四壁照射了一番，在确定了暂时没有危险之后，赶紧把矿灯拧灭。这个是我听一位老矿工告诉我的，在遇到了紧急情况后，如果没有接到上井的指令，必须要尽可能地保存着矿灯的电量，因为这个举动有时候会救你的命，在近1000米深的井下，如果没有光亮那将会寸步难行。 我的心里有些紧张，但是理智告诉我，我哪里都不能去，只有坚守岗位，井下保健员是和军队的管理是一样的，在没有接到调度员的指令下擅离职守，那将会像军队里的逃兵一样受到最严厉的处分，甚至是会坐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我听见了矿洞外传来了一阵乱纷纷的脚步声，我连忙打开矿灯，拉开了门，看见了一蔟簇的灯光自远而近。等走近了我站的地方，他们的脚步却没有停下来，甚至连看我一眼也没有。从穿着来看，他们应该是矿山救护大队的人员，这个时候我知道应该是井下出事了。我向他们大声喊道：“现在井下是什么情况？我是井下保健站的医生，有给我的指令吗？”远处传来一个回声：“垮巷了，情况很严重，大约有七、八十米吧，有人员伤亡，我们赶去救援。没有人让我们带话给你，你待在原地，等调度发指令吧。”
于是，我又转身回到了矿洞里，继续在黑暗中等待。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反正我感觉是过了很久，时间在我这里已经无法计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手机这种移动通讯设备，就是有也不会容许带，要防瓦斯爆炸，而且井下也不可能有信号。我的手腕上也没有戴手表，而那部防爆电话却一直都没有响，我仿佛是被人遗忘了，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我却一点点都感觉不到饥饿，只是偶尔我会把带到井下的一个保温杯打开盖子，用舌头舔一下里边的水，根本不敢多喝，因为我无法预知自己还要在这里坚守多久。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突然我听到了一阵电话铃响，我又拧亮矿灯，往那部防爆电话放置的地方一照，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在那里，上边的顶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挤压了下来，空间变得非常矮小，如果要去接那个电话，必须要匍匐着爬过去才可以。 电话铃响了十几声，又停了下来。我拧灭了矿灯，四周再次陷入一片黑暗，我在心里面盘算着要不要爬过去打个电话，可是，我的耳朵能很清晰地听到顶板来压的那种声音，那窄窄的、矮矮的巷子随时都会垮下来，把我压在下边，永远地陷入黑暗。我不敢去冒这个险，但是我更不敢擅离职守，因为我受到的教育是责任重于泰山。我只有坚持着默默等待，寄希望于有人过来给我带来上井的消息。 这样不知道又过了多久，那部电话再次响了起来，大约是响了十几声就又停了下来，悄无声息。我还是不敢过去接，只能干坐在那里。当第三次电话铃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快要虚脱了一样，心里想，赌一把吧，我就爬过去接，真垮巷了那就是命吧。这次，电话铃一直在那响，并没有挂掉。我先是弯下腰，后来干脆趴在地上，匍匐着慢慢向前移动，我的心嘭嘭嘭地快速跳动着，头上的汗从胶壳帽的帽檐边流下来，甚至是流进了眼睛里，我不得不用手时不时地抹一下眼睛旁边的汗水，这十几米的距离，对我来说好像是生死距离。终于，我爬到了电话边，颤抖着抓起了电话，放到耳边。只听到里边传来：“是井下保健站吗？现在通知你马上赶到井口上井。”我回答了一声：“收到！”就把电话扔下了，赶紧匍匐着往回爬。 刚爬回我出发的地方，还没有站起身，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那条小巷瞬间塌了下来，与此同时，我身后不远处突然地落下了一块巨石，当时，我甚至可以感觉到，脚下的地面都被砸得微微抖动。
这个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浑身战栗着，心快速地跳动着，仿佛马上就要跳出胸腔。这样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吧，我才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连忙爬起来，背起药箱，拧亮矿灯，跌跌撞撞地向井口走去。 等来到了井口，发现那里有一只罐笼静静地等在那里，旁边只有一个负责“打点”（井下术语，打信号的意思）的师傅待在那儿。看见我过来，他瞅了一眼我的服装，确认了我的身份，只说了一句话：“调度说了，这罐只拉你一个人。”我走进去，那位师傅关闭罐笼铁门发出了很大的声响，然后，这偌大的罐笼只载着我一个人快速地冲向了地面。 我屏住呼吸，几分钟后，终于到达了地面。等地面的师傅打开罐笼，我摇摇晃晃地走了下来，当我踏上地面的那一刹那，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地面是如此的坚实。我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地面的空气也是如此的香甜。给我开门的师傅说：“小伙子，你都在井下待了46个小时了，真不容易。听调度说联系不上你。但是有一个人呀却一直在那里等你，不论白天黑夜，她在回去做饭的时候会交代我，如果你上井了一定要告诉她。”然后，他用头示意我。顺着他指示的方向，我看见远处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苍老的身影，直直地站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我的母亲。 我一步一步地走过去，走向母亲站立的地方。等慢慢地走进了，我轻轻地喊了一声“妈”，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而母亲的脸上却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她只是轻声地对我说：“儿子，你饿了吧？快些回家，妈给你做了饭菜，饭菜都在锅里热着呢。” 听到这句话，我的鼻子有些发酸，强忍着没有哭出来。我快步地走到前边，母亲则在我的后面跟着，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回了家。 路上，母亲没有问我一句话，我也没有和她说一句话。回到家，我快步来到了厨房，一锅的热水，蒸笼里捂着白米饭、红烧排骨和青椒土豆丝，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我把这些饭菜统统地端到了桌子上，母亲拉过板凳，坐在我的旁边，看着我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完，少见地没有让我慢点吃。 在以后长达几十年的工作生活中，我遇见过无数次的风浪。每一次让我感到心惊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那次遇险，总是会想到母亲的那句话：“儿子，你饿了吧？快些回家，妈给你做了饭菜，饭菜都在锅里热着呢。”七年前，当母亲离开我的那个时刻，我知道，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走了，锅里再也不会有母亲给我留的热乎乎的饭菜了。 作者简介：梅雨墨，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集《飞雪千年》《华美的爱情》。文学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安徽文学》《山东文学》《读者》《青春》《奔流》《青海湖》《散文选刊》《西部散文选刊》《美文精粹》《中学生阅读》《宝安文学》《中国文化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教师报》《海口日报》《知识博览报》《城市金融报》等，并有多篇作品入选各类选本，荣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中国散文学会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人民文学》第八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海内外游记征文三等奖等各类奖项数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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