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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很不公平、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资本论》第一卷（1867）和第三卷（1894）中，他分析和抨击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是对劳动者的剥夺，导致了劳动大众的绝对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分化，形成了尖锐的阶级冲突。他还从经济运行机制上就收入分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使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使得劳动者报酬被压低，使生产成果集中到资本家手中，造成了社会大众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一方面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另一方面社会消费能力不足，商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就会不断导致生产过剩。而每当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危机中，大量过剩产品被销毁，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由于企业破产倒闭而被消灭，通过强制破坏一部分生产能力的办法使供给和需求得到再平衡。但这只是暂时的缓解。危机之后，经济一旦复苏，下一轮失衡又会再度抬头并愈演愈烈，直至下一次危机爆发。 因此马克思认为，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与生俱来的社会消费能力不足，是导致周期性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进而认为，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和大众消费不足导致的生产过剩，构成了资本主义不可解决的根本矛盾。在他看来，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只能愈演愈烈，最后将导致整个经济制度崩溃。因此他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唯一出路，社会主义必然要顺理成章地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剥夺资本家，建立全社会公有制，实现全社会有计划地共同生产、共同分配，才能够根本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1867、1894）。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明显地具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性。第一，他的经济学分析继承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并运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能力将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发挥到极致，在经济学中建立了一座开拓性的里程碑。第二，他的经济学分析背后的道德批判和未来构想，吸收了前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这三者的结合，使他和恩格斯把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理论和学说也与人类思想史上所有其他学说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而并不像一些后来的学说继承者所宣称的那样，成为超历史的终极真理。 站在今天的时空位置，重新回顾一百多年前的这些论述，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马克思对当时经济体制进行的理论分析相当透彻。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的论断在提出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得到验证。从《资本论》发表后的1870年代到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国家发生了7次经济危机，平均每8—10年发生一次。在危机中，一方面社会下层群众的贫困和消费品匮乏加剧，另一方面大量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劳动者大量失业。尤其1929—1933年的危机特别严重，美国经济连续4年猛烈下挫，经济总量在1929—1933年期间萎缩了30%，失业率从3%猛增到25%。经过10年的萧条和复苏，直到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才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数据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即美国商务部普查局，1975）。 但另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崩溃的预言并未被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实。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史，没有沿着马克思预言的方向走向崩溃，反而在保持基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的积极成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转移支付体系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比较透明化、有利于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缩小了收入差距，形成了中产阶级占主体地位的社会结构。从而保持了经济继续发展，创造了今天发达国家的高度文明。因此，考察整个20世纪发达国家在收入分配和其他制度上的转型，对于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在20世纪，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基于马克思当年的理论构想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虽然做到了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却遭遇了严重的经济效率下降和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一系列弊病，在与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竞赛中处于下风地位。在中国，在改革前从1952—1978年的26年间，虽然保持了平均6%的经济增长率，但中间经历了几次因中央决策失误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包括“大跃进”期间的经济高烧，“三年困难”期间的大饥荒，“三线建设”时期的资源错误配置，“文革”期间的经济下降。其中尤以1959—1961年“三年困难”期间灾难性的大饥荒后果最为严重。 改革前的二十多年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非常缓慢，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时，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仅达到343元，而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133元。超过30%的农村人口（2.5亿）人均收入低于100元，处于赤贫状态。根据作者自己在改革前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和改革初期在各地进行农村调查的经历，农村中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避雨、家徒四壁的情况相当常见。这些情况佐证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现在有些人不顾历史，歪曲事实，否定改革开放，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为早已失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大唱赞歌，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背道而驰，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无可否认，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给绝大多数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这期间，中国从人均国民收入2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人均国民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增长了约10倍。但是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和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这不是靠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实践中，获取知识和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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