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师供给部 从党校回师部后没几天便接到任命，调我到师供给部当政治部主任。供给部没有政委，主任就相当政委的角色。 离开师里的这段时间，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重点打击华北八路军，对晋东南地区加紧了“围攻”、“扫荡”。我一二九师部队和根据地人民进行了大小战斗百余次。国民党也不断搞“磨擦”。我党我军针锋相对，进行了反“磨擦”斗争，对反共顽军朱怀冰等部给以打击。 坦率讲，我不愿留在北方局党校或总部机关工作，还是希望在战斗部队从事军事工作。没想到事与愿违，回来却要干后勤工作。但组织意见已定，我只好走马上任。 一二九师供给部是个大摊子。红军改编以后，我们能从国民党政府那里领到一些军饷和军需物资。到太行山以后，我们陆续收到一些物资，主要是弹药、服装、医药和工兵器材等。部队携带不了的，就藏在群众家或深山密林中。战斗频繁，消耗很大，靠国民党政府的供应显然不够，且很不及时；我军的补给很大一部分要靠自己筹措。后勤供应工作显得相当重要。 我提前已经了解到，师供给部的兵站、仓库、医院和物资散在各地，经管保存得不好，损失不少，加之敌人“扫荡”破坏很大，需要整顿。供给部机关驻在师部附近的涉县束堡镇，部长施作林是位红军干部。政治部机关人不多，有组织科长邓易非、宣传科副科长黄自强、政治部秘书魏民思，还有保卫科长、民运科长，名字记不住了，各科还有几个干部。 我先熟悉情况，到各单位走走。供给部分布在方圆数百里，我选择了一些重点单位。 我骑着马，由一名干部陪同，看了被服厂、军械修理所和一些仓库。仓库储存的物资多为粮食、棉花、土布，也有不少枪被、弹药、生产机器、油料和用于照明的煤油，还有核桃、花生、柿饼、山枣、药材等各种山货。我还看了些生产作坊，如粮坊、油坊、染织坊等和小店铺，接触了干部、战士和工人、民工。 跑了一些地方后，发现不少问题。有些干部事业心差，不关心工作，贪图安逸，部队管理松懈，存的枪支全都生锈了。跑的地方越多，越发现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跑了一个多月后，路过师部，我顺便坦率地向刘师长和邓政委汇报了情况和看法。 师供给部长施作林对我有意见，怪我没和他商量；财务处长同施作林思想一致，帮施说话，反对我的意见。刚到一个新单位，主官之间就发生矛盾，这是我不愿看到的，可我也很固执，不想为了表面团结而损害工作。师里调査了解情况后支持了我的意见，施作林被调走了。不多久，他叛变投敌。 在刘、邓首长支持下，我着手对供给部进行整顿。 我首先把所有基层单位党支部建立起来，原有的支部加紧健全，使支部生活正常化。为解决基层单位党员少的问题，半年时间内新发展党员70多名，特别在被服厂、修械所这些地方人员较多的单位，注意壮大党员队伍；清除了20多名贪污腐化分子，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大家；同时，表扬了一批优秀党员。 我又抓了干部战士的思想教育。后勤干部实行九天工作一天学习的制度。我们采取自修和上课的方式组织学习。学习材料主要有《联共党史》、《中国革命现代史》、《新民主主义论》、《大革命》等。 上课主要是讲《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国际形势报告提纲》等。坚持每天给战士上一次政治课，一次文化学习课，建立点名、讲话制度。后勤战线青年较多，约占人数三分之一。有青年团组织，分成了24个青年队，每队分三个小队。当时就有了发挥青年队“第二堡垒作用”的提法，青年队成为党支部有力的助手。再就是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后勤单位工人多，用工会组织把他们团结起来。 我还认真抓了俱乐部和救亡室工作。我认为这个工作很重要，是鼓舞士气、活跃部队的有效方法。有的俱乐部可以演出多幕剧，经常开展墙报、歌咏等活动，部队和地方人员都很欢迎。连队也建立了开晚会、搞会演、歌咏比赛等制度。不到半年间，供给部工作有了改观。 1940年6月，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指示进行了整编，把边区纵队供给部和师供给部合并，统一归师。虽然组织上有些紧缩，大小单位还相当多，计有供给部、监护连、供给学校、师直供给处、修械所、师直被服厂、军用经济处等33个，全部人数2055人。 8月20日，八路军对华北日军发动“百团大战”。由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一二九师部队在刘、邓首长率领下奋战于正太铁路之阳泉至榆次段，平汉铁路之元氏至安阳段，同蒲铁路之榆次至临汾段，白晋铁路之平遥至壶关段，以及邯（郸）长（治）公路等。 战役后勤由供给部保障，一般物资由各部队自己解决。部队在前线打仗，供给部夜以继日生产和调运军需物资。在战争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1940年秋收，我们产的谷子、麦子、玉米及大豆共51.7万斤，各种菜蔬如南瓜、萝卜、山药、辣椒等4.8万余斤。 9月10日，“百团大战”取得了第一阶段重大胜利，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大打击，也给国民党投降派当头一棒。甚至连国民党也说自己是“不游不击”，而八路军是“大游大击”。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八路军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日军，摧毁深入根据地的日军据点。由于日军已有准备，八路军在连续作战中过于疲劳，又缺乏攻坚手段，只攻下一座县城又得而复失，其余县城据点均未攻克。 10月上旬，日军调集华北境内所有能调遣的兵力，加上大批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我们做了大量迁移保存物资财产的工作，后勤战线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财务处的干部想方设法保存现金，转移时，专挑险路绝路走；在日军进攻存放两万余顶毡帽的窑洞时，毡帽厂的工人冒死将毡帽转移，避免了损失；埋藏资材，多数要挖新洞库，劳动很重很累，干部们都亲自参加；有的因为要严格保密，很多事干部都要亲自动手，而且越是黑夜、雷雨天，越是转移资材的好时机，越要行动。 11月中旬，一二九师取得反“扫荡”作战的胜利，各路“扫荡”之敌分别回巢。部队集中休整并进行总结。我写了一份报告，总结了供给部半年来的党政工作成绩、不足和经验教训。这份总结报告呈送了刘、邓首长。 令我意外和高兴的是，199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存档资料中竟然查到了这份总结报告。由于年代久远，字迹不很清楚了，但它能流传至今，也成了珍贵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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